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和“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了表彰大会，并一起照了相。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陈瑞生被中共中央组织部授予“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到现场参加表彰大会的只限于80岁以下的，为了保护老同志的身体安全，80岁以上的就未参加现场表彰大会。今天上午，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育长张忠军、离退休干部局副局长谭荣邦等同志专程到陈瑞生家看望，并由张教育长亲自把“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证书颁发给陈瑞生。十二党支部组织委员靳景美也参加了此次活动。

    下面发几张照片给大家看看。

    瑞金是1949年8月23日解放的。那天在高丘过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15年前的红军。当我看见他们的时候，我心里是多么的高兴啊！15年的漫长岁月，虽然父母亲在我头脑里并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但潮陂头的奶娘和奶奶常会说到我亲生父母的名字和他们的一些故事。白发奶奶给我说过：

    “你爸爸住在主公庙里，你妈妈那时在福建长汀工作，离我们这里不算远。也常回主公庙里住。你就是在这座主公庙里出生的，是红军医院傅院长接的生。你妈妈生下你后没有奶，才把你送到我们家，让你阿妈喂养你。你爸爸是红军的大官，得病了，到我这里来休养。在那座空荡荡的旧庙里住。有一个誓卫员和一个勤务员陪着他。你爸爸常到村子来看望你，还经常同老表们聊聊天，出些点子怎么把潮陂头建设好。老表们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点子王。”

    据我奶娘说：“你爸爸很会做群众工作，全村几十户人家的青壮年，都被他动员去参加红军或当担架员、挑夫去了。你爸爸是个红军的大官，可一点架子也没有，真和我们老百姓心贴心呦。”

    十五年的光阴，漫长、漫长的。我经常思念我的父亲母亲。总是盼望他们早点回来。

    自打那一天，潮陂头的阿爸对我说：“你爸爸回来了，你不要乱跑，也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任何人。”我就静静等待着。但不久就我就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省军区布告”，这就更证实了我阿爸给我透露的消息是可靠的。

    虽然陈文魁说，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多得是，不要高兴太早了。你还是乖乖地干活去吧！

    我当时点点头是应付他。其实，我坚信我阿爸的消息是真的。我宁愿信其有，也不愿信其无。即使我的亲生父亲不是布告中的这个“陈正人”，红军回瑞金来了这是铁的事实。任何一个已经懂事的孩子都会本能地去找自己亲生的父母。这个想法，在我内心里是铁定了的。

    我听阿爸的话，别乱跑，耐心等待吧！

    一天，我在田里锄豆草，抬头一看，一个拿着油纸伞的人，走进了高丘村。

    我回家吃过午饭后，照常到祠堂的长条板凳子上睡午觉。

    到了下午两点左右，我习惯地扛着锄头准备到豆田去锄豆草。养父陈文魁对我说：

    “瑞生，你不要下田了。县里派人来找你了。说你爸爸陈正人派人接你回南昌去。”

    我暗暗的窃喜！但表面上我仍然很平静。

    晚上，养父陈文魅和养母一起，到我睡觉的房间，端着花生和糯米条让我吃。这是十年中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这真叫我受宠若惊。他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我一时看不清。陈文魁开口了：

    “瑞生，你是一个贵人，命好，将来你会福星高照，前途无量啊！将来如果你做了大官，不要忘了我们。怪我们没眼量，没有好好照顾你。你宰相肚子里能撑船，望你原谅我们吧！”

    高丘养母也对我说：

    “十年了，好容易把你养这么大，脚根刚硬，你就要走了。我们真是舍不得你走啊！”然后 ，她让我吃花生。把花生端到我跟前。其实，这花生就是我种的，我除了吃过生花外，从来也没有吃过她抄熟的花生。

    陈文魁还对我说：

    “你回去要对你爸爸说，你已经高小毕业了。看看你有什么话要说？还有什么要求？”

    “有。”

    “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我要回潮陂头，向我的阿爸阿妈告别。向潮波头所有的亲人告别！”

    “行。快去快回！明天一打早就去，当天下午回来。后天，从高丘出发，再到县里去。”

    第二天我一打早就回潮陂头去了。那时，我第一次有一种解放感！幸福感！

    我一到潮陂头，就看到一大堆人在我们家门口七嘴八舌的在那里议论什么。我奶娘赶快拉我上二楼。让我在圆窗户下蹲着不要说话。

    但我通过圆窗户既可以看见人群中的人，也可以听清他们说的话。

    “龙指导员，为什么瑞生的爸爸不亲自来接瑞生呀？”

    “陈政委实在太忙。这不是派我带着他写的亲笔信给宋元注大哥来了吗？”

    “指导员，不要怪我们为难你。我们是生怕出什么差错，到时候我们不好向老陈交待啊！”

    “不会的。老宋啊，你不是熟悉陈政委写的字吗？这是他亲自对我交待的，一定要把信亲自交给宋大哥啊。”

    养父宋元注让步了。阿爸对龙指导员说：“指导员，信留在我这里。你们先回县里去吧。明天上午，我们把瑞生亲自交给你！”

    我看到龙指导员穿的是军装，胸徽上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帽子上有颗“八一”五角星。腰部的皮带上有一把美式左轮手枪，皮带上装着子弹。好威武哦！

    我告别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潮陂头！告别了抚养我、保护我长大的阿爸阿妈！白发奶奶已经去世多年，但她那大慈大悲的崇高品德和对我的恩情，永远留在我的心里！没有他们含辛如苦的抚养和保护，我摆脱不了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白色恐怖的阴霾！

    我吃完午饭，迅速返回高丘村。在这个小小的山村，我生活了十年，我曾经有过幸福的童年，但也经历过苦难的少年时光。这是许多同龄人没有经历过的，今天的少年更是难以想象，我是怎样度过那段漫长的岁月。

    人都有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尽管我离别高丘时还不满十六周岁，但我几乎天天都在盼望红军快回来，盼望我的亲生父母早日回到当年的苏区来！现在，我的原望终于要实现了，我的心情是何等激动啊！

    高丘的养父陈文魁要我从高丘出发。我没有食言！十年来，高丘的父老乡亲对我是好的。他们视我为亲人。对于我这样一个红军留下的孩子，没有任何歧视！我忘记不了他们对我的关爱和同情。所以，我要回到高丘，向所有的人告别！

    第二天，当我离别这个山村时，几乎全村的人，都把我送到通向县城的公路上。

    养父陈文魁、堂叔陈厚文和挑着一担公粮的长工与我同行，一起送我到瑞金县政府。

    我和养父陈文魁由县政府的干部带领到会议室。会议室坐了许多人：有宁都行署专员朱开铨、省委警卫连的龙指导员、一位从南昌来的解放军阿姨、潮波头的养父宋元注，另外还有两个当年红军长征留下的孩子，一位是刘伯坚烈士的儿子刘豹生、另一位是李立三之子李新民。其他人的名字，我就不知道了。

    朱开铨专员是长征干部，说话很直爽。他说：“看到你们三个孩子都找到了，我就很高兴。”他眼睛直视我说：“你就是陈瑞生吧？”

    我回答：“是的。”

    朱专员说：“你长得和你妈妈太像了，所以，我一下就看出你是陈正人和彭儒同志的儿子。陈正人同志是我们江西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是我们的领导。你爸爸派龙指导员来接你们几个孩子到南昌。回去的路上，还要到兴囯接你的姐姐，到了吉安还要接曾山同志的儿子。这次到瑞金找你们三个孩子还比较顺利。长征前留在中央苏区的孩子还不少哇。我们一定要设法都找到。你们都同爸爸妈妈分开十五年了。”他停一会儿又问我：“瑞生呐，你很快就要看到你爸爸妈妈了，高兴吗？”

    “高兴！”

    我看到刘豹生和李新民都比我高大。我和他们一比，显得个子很矮小。我们三个孩子，只有我有两个养父送我到南昌，他们都没有人送，家里也没有人接。相比之下，我还是幸运的。

    吃完午饭，我们和朱专员告别，就乘坐一辆十轮卡车向兴国驶去。龙指导员和那位阿姨坐在驾驶室。其他所有人都坐在敞蓬车厢里，坐在几条木凳子上。另外还有两位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便站在车厢左右两侧的前头，还有一大桶汽油。

    我第一次坐汽车，感到挺好奇的，多数时候都是扶着车梆子，观看一路的风景。

    那时，我们三个男孩子都挺老实的，彼此都不认识，所以谁也不说话。一路上，不断地老有农民搭我们的车，还有把鸡鸭、箩筐、扁担都搬上来的。司机也不拒绝。因为一路上，他也拿了不少“外会儿”。看来他是一个从国军俘虏过来的“解放兵”。那个年代，我们三个红军仔、包括我的两个养父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土包子，还是第一次走出瑞金县，那还在乎这些。

    一路上，我们三个红军仔虽然都坐在同一辆车上，由于我们彼此都不认识，所以谁也不跟谁说话。连相互的名字都没有问问。更不知道谁在哪个乡哪个村？要是今天十五、六岁的孩子，相互见面后，很快就亲热起来了。

    太阳快要下山了，西面红霞一片。兴国快到了。这个县是我父亲母亲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我的姐姐陈春生就出生在兴国。

    到了兴囯，我们就住在一个老庙里。那时的兴囯县城，还是破破烂烂的，根本找不到一家像样的酒店。睡的床还是竹子做的。吃的饭就是农家饭菜。我倒觉得挺好的，有从河里捞来的小蝦，还有小泥鳅。味道挺好的。

    吃完饭后，龙指导员告诉我，他要去找我的姐姐陈春生。我高兴极了，我就要看到我的姐姐了。十几年了，我从来也不知道还有一个亲姐姐在兴国县。

    可是遗憾的很，龙指导员高兴而去，败兴而归。他对我说：

    “你姐姐不在家，她养母说，春生走亲戚去了。让我们以后再来接她吧！”

    没办法，龙指导员叫我们快睡觉吧！大家一路上都累了。早点睡吧！明天我们到吉安去。

    那时候江西的公路都是坑坑凹凹的沙石路。汽车走起来很颠箥，尘埃飞扬。从早晨出发，到下午才到吉安。

    这是我从小到大看到过的最大的城市。我第一次听收音机就是在吉安。我觉的很奇怪，这个小匣子怎么会说活，会唱戏呢？电灯也是在这个城市看到的。我想，点灯怎么没有油就能亮呢？真奇怪！

    第三天早饭后，龙指导员坐着汽车到曾山的家乡找曾庆红去了。他让我们在住的小旅馆等着他。说起曾山伯伯，他可是我父亲的生死之交，也是吉安地区的老乡。曾伯伯在上海工作，他委托我父亲一定要把庆红找到。我父亲把这项工作，作为一项义不容辞的任务。

    当龙指导员回来后，又是空手而归。家里人的告诉他：“庆红走亲戚去了。你们另找时间再来吧！”

    庆红比我小六岁，是他妈妈在新四军时怀着他回吉安老家生的。之后，由奶奶亲自带大的。孩子是肯定在，只是不巧去亲戚家了。无奈，只好下次开车来接他吧！

    在吉安吃过午饭后，我们直达南昌了。

    到了南昌后，司机把我们拉到中山路一家餐馆吃饭。算是他请我们吃饭，因为他在一路上收了搭车人给的路费。按今天的话说，这点外快儿就供大家一起分享吧！

    然后，司机把我和龙指导员放在豫章路3号，其他人一律送到省军区招待所去了。

    1949年5月23日南昌解放。我的父亲从东北南下，于同年6月4日，与邵式平、陈奇涵等一道率南下干部队伍，回到了阔别15年的故乡一一江西。

    父亲回到南昌后，就入住豫章路3号院。这个院子是解放前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修建的。院子很大，花木繁多，草坪宽阔，有小湖和游泳池，还有防空洞，还有亭阁。有主楼和附楼。一进院子，对于我来说，就好像进入了一个梦乡。

    龙指导员带着我上了主楼二层。他站在门外，大声地叫了一声：“报告！”

    “请进！”

    龙指导员一手拉着我的手，一手推门而进。他再一次说：“报告首长，我回来了。这就是你的儿子陈瑞生！其他两个孩子已经知道他们的下落，但都走亲戚了，这次没有同我们一起回来。他们家里都要求另外安排时间去接他们。”

    我父亲对他说：“你一路辛苦了！回连里好好休息吧！”

    “我还有事向您汇报。瑞生有两个养父，一起送瑞生来了。另外，还找到了刘伯坚烈士的小儿子刘豹生、李立三同志的儿子李新民也找到了。同我们一起回来了。现在，暂时安排在军区招待所住下了。”

    我父亲对龙指导员工作表示满意。说：“做的好，做的好！你先回去休息吧！”

    龙指导员敬个军礼！转身便离开了我父亲的办公室。

    我父亲穿了一身军装，带着有“八一”五角星的帽子。按照今天的话说，真帅气，真精神！

    我向前走了一步，迫不及待地叫了两声：

    “爸爸，爸爸一一！”我泪如雨下，不知道如何说是好。

    爸爸拉着我的手，又亲切地摸摸我的头。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你是第一个从农村找回来的孩子。你的哥哥、姐姐和大妹妹都还在农村。我们将会陆续把他们接回来。”

    爸爸把毛笔递给我，要我写自己的名字，我写了三个字“陈瑞生”。      

    爸爸问我：“你没有改名字吗？”

    “没有。”

    “爸爸妈妈离开你已经有十五年了。你在瑞金过得怎么样呀？”

    我正要讲的时候，妈妈也下班回来了。那时，妈妈担任江西省总工会副主席兼组织部部长。她没有车，是从总工会走回来的。我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向妈妈。她疑惑地问我：

    “你就是我们的瑞生吗？”

    我点点头。又生疏，又亲热，又有点羞涩，又一点难过。五味杂陈，一股浓浓的泪水，情不自禁地流淌在我的脸庞上。妈妈眼睛也湿了。我走向妈妈呼唤着：

    “妈妈！……我好想念你们啊！”

    “你这些年是怎么度过来的啊？”

    我一五一十地把在潮陂头和高丘的生活经历，向爸爸妈妈倾诉。最后，我委屈地问爸爸妈妈一个问题：

    “你们为什么不早点把我接回来呀？”

    爸爸回答我：“这十几年来，我们一直都处在战争环境中，哪有条件把你们几个寄养在农村的抚养的孩子接回来呀？而且我们身边还有你的一个弟弟，一个小妹妺，战争年代居无定所。怎么可能把你们接回来抚养？你在白区吃苦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像你这样留在中央苏区的孩子还有不少。你能活着回来就很好了。你要感谢两家的养父养母们，要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爸爸抽了口烟，继续说：“一个人吃点苦并不是坏事，这对你将来的成长会有好处的。现在你可能不理解，将来你会明白的。”

    妈妈接着说：“回来就好。先到军区医院检查身体，把病治好。明年，送你到四野干部子弟学校去读书。好好学习，建设我们的新中国。”

    爸爸妈妈的一席话，让我逐渐开窍。从此，我将迎接新中国，走向新生活！

    我的两个养父就要回瑞金去了。我爸爸妈妈那时候是供给制，没有钱，只好让军区后勤部的一个处长，到励志社的仓库里拿了两匹缴获来的布匹送给每人一匹，作为对他们的酬谢！

    龙指导员带我到上车的地方，送別两个养父上车。车一走，我心里还是挺难过的。我目送他们远去，直到汽车看不到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