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而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结束了左倾错误路线对红军的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和红军，拨正了中国革命前进的航向，是我们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已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史册。

    遵义会议虽距今已过去了九十年，但追忆往昔，怎不让我们感慨万千。左倾错误路线的瞎指挥，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左倾错误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看清了教条主义者的真面目，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来之不易。

    毛泽东在其选集的开篇之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明确指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在中国，要使革命能够取得成功，党领导的正确与否是决定我们能否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在我们党一百多年的历史中，既有过辉煌的成就也有过惨痛失败的教训，实践证明，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党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制定正确的方针路线，革命事业就能发展就能胜利，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同样的红军，同样的武器，就能出战斗力，就能打胜仗，相反，就必然遭受挫折而失败。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成为了世界上第一大党，且始终能够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就是因为我们党具有强大的自我免疫系统和超强的自我纠错能力，能够抵御各种“病菌”的入侵，守卫住党的肌体的健康，这就是支撑我们中国共产党能够勇往直前的强大动力，这个特有的功能，正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根本主要标志。

    中国革命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前进道路上不断地调整方向纠正错误的过程中才成长壮大起来的，再大的错误我们党都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把它纠正过来。从我们党经历的无数的挫折和教训来看，对党和红军危害最大的，应该说就是在党内统治时间最长的第一次王明路线，它近乎葬送了革命的前程。但最终还是被我们党内的正确进步力量把它纠正了过来。

    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的一切事务都要经过它的批准。所以那些吃过样面包的教条主义者们，便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已太上皇自居，拉大旗作虎皮来迷惑人，他们把革命导师在不同情况下说的话当成了灵丹妙药，用来指导中国革命，以为自己能背诵几句马列主义的只言片语，就掌握了宇宙间的一切真理，就有了高高在上发号司令的资本，由于他们刚愎自用，盛气凌人，脱离实际，排斥异己，凌驾于党和红军之上，不仅导致了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失败，还迫使其不得不进行撤离江西苏区而失去根据地依托的艰难的长征，他们的瞎指挥写下了在中国革命史上使红军最为悲壮惨烈的一页。

    教条主义者不仅完全不顾红军的实际瞎指挥，更是对红军指战员的牺牲无动于衷。当红军由出发地开始长征向湘西转移，去与二、六军团会合的途中，蒋介石已经看出了红军的意图，早已在沿途设置了四道封锁线，企图阻滞红军的前进。红军在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时已经伤亡惨重，此时的博古、李德却置红军的伤亡于不顾，仍坚持去湘西，在红军指战员全力拼搏突破了蒋介石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过了湘江之后，人员损失已经过半，使得红军由原来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到了三万多人，面对如此惨状和红军战士用生命和献血染红了的湘江，教条主义者们仍然执迷不悟，非要一条道走到黑，还要坚持往蒋介石早已布下的口袋里钻，在党和红军命悬一线的危机时刻，由于毛泽东的据理力争，力挽狂澜，和张闻天、王稼祥、朱德等人的抗争和支持，及多数红军指战员不断觉醒的压力，迫使教条主义者不得不在通道转兵改变行军方向，接受了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主张，使红军向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进军，避免了使已十分疲惫的红军与强大敌人做以卵击石的决战，保住了党中央的安全和红军的有生力量。

    红军好不容易行进到了遵义，此时党内的大多数同志对错误军事指挥的容忍度已经达到了爆发的临界点，红军总司令朱德掷地有声的“再这样下去，我们就不能跟着走了”的呼声，更是说出了全军指战员的心声。党内大多数同志要求改变错误领导，广大红军指战员也强烈要求毛泽东出来指挥和领导红军，此时的左倾错误指挥已经是大势所趋走到了尽头，全党纠错的时机已经成熟，在此情况下，教条主义者不得不顺应党心军意，同意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红军的下一步行动。在决定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会议果断地对左倾错误军事路线按下了停止键，取消了李德的军事顾问和三人团，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挽救了党红军，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保证了党和红军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经过了十四年的艰辛探索，才找到真理的结果，它标志着一个全新的，有毛泽东参与领导党和红军的中央最高决策领导层的形成，和中国共产党人真正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始，开始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遵义会议无疑是党的历史上一次比任何会议都重要的会议，遵义会议功不可没，永载史册。

    挽救了党和红军

    自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就开始了在全党的统治，他们用马列主义的词句吓唬人，不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生搬硬套苏联革命的作法，以为复制了苏联的经验，中国革命就能成功。为此，他们让吃过“洋面包”的人掌握了党中央及各根据地的领导权，以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排斥打击毛泽东等没有留过洋的人，从而拉开了导致党和红军失败的序幕。左倾路线在党内四年的统治，使革命力量几乎损失殆尽。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失败，在党和红军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而召开的一次特殊会议，由于它结束了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使党和红军获得了新生，尤其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使中国革命走出了低谷，无疑是一次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会议。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仅在于它领导的正确，更在于它能够及时的纠正自己的错误。遵义会议就是广大红军指战员的不断觉醒，我们党经过了正确与错误的对比，在逐步认识和看清了左倾错误路线的面目后，敢于破除迷信打破精神枷锁的一次自我革命。在会上，多数犯了左倾错误的同志，通过对比，也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由于与会的绝大多数同志的力争，最终得以使毛泽东入围了中央政治局，这无疑给了以他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方在中央最高层一个参与决策表达意见的一席之地。如果犯了左倾错误的同志仍然坚持错误，那会议的结果就不可想象了，如果把毛泽东排斥在中央领导层之外，遵义会议就是没有丝毫意义的会议，党和红军的命运就掌握在了蒋介石的手里，红军被剿灭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不要说能够胜利到达陕北，出不了贵州就会被敌人剿灭。即使不被蒋介石消灭，也会成为张国焘个人的军队，中国革命就会前功尽弃。会议决定由洛甫代替博古成为了党的总负责人，解除了洋顾问李德对红军的指挥权，取消了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入围政治局成为了常委，尽管当时没有明确的分工，但会后中央常委在分工时，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就奠定了他在党内、军内的核心地位。

    中国人自己决定自己命运

    遵义会议又是中共历史上一次特殊的会议，说它特殊是说它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没有经过共产国际批准就变更了主要领导人的会议，而且在会上竟还把唯一一位参加会议的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也赶下了台。要说此举真可谓捅破了天，丝毫都不为之过。然而，正是这一个“过”，它却让为李德、博古的瞎指挥付出了巨大牺牲代价的广大红军指战员们为之欢呼雀跃，欢欣鼓舞，因为他们终于期盼和看到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结束，和毛泽东又重新回到了领导指挥红军的岗位，红军从此也就不再打哪些被动窝囊的消耗战了。更为重要的是全党大多数同志都已清醒地认识到了这样一个基本的道理，这就是：中国的事情不能依赖于外国人，必须得靠中国人自己；也看到了这是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日臻成熟，已经能够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独立处理自己内部事务和掌握自己命运的开始。

    从物理学的原理来讲，质量越大，惯性就越大。然而，对于由共产国际这个“助产婆的接生”才来到世间，不但已对其形成了依赖、且还一切都唯其马首是瞻的中共来说，在一下子没有了这个“紧箍咒”的约束时，视乎人人都觉得轻松了许多。但是，在这个轻松的背后，凸现出了一个失去了依赖的“真空”时，又反倒使一些人觉得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多少有一点“不习惯”、“不自然”，部分人出现的一些“不适感”便随之而来。这种“症状”的表现在遵义会议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不仅在中央领导层中一些人的心里多少都有一些忐忑不安，产生某些想法和担忧，甚至在个别军团一级领导人中还出现了一些埋怨和牢骚的情绪。

    部分人思想上的这种“不适症”有一定的代表性，已影响到了红军的行动，尽管中央在不断地纠正左倾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也扭转了被动不利的局面，但对处于异常困难又孤立无援情况下的中共及其领导下的红军来说，面对敌人的追剿，和中国革命要取得最后胜利还有如此遥远艰辛之“路途”，多么希望背后能有一个强大的“靠山”给予帮助、支持的愿望和心态，仍是较普遍地存在着的。即便是在当时军事斗争形势已明显好转的情况下，那种失去了依赖的躁动和不安情绪依然很难消除，这就促使着毛泽东等人不得不对此早日计议，尽快地想办法打通与共产国际之间的一切联系，及早填补上这一个“真空”。当然，个别人对毛泽东的不信任情绪也夹杂其中，则另当别论。

    1942年11月21、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说：十年内战时期，有马列主义对非马列主义的斗争。遵义会议以后，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是比较正确的，但党内还有很大的缺点，党内产生了一种自由主义坏倾向。遵义会议以前，在党内关系问题上，主要偏向是过火斗争，遵义会议以后，党内的主要偏向是自由主义，而不是过火的斗争。

    对于遵义会议决议的落实是在会议之后，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移师北上，经桐梓、松坎，一月底渡过赤水河西进，2月5日，当中央行军到云贵川一个鸡鸣三省的地方，中央政治局在此开会，会议根据毛泽东在会前同周恩来提议变换中央领导的问题，讨论中央常委的内部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博古便才将装有中央文件的皮包交给了洛甫。

    3月4日，中央军委又决定，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