1936年2月20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杨靖宇、第二军军长王德泰、第三军军长赵尚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军长周保中联合东北反日民众军、汤原游击总队、海伦游击队等抗日武装负责人，联名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宣言》，宣布：为进一步巩固抗日军队的组织，统一抗日军队的行动，“改革抗日军队的建制，废除抗日军一切不同的名称，全部一律改称为东北抗日联合军第一、二、三、四、五、六军及抗日军XX游击队”。并表示“昨天的国贼----日本间谍，如今天能痛改前非，在今后决心为中华祖国的独立、民族的解放而尽力，投入联合军者，我军则既往不咎，并与之今后抗日对策上相互提携。”

    宣言的发表，让抗日联军这一称呼不胫而走，让奋战四年多的东北抗日军队纷纷响应。联合抗日、一致对外，代表着东北三千万父老的心声。在抗日联军的战旗下，为驱逐日寇、光复国土，无数的抗日志士团结起来，在已苦斗近五年的情况下，又与日寇血战九年，以十四年之久的浴血坚持，直至日寇投降，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武装抗日，派出一批共产党员到东北，组织领导各地抗日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开辟了广阔的游击区域，人数最多时曾达55000余人，不断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按照宣言精神，党在东北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其中包括一部分接受中共领导的抗日义勇军，统一改编成抗日联军，在黑土地上浴血奋战，与日寇生死相搏，铸就了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伟大抗联精神。

    1935年2月15日，在长征路上，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陕西省安定县瓦窑堡开始举行政治局会议。23日，通过《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和“扩大红军”的方针；同时，提出了抗日游击战争在战略上的重大作用。25日，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1936年2月5日，魏拯民到达宁安县镜泊湖北湖头第五军军部的当天，就向第五军军长周保中、中共宁安县委书记张中华等人传达了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决定：改编东北抗日军队建制，成立统一的抗日联军。撤销满洲省委，成立中共哈尔滨特委和中共奉天特委，分别领导南北满的地下党工作；在四大游击区里，成立四个省委，即：南满省委、东满省委、吉东省委和松江省委，分别领导各大游击区的抗日联军部队；哈尔滨、奉天两个特委和四个省委不发生关系，但只是过渡性的；四个省委和两个特委均由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接领导。”

    为落实代表团的决定，魏拯民和周保中深入讨论了改编为抗日联军之后，东满、吉东游击区的协同作战问题，一军、二军、三军、四军、五军的联合行动问题。魏拯民分析到：“目前，我东北战场虽然形成了四大游击区，但是，这四大游击区之间互相隔绝，不通信息，没有联络，不能配合作战，这种现状阻碍了游击战争的发展，必须迅速改变。我东满游击区位于吉东、南满、北满游击区的中间，负有贯通各游击区联系的责任。拯民和二军的全体同志决不辱使命，一定要打通东满游击区和南满游击区的联系，进而实现西联南满，北与吉东和北满联通的战略计划，使四大游击区连成一体，凭借着长白山、完达山和小兴安岭，开辟广阔的抗日游击战场。”

    周保中听了魏拯民的话十分欣喜，向魏拯民介绍了1936年1月20日二军、五军党委特别会议对联络三军和四军所做的安排。计划以五军活动在穆棱的各连为基础，二军东部部队和五军的一部，向穆棱集中。然后兵分两路：一路向东南，出兵东宁以开辟新游击区；另一路北进密山、勃利、依兰，与四军取得联络，协同四军作战，再和依兰、方正一带的第三军取得联络。

    他说：“魏书记，你的计划和吉东特委的设想不谋而合。最近几个月来，我们和二军已多次进行联合作战，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德泰同志派来北征队，现在吉东一带活动，屡立战功。德泰同志派学忠同志到濛江联络一军，打通了和一军的联络。学忠同志说，杨靖宇军长和宋铁岩主任也认为东、南满游击区要联络贯通协同作战。德泰同志还派出西征队，意图打通和北满的联络，可惜行动被阻，转而在敦额两县创建了新的游击区，也取得了很大战果。德泰同志几天前奔赴敦额一带领导二军和五军部队进行战斗。我们已经达成了共识，解决各大游击区的联络，是发展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需要，是全东北夺取抗日战争主动权的问题。二军先行一步，使吉东、东满、南满三大游击区连成一片，为四大游击区连成一片积累了经验，这为我们打通与四军、三军和北满各游击队的联系增加了信心。”

    抗日民族战争，是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之战。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的先锋。联合起来，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使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最终遭到了可耻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