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7月1日，东北抗联二军以军长王德泰的名义发表《致同胞信》，信中揭露日伪反动统治的罪行，概述了东北各族同胞在日伪反动统治下的深重苦难，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实行法西斯统治的暴行，号召广大民众实行总动员，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粮出粮，积极行动起来，共同抗日救国。这封信印成传单，秘密传递到安图、敦化、额穆、桦甸、抚松、长白、临江等地，一石激起千重浪，像夏日的火焰点燃了人们内心的愤怒，激发了群众的抗日热情。

    这时，魏拯民政委正在南满特委、抗联一军军部所在地金川河里，筹备召开东南满党和军队领导干部会议。王德泰从1936年4月初与魏拯民在抚松白水滩分开后，率领二军军部和第三师指战员，在抚松县各地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活动，并与抚松县一些义勇军、反日山林队取得联系，协同作战，扩大了抗日统一战线，开辟了广阔的新游击区。发表《致同胞信》，是宣传动员广大民众支持抗联二军、援助抗联二军的一声号角，引起了东南满大地的强力回声，抗联二军的战旗飞扬在白山松水。

    同是1936年7月1日，日本帝国特命全权大使南次郎和伪满洲帝国外交部大臣张燕卿发表《关于集团部落设置》一文。

    在前言中，日伪写到：“为了确立治安，使民匪分离，必须赋予良民以自卫能力，使贼不能涂炭和寄生于良民。满洲僻地之农民，大部分是二三家或五六家的小部落，散居在偏僻地区与山野间，形成了与匪共居的状态，即使较为接近于铁路与城镇的平原地区，也存在着没有集体防卫力量和统制力量的几十户不统一的零散现象。在这样情况下，他们不但得不到现代国民的生活与文明的教育，而且也为匪团提供了自由活动的余地。为了除掉这种不利，就要建设集团部落。”

    在建设集团部落的时期，日伪写到：“秋季期间进行建设，最好在九月中旬至十一月中旬。春季期间的建设，四月上旬至六月上旬为好。按以上时间进行建设是适当的。但因所有的住民都缺乏远大的眼光，尤其有许多人不愿抛弃已经住惯的故宅而不乐于搬到新部落中去。如果依照个人的要求，那就永远不能实现。因此，认为必要时，将不管如何，必须坚决地进行。”

    关于建设集团部落的位置，日伪写到：“匪贼时常出没或者是物资供应地点等警备要线；经济资源丰富的地点；易于警戒及自卫的地点；易于供水，且比较干燥的地点。”

    关于建设集团部落的次序，日伪写到：“首先在部落外围把铁丝网、土墙、水沟等建设起来。先建立对外防御设备，使部落的住民安心之后，再在内里建设其家屋。兹举一例：一是铁丝网、土墙及炮台等设备；二是建设部落办公室、自卫团室等共同建筑物及临时房子；三是建筑家屋；四是建设水井设备及其它附属建筑物。”

    关于所需经费，日伪写到：“集团部落之各种工程，是以部落住民的义务劳动来进行的，除主要防护设备及材料费外，其他经费一律不付。”

    关于警备要领，日伪写到：“为防共匪在建设开始时的破坏，故要在日满军‘讨伐’共匪的同时进行建设，同时在建设中须特别警备，使部落住民能安定；特别在匪徒严重的地方，需要在日军掩护下进行建设。在集团部落完全建成后，多数入屯者安下家后，即依保甲法组织自卫团，使他们担当警备，此外根据必要再布置治安队或者以满军的一部分加强警备；如匪情特别险恶时，可叫皇军驻屯。并且要完成完备的交通和通信设备，以便在发现匪情时，能及时求得满军的迅速救援。”

    为什么无数铁血忠魂要誓死抗击日寇的侵略？诗人田间告诉我们：“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敌人杀死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是奴隶。”

    在日伪的文件里，建设集团部落，不是为了民生，而是为了民匪分离，加强集体防卫力量和统治力量。这就赤裸裸的暴露出日伪以建设集团部落的方式来隔绝民众与抗联的联系，目的是加强法西斯统治。

    在建设集团部落的时间上，日伪文件认为适宜的时间正是秋收与春耕的时间，但是“认为必要时，将不管如何，必须坚决地进行。”这恶狠狠地规定，丝毫无视百姓的生存。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为了加强法西斯统治，日寇连一点遮羞布都不要，直接亮出了血淋淋的屠刀。

    日伪认为合适的集团部落建设地点，没有关心老百姓的生活便利与生存所需，只要有利防范和打击抗联就是好的选择。老百姓的就业、耕作、饲养都没有顾及，根本不考虑老百姓的死活。

    建设集团部落，先要修铁丝网、土墙、水沟，再修伪组织的办公场所，然后才修建老百姓的房子。当联系到所需经费的规定就可以看出，老百姓的房子是要自己来盖的。盖得起就有房子，盖不起就得住露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