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发表于《金融评论》2025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为方便阅读，本文省略了脚注。全文请参见中国知网。文中配图摄于云南大理沙溪古镇。

    摘要：本文梳理了红色金融家朱理治的金融思想，着重介绍他的历史实践及其思想的现实意义。在担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期间，朱理治的政策实践主要包括：禁止法币在边区流通；设立货币兑换所；对内稳定边区物价；对外稳定边币兑法币的汇率；扩大边币的流通区域。朱理治的思想与实践不仅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超前的现实意义。例如，他认为通货膨胀不仅是一种货币现象，供求缺口也是造成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因此，治理通胀不仅要靠抑制货币发行，而且要靠提振生产，在收缩货币供应的时候应该扩大生产性贷款。又如，他认为应该辩证地看待财政平衡问题。在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必须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必要时甚至可以实行财政赤字货币化。

    朱理治（1907—1978）又名朱铭勋，系江苏南通人。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后肄业。他于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河北省委、河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书记、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建国后，历任东北人民政府经委副主任、交通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他是中共七大、八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朱理治在延安期间曾经担任了陕甘宁边区银行的第二任行长。他在任期间出台的一系列金融政策，不仅充分体现了他的金融思想，而且在现在看来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本文将回顾朱理治在担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时的金融论述、实践操作及其在当下的意义。文章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介绍陕甘宁边区银行的来龙去脉，作为随后分析的基础；第二部分梳理朱理治在担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时的金融思想与政策操作；第三部分探寻朱理治金融思想的现实意义。

    一、陕甘宁边区银行的来龙去脉

    北洋政府于1914年公布《币制条例》，中国的货币制度从银铜复本位制过渡到银本位制，但银两制依然存在。

    1933年3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实施了“废两改元”，宣布全国一切公私款项的收付一律使用银元、不得使用银两。中国币制实现了在银本位基础之上的统一。

    1934年6月，美国通过《白银收购法案》，在国外大量收购白银。1935年11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公告，指出近年来的全球经济衰退，使得各经济体纷纷调整货币政策，禁止市场上的硬币流通。而中华民国当前的货币体系以白银为主，白银价格的剧烈波动导致国内通货紧缩，工商业全面凋敝，资金大量外流，国际收支和国民经济状况不断恶化。于是在当天，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改革，放弃银本位制，使用本国银行发行且与外国货币挂钩的纸币作为法币。法币最开始与英镑挂钩，1936年在《中美白银协定》签署后改与美元挂钩。

    1939年，敌伪势力不断企图通过各种手段套取宝贵的外汇资源，严重威胁着国家的经济安全和金融稳定。为了有效抵御这种恶意套取外汇的行为，南京国民政府决定由各战区各省银行发行地方钞票。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次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毛泽民任行长。苏维埃银行发行的货币主要是纸币。在银行成立初期，持有苏维埃货币可以随时兑换为银元与银角，前者的币值相当稳定，具有很高的声誉。1934年10月，苏维埃银行随中央红军长征转移到陕北。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发生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中国进入抗日战争的历史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于1937年9月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并于同年10月以10万元资本金成立陕甘宁边区银行，撤销苏维埃银行。

    陕甘宁边区银行是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设立的银行，也是中国各抗日战争根据地成立最早的银行（表1）。银行总行在延安，并设立关中、绥德、三边和陇东分行，曹菊如任首任行长，后为朱理治与黄亚光。作为最重要的金融机构，边区银行不仅帮助边区政府克服了财政方面的困难，满足了边区人民的经济需求，而且巩固了边区政权建设，为抗日战争胜利提供了物质基础。

    在陕甘宁边区银行成立之初，由于周转资金与业务资金非常有限，无法开展大规模金融业务。为了迅速积累边区银行的资本金，1938年，边区政府决定将由贸易局改组的合作总社与光华书店合并，成立了边区第一家公营商店——光华商店。该商店主要利用国民政府拨发的部分军饷和银行资金购买边区所需物资，并以低于私营商店的价格供应边区军民，其工作由边区银行直接管辖。到1940年10月，光华商店的分店已经达到22家，遍布整个边区。光华商店把边区内的土特产、药材等商品销售到边区之外，不仅促进了边区经济发展，而且为边区银行积累了资金。据统计，仅1940年，边区银行的资本金就增加了40余万元。

    陕甘宁边区银行成立后，除负责给八路军发军饷、维护法币的流通之外，其他银行业务都不开展，工作重点是经营光华商店，调剂物资，积累资金，发放了少量商业贷款。

    国共第二次合作后，按照双方合作约定协议，国民政府不允许陕甘宁边区政府独立发行自己的货币，只能使用由国民政府“四行”（国民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发行的法币。陕甘宁边区政府同意以国民党的法币为边区唯一的合法货币。

    由于国民党供给边区的法币大多是一元以上面额的货币，这直接导致辅币的短缺。因此，从1938年6月起，边区银行以光华商店的名义发行“光华商店代价券”，发行了一些面额为2分、5分、1角、2角、5角的小额货币，后来又增加了2角5分、7角5分等辅币。光华代价券与法币等值，边区群众可以到光华商店进行兑换使用。截至1941年2月，累计发行光华代价券430余万元。光华代价券是边区银行第一次发行货币，既弥补了市场上小额辅币短缺的问题，又促进了边区经济贸易发展，同时对日后边区银行独立发行货币奠定了基础。

    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停发八路军军饷，完全停止了向边区的财政拨款，造成边区财政经济面临很大困难。于是，中共中央决定废止法币在边区的本位币地位，由边区银行承担起发行和巩固边币的职能，并实施必要的金融政策，从而克服财政困难、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建设独立自主的货币金融体系。

    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41年1月28日通过了《发行边币、禁止法币在边区内流通》的决议，同年2月，边区政府授权边区银行发行边币，面额有一元、五元、十元。边币代替法币在市面上流通，并逐渐收回光华代价券，这使得边币成为边区唯一的法定本位货币。边币的发行意味着银行不再只是财政支付机关，而是承担了国家银行的职能，有助于摆脱国民政府对根据地经济命脉的控制。

    1942年10月，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制定了《陕甘宁边区银行条例（草案）》，对银行的职责、组织、货币发行、与政府的关系做了具体规定。《条例》规定边区政府银行委员会为边区银行最高立法与监督机关。银行业务方针、发行数量、预算决算、利率、分支行存撤、处以上行员任免等均由银行委员会审查决定。边区银行接受边区政府财经委员会管理和监督。

    自1941年2月至1944年6月，陕甘宁边区银行累计发行边币38亿元，保证了党政军的货币供给，以及机关与部队的经费拨付。在1943年，由于局势紧张，边区银行加大了边币发行力度，最终造成物价过快上涨与边币价值猛跌，边币与法币的比价由1比1一度下跌至11比1。同年12月，西北局采取果断措施，决定暂停边币发行，3个月不发经费，所有法币必须兑换给银行，公营商店统一管理。边区银行在西北局指导下，采用“大吞小吐”的政策，放缓了边币发行速度，促使物价回落，稳定了边区金融市场。

    在边区财经状况明显好转的情况下，为打击法币、整理金融、活动市面，从1944年7月起，西北局财经办事处决定发行陕西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简称陕贸券）。流通券每元折合为边币20元，固定比价不变，且与边币同时流通。货币兑换所对法币无限制兑换，边币与法币的比价稳定在8元至8.5元边币兑1元法币。

    1946年，根据西北局“边区全部工作以准备战争为中心”的指示，边区银行进一步配合贸易公司，争取必需品的进口。与此同时，边区银行严格管理法币与银元，禁止携带与使用。边区银行本身也准备了一批必要物资，以备调剂战时需求。

    解放战争爆发后，解放军在1947年3月主动撤离延安。边区银行随部队转移，成立随军兑换所以保证部队供应。1947年10月召开的兴县会议决定，陕甘宁边区银行并入晋绥西北农民银行，以西北农民银行币（简称西农币）为统一货币。陕贸券与西农币按1比1汇价同时流通，停止陕贸券发行。至此，陕甘宁边区银行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二、朱理治同志的金融思想与实践

    1941年3月，朱理治接任曹菊如，成为陕甘宁边区银行第二任行长。在担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期间，朱理治同志推行的政策措施包括：

    第一，禁止法币在边区流通。

    “边币既由边府规定为目前边区内部使用的唯一货币，各地政府即应用政府权力来保证其流通。谁拒用边币，谁就是破坏法令，就是犯法，任何人均得将其扭送当地公安、司法机关，从严处罚。”

    由于边区物资匮乏，边区群众需要到边区外购买物资，因此必须使用法币而非边币。这导致边币流通范围受到法币的侵蚀，法币获得较高信誉，而本币的仅在边区内才被认可，不利于边币的价值稳定和市场流通。朱理治对此采取的对策是只允许边币在边区内流通，排斥法币，商品必须用边币标价，同时商品的发币价格不得低于边币价格，并进一步规定了对违法行为的具体惩治措施。

    与此同时，在1941年6、7月间，为稳定边币价值和促进边币流通，政府一方面致力于稳定物价，另一方面通过公众宣传强化边币的市场信心，明确告知群众持有边币能够以低于市场价购得商品，而法币则无法实现这一优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法币在边区的过度流通和对边币流通范围的挤压。朱理治坚决反对边、法币并行流通的理论。他指出：“这种理论如果让其实现，在当时条件下，边币会完全失败，法币会独占边区流通市场的。”同时，朱理治也反对在执行政府金融法令时过“左”的行为，对相关执法过严现象进行制止，仅禁止法币在边区内的流通，而允许群众持有和携带法币，有效保护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禁止法币在边区内流通，主要是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其一，边区政府无法发行法币，不能对法币征收铸币税，而政府对边币发行权的掌握可以征收边币铸币税，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财政收入不足的问题。法币的大量流通会使政府减少发行边币所能获得的铸币税。其二，当时边区处于经济封锁中，物资极其匮乏，法币在边区的流通会导致物资的外流，不利于解决生存问题，更会对抗战造成负面冲击。此外，从使用者的角度看，民众对持有边币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于，边币的货币功能优于法币，能发挥法币不具备的相关功能。因此，边区银行需在维持边币稳定和多发边币以支持财政中取得平衡（余永定，2021）。

    第二，设立货币兑换所。

    “允许法币和边币依公平价格自由兑换。老百姓只要得到边币，就能得到法币。”货币交换所是边币与法币的合法兑换渠道，能够根据黑市汇价浮动来调整外汇牌价，这能够满足边区人民的合理兑换需求，也即“通过左右黑市来消灭黑市”。（李成龙，2021）朱理治指出：“为着要推行边币，必须便利人民边法币的兑换。”若群众无法通过合法渠道完成法币和边币之间无法自由兑换，那么他们就会通过黑市进行交换，由此会导致金融秩序的混乱。边区银行也需在官方汇率符合市场预期的前提下调节货币和稳定汇率。朱理治推行的这种政策，其实就是贸易项目下的自由兑换（余永定，2021）。

    第三，对内稳定边区物价。

    边币的购买力是否稳定，决定了公众是否愿意持有边币。为了抑制物价上涨，必须控制货币发行量。除物价稳定外，边区银行的目标还包括发展生产、增加供给。因而，“一方面要反对那种害怕发行边币，限制与束缚边区生产发展的倾向；另一方面也要反对无限制的过多发行边币。”

    为了扩大市场商品供给，缓解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朱理治推动边区银行有计划地发放生产贷款，生产贷款的比重甚至占到贷款总额的百分之50以上。这些生产性贷款有效地促进了边区生产的发展、丰富了边区的商品市场。例如，边区造纸业得到快速发展，自给率由1940年的百分之10一跃提升至1942年的百分之100，有利于满足边区内的市场需求（李成龙，2021）。

    在朱理治上任的1941年3月，边币发行量环比增速高达百分之71.2。在他接管了边区银行之后，他慎重地调节了边币发行规模，以“少到不妨碍生产，多到不引发通货膨胀”为发行标准。1941年4月，边币发行量环比增速下降至百分之10上下。此后直到朱理治离任之前，边币发行规模一直呈现稳中缓增态势。此外，朱理治还尝试通过多种方式以稳定边币在市场上的流通量，如通过给予储户一定奖励来吸引边币存款的有奖储蓄方式（李成龙，2021）。

    边区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财政赤字货币化。朱理治对财政赤字货币化这一经济现象有着深刻而全面的洞察，其观点蕴含着辩证思维，既不盲目遵循传统教条，又注重在实践中把握适度原则（余永定，2021）。在处理财政赤字问题时，他采取了一种灵活而审慎的策略。

    一方面，当通过货币融资即发行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时，朱理治始终将控制物价上涨作为重要考量，力求将物价涨幅维持在一个社会经济可承受的合理区间内。财政赤字货币化若操作不当，极易引发通货膨胀，给经济和社会稳定带来诸多不利影响，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应尽量避免采取这种手段。

    然而，不应一概否定财政赤字货币化的积极作用。在特定的经济环境下，如经济总体处于供求相对均衡的状态时，财政赤字货币化所产生的额外货币供应，并不会直接导致物价上涨，而是可能转化为企业和居民端的储蓄，这种转化不仅不会对物价稳定构成威胁，反而可能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积蓄能量。

    更进一步，在经济面临供大于求的局面，即存在通货紧缩风险时，适度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则能发挥出积极的反作用，有效缓解通货紧缩的压力，推动经济走出困境。尽管如此，朱理治并没有将财政赤字货币化视为解决财政问题的唯一或主要依赖手段。他明确指出，若想让银行能够更加积极地向私人企业发放贷款，从而促进私人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关键在于财政自身要具备可持续的收支平衡能力，即财政不应过度依赖通过发行货币来维持日常开支。

    第四，对外稳定边币对法币的汇率。

    由于边区总体上处于贸易赤字和法币储备缺乏状况，边区银行较难通过直接干预市场来维护边币的汇率稳定。这就意味着，稳定边币对法币的汇率的最重要条件就是要维护好贸易平衡。此外，还需在实行贸易和外汇管制的同时，“实行外汇允许制度，管理入口贸易，保证入口货物能得到充分外汇”。

    边区的贸易赤字较大。据朱理治的统计，1941年边区出口商品总额约为6286万元，且最重要的出口物资食盐面临国民党顽固派的刻意压价。而需要进口的物资高达1.3亿元，仅棉花与布匹的进口额就高达8473万元。为维持边区贸易平衡，朱理治从进出口两方面对症下药。就出口而言，对主要边区出口品实行统销和统一定价，如由贸易局来统一销售食盐，以统一的价格和质量来避免边区内的价格竞争，并组织运盐合作社的方式。就进口而言，对进口商品分类管控，对边区有生产基础的进口商品和迷信物品分别进行加税和征收高额进口税的方式，并限制香烟等商品的进口，从而既可以满足边区市场的必要需求，又能够发展边区生产，还有助于降低“外汇”损耗（李成龙，2021）。

    第五，扩大边币的流通区域，推广边币在边区外的使用。

    朱理治的理念为，“推广范围的大小，亦决定边币价格之高下。边币流通范围大，则边币值钱，从而可以多发；流通范围缩小，边币就跌价，从而不能大量发行。”边币的稳定和升值与边币使用范围的扩大之间可以相互促进。一方面，边区使用范围扩大表明市场对边币的需求增加，需求增加可以稳定和提高边币价值。另一方面，边币的稳定和升值又有助于增加边币的市场需求，从而扩大边币使用范围。朱理治的这项政策具备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内涵。

    实践证明，朱理治同志扩大边币流通范围的政策极具前瞻性和有效性。他指出，1941和1942年，边区银行的货币发行量为超11000万元，相较于1940年增加了35倍多。增速较快的货币供给量，不仅使边区政府和群众顺利应对抗日根据地的困难局面，也有助于促进边区经济建设。此外，更为重要的是，现实情况表明，边币的大量发行并没有导致边币贬值，反而有利于边币价值的稳定和趋于升值。1942年后期，边币对内保持物价稳定，对法币的汇率也提高了三分之一。

    三、朱理治金融思想的现实意义

    朱理治在担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期间的许多思想与实践，不仅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许多超前的现实意义。在下文中，笔者仅打算讨论朱理治同志关于通胀治理和财政平衡思想的现实意义。

    1、通货膨胀的成因与治理

    货币主义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我国非常流行。弗里德曼的名言“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货币现象”在中国耳熟能详、深入人心，直到现在依然被许多经济学家奉为圭臬。

    货币主义的核心思想是物价水平同货币供应量成正比。在1970年代，对货币主义理论的标准解释是：货币的价值也即其购买力取决于它的稀缺性。货币存量的增加导致物价水平的上升，反之则反是。货币主义假设货币供应量是一个外生变量，也即货币供应量增速超过（实际）经济增速必然导致通货膨胀。

    朱理治在80多年前就已经明白，通货膨胀并非仅仅是一种货币现象。他指出：“边区的生产和消费之间还存在矛盾。生产品不够边区之用，外货又不能进口，供求的这种矛盾不能不引起边区物价的上涨。我认为，这一点是边区物价上涨的基本原因。”

    朱理治的这一看法实际上揭示了通胀的另一个原因，也即“供需缺口”。有了供需缺口，才会有通货膨胀的压力。朱理治关于实体经济的供求失衡是造成物价上涨原因的看法，同当前的现实是完全契合的。货币供应量不一定是外生的，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也不一定导致需求量的增加。供不应求的缺口可能导致货币替代物的产生，供大于求的缺口可能导致“货币”的消失。

    例如，如图1所示，2008年2月，中国的通货膨胀率（CPI同比增速）达到百分之8.7的阶段性峰值。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央行采取了一系列货币紧缩措施以抑制通货膨胀。2008年10月，雷曼兄弟倒闭，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中国的通货膨胀压力突然变为通货收缩压力，由2009年1月的百分之1.0陡降至2009年2月的百分之-1.6。在此期间，中央银行并没未主动压缩货币供应量。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没有需求的货币自动且迅速地退出了流通，而物价也同时下降。这种情况和当时陕甘宁边区“生产品不够边区之用，外货又不能进口”，以至于供不应求导致物价上涨，是同一个道理。朱理治同志在当时的分析今天依然适用。

    由于M2的增速超过名义GDP增速，很多人批评中国央行货币“超发”。但事实是，中国经济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有效需求不足。在这一情形下，即便货币增长速度较快，也不会导致通货膨胀。既然没有通胀，就很难说央行是货币超发。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增发的M2中的大部分转化为储蓄存款。中国目前存在的M2和M1增速之间的“喇叭口”就是证明（图2）。

    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凡事都有个度。如果长期“超发”货币，形势一旦发生变化，“超发”的货币就会转化成通货膨胀。例如，2020年3月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为百分之1.5。2020年3月之后，由于各种各样的外部冲击，特别是美国股市暴跌，美联储“无底线扩表”，恢复零利息率。2021年3月美国通货膨胀率达到百分之2.6，到年底时为百分之7，2023年通胀率最高一度达到百分之9.6。换言之，什么事情都要有个度，必须把这个度掌握好。在延安时期，朱理治同志就对货币发行量、通货膨胀和实际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有非常清楚的认识。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我以为，在一定条件下，货币本身可以被认为是生产函数中的一个自变量。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GDP从1978年的3678.7亿元上升到1980年的4657.6亿元，增长了百分之26。货币供应量M2从1978年的1159亿元扩张到1980年的1842.9亿元亿元，上涨了百分之60。按照货币数量说，通货膨胀率应该高到百分之34。但同期物价指数只上升了百分之27。当时许多人担心迟早会出现严重通货膨胀。所谓的“笼中老虎”终究会出笼的说法盛行一时。但左等右等，老虎始终没有出来。虽然1988年通胀率达到百分之19.3，但是这次通胀爆发同当年的“价格闯关”有关。如图3所示，中国的M2与GDP比率已经由1985年的百分之57上升至2023年的百分之226，但中国的CPI增速却长期以来处于很低水平，近年来甚至降至零附近。这足以说明，货币发行未必会导致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也不仅仅是个货币现象。

    易纲教授曾用“货币深化”来解释为什么改革以来中国货币供给的增加，远远高于GNP增加值与物价指数增加值之和。根据易纲教授提供的数据，1978-1992年间，中国的现金（M0）和广义货币（M2）分别增长了20倍，但真实GNP只增加了2.3倍。易纲教授的研究揭示了货币供应和通胀之间的复杂关系。

    笔者之一曾经做过10年工人，直到1979年才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笔者做工人时的直接感受是：劳动报酬（工资和奖金）的增加提高了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产出也随之增加了，而且增速高于劳动报酬的增速。劳动报酬增加的背后是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先于产出的增加，是产出增加的条件。

    在这个意义上，货币（这里主要是M1）可以看作是一个生产要素。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不但不必然导致通货膨胀恶化，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直接导致经济增长。产出的增加吸收了货币供给增长可能产生的通胀压力。经济增长速度甚至比货币增长速度还要快，增发货币当然不会造成通货膨胀。这一点是非常对的。朱理治同志在80多年前就摆脱了货币主义的片面性，不是用货币“超发”，而是用供需缺口来解释通货膨胀，这是十分令人钦佩的。

    当然，朱理治同志也并不否认货币数量说的合理成分，他指出“依照经济学的定律，假设货币数量不变，商品少了就会涨价。……现在边区内物价之所以上涨，不只是因为商品缺，亦不只是因为票子多，而是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朱理治同志的观点是全面的，我们不仅要看是否存在供不应求的缺口，同时也要看 “票子”印的多少。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朱理治采用发展生产和紧缩货币两种方式来稳定边区内的物价水平。他非常注重生产的重要性，认为需要通过增加对生产者和商贩的贴现放款和抵押放款，来发展边区内生产和大量进口区外商品，增加市场供给以满足市场需求。而紧缩货币虽然也很重要，但它仍是对于发展生产的补充。多数经济学家通常指出要通过紧缩货币的方式来抑制通货膨胀，较少关注供给端的增加。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相较于紧缩货币，发展生产才是更加重要的。因此，朱理治对通货膨胀膨胀的治理思路，同样值得现在的货币政策制定者借鉴。

    2、辩证看待财政平衡问题

    朱理治同志的财政思想也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在笔者看来，陕甘宁边区银行既是银行又是财政部，两个方面是不分的。作为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的朱理治同志对财政问题也发表了很多意见。

    他讲到边区的财政亏空很严重。1941年上半年，即使在考虑到税收和借款后，财政还亏空了百分之71。应该怎么办呢？边区政府接受了李鼎铭先生的建议，精兵简政。但除了精兵简政，还要开展“大生产”。开展大生产运动，你必须有钱，要买原材料、得发工资。在这种情况下，你只有一个选择——“印票子”。

    从标准的经济学观点来看，出现了财政赤字，应该发债融资，不应该靠发钞来弥补财政赤字。但在当时，边区发债恐怕是没人购买的。否则怎么会“税收和借款后财政还亏空百分之71”？有了钞票之后，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政府能够正常运转，军队能够得到补给。有了“资金”才能进行生产。一旦开展大生产，整个经济形势就有可能发生变化。

    这里存在一场通货膨胀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竞赛，看谁跑得快。发展是硬道理，只要经济增长得足够快，通胀压力就可以被吸收。朱理治同志在财政赤字融资这个问题上的现实主义态度是非常正确的。他知道发钞会导致通货膨胀，所以要掌握好度。既要搞“货币融资”，又不能让大家因通胀而对边币完全丧失信心。一切都着眼于争取时间，喘口气，让经济得到发展。朱理治同志关于处理财政赤字的经验和思想，直到今天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中国政府在财政问题上一直持有非常谨慎的态度。这种态度当然无可厚非。但在相当长时间里，我们对马斯特里赫特式财政规则，即财政赤字率不超过百分之3，国债对GDP比率不超过百分之60，可以说过于看重了。即便在“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的2024年，中国的计划赤字率也并未超过百分之3。事实上，马斯特里赫财政规则早已被世界各国置之高阁，即使是以财政纪律著称的德国也放弃了这一圭臬。除了中国之外，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重要经济体还在遵守这一“规则”。

    在当前形势下，大家最关心的是财政部如何推出强有力的财政扩张计划、刺激经济增长，而非财政部如何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在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必须执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按定义就是增加财政支出，提高财政赤字率而不是实现财政平衡。在财政不平衡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关注的是财政的可持续性而不是如何恢复财政收支平衡。只要经济增速高于利息率，我们的财政就是可持续的（余永定，2000）。归根结底还是一句老话：“发展是硬道理”。

    朱理治同志在当年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财政赤字货币化”来支持“大生产”，并最终稳定边区财政。中国今天的经济实力和财政状况已经完全不是当初可比。我们完全可以更加大胆和坚决地执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辅之以支持性货币政策，一举扭转自2010年以来经济增速持续下跌的趋势，实现GDP增速的企稳回升，使之稳定在百分之5～百分之6之间的可接受水平，并最终实现我们的第二个百年目标。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刺激增长与化解风险两大重要任务，这两个任务的完成都离不开更大力度的财政政策。

    其一，当前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在于总需求不足，存在显著的负向产出缺口。从微观主体来看，无论企业还是家庭都面临信心与预期不足的问题，没有动力通过加杠杆去扩大投资与消费。在这种情形下，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效力是有限的，中国政府必须通过实施更具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提振总需求，改善微观主体信心，进而促进消费与投资。例如，在2025年，不妨将中央财政赤字占GDP比率提高至百分之5，发行5万亿地方政府专项债并提高地方政府使用专项债资金的自由度，再发行3-4万亿特别国债。财政资金支出既要用到刺激消费，也要用到见效更快的投资，尤其应更加关注用财政资金去推动与人力资本建设有关的基础设施投资。

    其二，当前要更妥善地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也离不开中央政府加杠杆。在房地产领域，未来保市场主体，尤其是保经营稳健的头部民营开发商，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国政府可以仿效一些发达国家，采取政府参股头部民营开发商的方式，为其提供增信。在地方债领域，要成功化解本轮地方政府债务，离不开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与金融机构的三方合作。中央政府发债来帮助地方政府进行债务置换，是始终绕不开的政策选择。在中小金融机构领域，中国政府可以采用发行特别国债，再用募集资金为其充实资本金的方式。无论如何，从国际经验来看，在面临重大金融风险时，通过引入中央政府信用来化解风险，都是成本最低、最可持续的一种方式。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也要注重通过创新机制来防范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

    参考文献：

    李成龙（2021）：“朱理治与陕甘宁边区银行”，《百年潮》，第1期。
    齐春风（2008）：“抗战时期大后方与沦陷区间的经济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第4期。
    余永定（2000）：“财政稳定问题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世界经济》，第6期。
    余永定（2021）：“朱理治的金融思想及其现实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第4期。
    朱理治（2017）：《朱理治金融论稿》，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