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作者在中共南通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和南通市金融学会于2024年9月27日举办的《红色金融家朱理治》一书出版座该会发言的基础上撰写而成。

《红色金融家朱理治》出版座谈会现场

    首先，我代表朱理治的后人，向南通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和南通市金融学会精心筹划举办《红色金融家朱理治》一书出版座谈会，沈雷副书记代表市委市政府莅临会议并致辞，表示衷心感谢！向抽出时间出席，尤其远道前来出席会议的各位嘉宾，表示诚挚谢意！向费尽周折策划、编辑、出版《红色金融家朱理治》一书的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特别是责编李季等同志，表示由衷感激！

    1993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为我父亲在金融工作方面的遗稿出版过一本书，名叫《朱理治金融论稿》。这些文稿是他在1941年至1943年担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以及1949年担任东北银行总经理兼东北人民政府总会计局局长期间撰写的文章、讲话、报告，一共18篇，约7万字。其中大部分文稿，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延安地区分行提供的，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为这本书题写了书名，原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袁宝华作了序。那本书出版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举办过出版座谈会，邀请很多延安时期和边区银行的老同志出席。1997年我父亲诞辰110周年时，那本书又增加了有关他在上述两个时期的传记片段和一些专家学者撰写的关于他金融思想的论文，被纳入由中共党史出版社编辑出版、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宋平同志题写书名的《朱理治小丛书》。那本书虽然有两个版本，但都以他的金融思想为主线。而今天座谈的这本由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不久前出版的《红色金融家朱理治》，则是以他的金融实践为主线的。

    刚才，我听了各位嘉宾的高水平发言，特别是余永定、张宇燕两位学部委员的精彩演讲，颇有感触，深受启发。我在金融学方面是外行，对党的金融史也缺少研究，只想借此难得机会，谈谈我父亲的家乡——南通所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他在陕甘宁边区银行工作中表现出的钻研、求是和担当精神之间的关联。

    我父亲首先是一个革命者，一个共产党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仰者。他曾多次对我说过，1926年他由江苏省立第七中学（今南通中学）考入清华大学后，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天天钻图书馆，从曾国藩家书到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什么书都看，但越看越糊涂，感到茫然无绪。与他同宿舍的余冠英是文学系学生，江苏扬州人，当时是清华地下党支部书记。他看我父亲是个有志气的青年，说你想追求真理，我这里有两本书是真理，但实行起来有危险，不知你敢不敢信。我父亲说，只要是真理我就敢信，杀头也不怕。于是，余冠英给他看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我父亲看后顿时感到豁然开朗，确信自己找到了真理，并在余冠英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在后来的革命生涯中，他无论遇到对敌斗争的生死考验，还是身处党内斗争的利害选择，对党的忠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当初选择的人生道路，从未有过丝毫的动摇和犹豫。

    我父亲家乡余西镇的余西小学是他幼年读书的学校，也是他1928年由清华大学到上海寻找党组织未果，回到家乡以教员身份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的学校。2008年，南通市委市政府为了纪念他，将这所小学更名为通州市理治小学。2010年，余西并入二甲镇，理治小学与二甲小学合在一起，组建了南通市理治小学。2012年，理治小学又被命名为理治红军小学。学校为了在学生中开展学习革命前辈的活动，希望我能将我父亲的精神作一个简要概括，于是我总结出了四句话，即：追求真理的坚定信念，忠诚祖国的赤子情怀，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廉洁正直的人格风范。我认为，他的这些精神既是他用自己一生磨练出来的，也是在我们党的精神大熔炉里淬炼出来的，是我们党的精神的组成部分。同时，我认为他的这些精神也是受南通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养育和熏陶的结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①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根。我想，我父亲之所以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一辈子，之所以能拥有共产党人的品格气质，之所以能在陕甘宁边区银行任上表现出钻研、求是、担当的精神，追根溯源，都源自南通的深厚文化底蕴。

    ①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该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页。

    我父亲1907年出生于南通县余西镇一个三代行医的中医世家。他们以忠厚为本，医术高超且医德高尚，但因时常接济穷人，故家境拮据。我父亲的私塾先生王小楼是张謇的干儿子，看他聪明好学，是可造就之材，便在他初小毕业后，安排他上了南通师范第一附小读书，同时请自己的好友，也是我父亲的远房亲戚给予资助。后来，我父亲考入公办的江苏省立第七中学，主要创办人正是张謇。该校的校训“诚恒”二字，是他亲自订立和书写的。我父亲从出生到1926年考入清华，在南通总共生活了19年，已经成长为一名青年。所以，他为人的品德、品格、品质、品行，基本上是在南通形成的。

朱佳木

    南通历史悠久，人杰地灵，近代更是中国民族工业、师范教育的发祥地，拥有近代中国第一座博物馆、气象台，第一所民立师范学校、戏剧学校、盲哑学校，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张謇是清末状元，也是一位具有新思想和广泛影响力的近代实业家、教育家。他的一生顺应时代潮流，以天下为己任，关心国计民生，立志实业救国，讲究个人操守，给南通文化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南通还出过一位曾任教北洋法政学堂的近代爱国学者和革命志士白雅雨，他在辛亥革命中做过北方革命军参谋长，起义失败后不幸被捕，临刑时坚决不跪，表现出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革命气节。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便是他的一名学生。所有这些历史和人物，构成了南通既崇尚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求实，又倡导革新、变通的特色文化。从我父亲的一生，尤其在陕甘宁边区银行的实践可以看出，这一文化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的确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我父亲在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任上表现出的第一个精神是钻研的精神。

    关于我父亲1941年3月被任命为边区银行行长这件事，边区银行的老同志在回忆文章中是用“临危受命”四个字形容的。这个“危”，主要指的是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断供封锁给边区军民生存造成的危机。1936年底西安事变后，国共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此后，由国民政府向他们承认的八路军部队发放经费，加上海外华侨和后方进步人士的捐款，大致可以满足边区百分之50—百分之80的收入需求。但国民党顽固派在1939年年底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开始扣发、拖欠八路军经费，而且限制国内外援助款项汇入边区；到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更是变本加厉，全部停发了八路军军饷，还在边区四周增设关卡，扬言不让一粒米、一尺布进入边区，妄图把边区军民困死、饿死。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决定开展大生产运动，独立发行边区货币，并委任原本由豫鄂边区奉命回延安准备出席党的七大的我父亲出任边区银行行长。

    我父亲虽然上过清华经济系，但由于很快参加了革命，一年后又离开了清华，所以基本没上过多少专业课，更没学过金融学。在后来的革命活动中，他大多做的是白区的地下工作、根据地的领导工作、友军的统战工作、军队的政治工作，也没有机会接触经济工作。然而，他到任银行后不久，便很快弄明白了边币与法币的关系，并写出了《边币的根本问题》《发行与推行边币的体会》等文章。张宇燕同志在《实践出真知》一文中指出：“这两篇文章涉及货币金融学中的几乎所有核心问题。如通货膨胀、货币流通、汇率与外汇管制、货币发行的政治经济学、货币经济与实质经济、进口替代等等，以及被主流货币经济学家们无意或故意忽略的问题，如铸币税，特别是独立的财政货币管辖区之间的货币竞争问题。不仅如此，许多命题或理论，都是他独立提出并且最早或较早加以实践的。”①是什么原因使一个既没有学过金融学又没有从事过金融业的人，却能在较短时间里掌握金融学基本知识并用以解决边区金融实际问题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不说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我父亲精神风范的塑造。

    马克思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②毛主席在延安说：“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就是不懂。”③“看不懂的东西我们不要怕，就用‘钻’来对付。在中国，本来读书就叫攻书，读马克思主义就是攻马克思的道理。”④中国古人也一直推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人生态度，儒家还把“格物致知”作为士大夫修身的起点和基础。可见，无论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主张人们对于不懂的东西要虚心学习，而且一定要用探究、钻研的精神去学，力求真正弄懂。从我父亲在边区银行的实践看，他正是这样做的。据他回忆，在接手边区银行工作后的头一个月，他先是集中精力看书，如看《资本论》《论国家银行》和《货币信用论教程》等，不懂的地方就向当时在延安的经济学专家王学文、王思华、丁冬放等人请教；然后，带队到基层调研。正是这些做法，使他比较快地了解了金融方面的基本知识、马克思主义的金融理论，以及边区金融问题的症结所在。

    ①《红色金融家朱理治》，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35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 24 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50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1页。

    我父亲在边区银行行长岗位上表现出的第二个精神是求是的精神。

    余永定同志在为《红色金融家朱理治》一书写的序言中说：他上初中时看到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我们中许多人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因此，教哲学的、经济学的、政治学的、军事学的，都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问题，结果，“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①他说：从那时起他就开始好奇什么是“边币和法币”，就希望有人给他解释边币和法币，但始终不得其解。直到后来看到《朱理治金融论稿》，才找到了答案。他写道：“朱理治的文章，看上去很平实，并无惊人之语，但却高度体现了‘理论和实际统一’的原则。”令他感慨的是，他“作为一个受过严格经济学训练的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和从事了40余年经济学研究的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即便以十分挑剔的审视眼光，我竟然无法在朱理治80年前写的文章中找到任何逻辑上的问题。相反，我认为朱理治的诸多观点，完全可以编入现代货币政策理论的教科书。”他接着写道：“朱理治仅仅在清华大学受过不到一年的经济学教育，却能出色解决稳定边币、确立边币在陕甘宁边区唯一货币地位的问题，这充分说明了‘理论和实际统一’的无往而不胜的力量。朱理治的金融思想充分显示了他善于从实际出发，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的特点。”②

《红色金融家朱理治》封面图

    前面已经说了，我不是金融学的学者，但我通过当初参与整理我父亲的金融论稿，感到他的文章把边币和法币的关系解释得确实非常清楚，对我理解今天人民币和美元的关系确实很有帮助，确实像余永定同志所说的那样，他的文章“高度体现了‘理论和实际统一’的原则”“充分显示了他善于从实际出发，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的特点”。

    在我父亲的18篇金融论稿中，陕甘宁边区银行时期的金融论稿共有16篇，其中涉及边币问题及其对策的有11篇。这11篇文章归纳起来，论述的主要是四个问题：一是边币的本质。他指出，边币与过去银行发行的光华商店代价券不同，它不再是法币的辅币，而是独立发行的本位币，因此需要稳定自己的币值，维护自己的信用。二是边币发行与促进边区生产的关系。他指出，边币能否稳定的关键在于能否与边区商品数量相平衡，商品少而货币多，币值肯定要下跌。但要促进生产又不能不靠发行，不能不向工、农、运输业放款。同时，要维持边区机关、学校、部队的开支，也不能不靠发行弥补财政赤字。因此，一方面要超发货币，支持生产，增加商品量；另一方面，要减少财政上的不必要支出，不使超发过多，以稳定物价。三是边币发行与出入口贸易的关系。他指出，由于边区需要的布匹、棉花、文具、烟糖、药品等商品，原来都要依靠进口，而边区能出口的大宗商品只有盐，导致对外贸易入超，法币需要量大，边币价格下跌。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促进棉花、布匹、文具的自产，增加进口替代；同时，限制或禁止香烟等非必需品进口，统制食盐等主要出口物资的销售，把外汇集中到政府手中。四是边币与法币的关系。他指出，由于法币在边区之外也能用，且币值比边币高，因此，许多老百姓手中握有法币，实际上存在边法币的黑市交易，偏远地区甚至流通法币、拒用边币。于是，有人，主要是私商，主张边币、法币共同使用；也有人，主要是政府人员，主张禁止私藏私带法币。对于这些主张，他都不赞成，而是主张一方面由政府发布公告，严禁和惩罚使用并私下交易法币的行为；另一方面，建立边法币按行市公开挂牌交易的货币交换所，以此方便进出口商人和老百姓出入边区时切换货币，使黑市转明。不难看出，所有这些论点和对策，都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边区金融问题给予的科学解释和理论说明，都是坚持“理论和实际统一”原则的结果。

    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8页。
    ②《红色金融家朱理治》，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2、3、13-14页。

    我父亲坚持“理论和实际统一”的原则，还表现在他对边区金融体系和网络的构建，对边区银行作为国家银行职能和规章制度的完善。正是在他担任边区银行行长期间，陕甘宁边区银行除了发行边币，还开展了存放款、汇兑等业务，使其成为既有中央银行特征又兼理商业银行业务的新民主主义国家银行，摆脱了“财政的出纳机关”和“建设的会计科”的地位。在此期间，边区银行总行设立了行务委员会，聘请专家组成了顾问团和担任法律顾问，机关内设了4处15科，由后来的五六十人扩大到100多人，而且一半多人是从各学校招收的具有高中以上学历的知识分子；分区的分行也由过去的3个增加到5个，并在全边区23个县都设立了办事处，还建了30多个集镇的货币交换所。另外，为了给银行建章立制，成立了条规起草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存放款、汇兑、现金出境、货币交换、法币管理等20多个章程、办法、条例、法令。所有这些，为形成边区银行和金融体系打下了坚实基础，有力回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经济封锁，支持了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银行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正如边区银行的老同志所说，我父亲任职边区银行行长不到两年，“却为边区的金融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大家一致认为，朱理治行长领导的那段时期，是边区银行的黄金时代”，他鞠躬尽瘁、无私奉献、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实事求是、勇于探索、努力按客观规律办事，是“一位在领导艺术上颇具魅力的老行长”。①

    恩格斯说：“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②列宁说：“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③毛主席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④为了说明这一原则，他借用了古人讲的实事求是，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⑤另外，我国古人也总是强调“知行合一”“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从我父亲在边区银行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他所遵循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解决问题重要原则，继承的正是中华优秀文化的传统。

    ①《红色金融家朱理治》，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75、96、10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0页。
    ③《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8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我父亲在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任上表现出的第三个精神是担当的精神。

    早在中央提出让我父亲接任边区银行行长一职时，他就一再推辞，不愿意接受。这倒不是他怕困难，而是担心与当时领导边区的中央西北局主要负责人处不好关系。后来，中央作了决定，他只好服从，同时写下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和“一切照真理办事”两句格言，用以勉励自己，做好了被撤职查办的精神准备。过了不到两年，那位负责人果然找出借口，给他扣上了“金融本位主义”和“对西北局闹独立性”的帽子，撤了他的行长一职，并将边区银行改由边区财政厅领导，把原来隶属于边区银行的光华商店也划归了边区物资局。但即便如此，他仍然以大局为重，一边接受批判做检查，一边帮助继任者完成了他草拟的《陕甘宁边区银行条例（草案）》的定稿和颁布，召开了为期半个月的农贷座谈会，向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写出了1942年第四季度法币变化情况与处理办法的报告，还为边区政府起草了1941至1942年度报告的金融工作部分。他的这种顾全大局和对党的工作负责到底的作为，兑现了他当初就任边区银行行长时许下的“一切照真理办事”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诺言，体现了我们党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和中国古人所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担当精神。

    边区银行的老同志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面对种种复杂原因促成的不公正待遇，“朱理治同志一方面委曲求全，忍辱负重，另一方面则坚持原则，决不人云亦云，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光明磊落的博大胸怀”；他“既不盲从，也不推卸责任”，“这种忍辱负重，刚正不阿的品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被免职的情况下，“仍以大局为重，一边做检查一边还协助”继任者工作，“履行了一个金融工作者的崇高职责，不愧为金融工作者的榜样”。“当我回首往事时，不禁为朱理治同志被不公正地免去边区银行领导职务而感到惋惜。”①从他们这些评论也可清楚地看出，南通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对我父亲身上这种担当精神的影响。

朱佳木一行调研通州区规划馆

    今天距离我父亲担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已长达80多年，他那时有关金融问题的见解和做法，许多已经不再适用于今天的实际情况。但是，他在边区银行行长岗位上表现出的钻研、求是、担当精神，仍然是值得提倡、需要发扬的；那个时期金融工作的基本经验，也是值得认真总结、加以借鉴的。今天，美西方反华势力捡起当年国民党顽固派封锁我抗日根据地的那套老办法，对我大搞“脱钩断链”、极限施压、操纵汇率、制裁银行，叫嚣不让一件高科技设备和产品、一项高科技技术进入中国，妄图卡住中国的脖子，遏制中国的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②在这个大背景下研讨我们党的金融史和金融思想史，总结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的金融工作经验，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为迎接上述考验所做的准备。80多年前，我们在力量弱小的情况下尚且能战胜国民党顽固派对我们的封锁，今天，我们有了新中国75年打下的坚实物质基础和积累的丰富经验，更能战胜美西方反华势力对我们的各种打压，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再过3天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谨祝各位国庆快乐，身体健康！

    ①《红色金融家朱理治》，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94、99、109页。
    ②《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編》，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