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肩负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救国救民重任的共产党人，大多善诗文、精翰墨，他们不仅在启蒙时期受过严格的习字训练，献身革命事业后，毛笔仍不离手。因此，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很多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来往信札、电文手稿、题字题词等都为后人留下了大批珍贵的墨迹与史料。被称为“窑洞银行”行长的红色金融家朱理治，亦是其中一位。

    追求真理 改名“理治”

    朱理治(1907—1978年) ，又名朱铭勋，江苏南通人。1940年3月，他赴延安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计划委员会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历任东北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任，全国核资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交通部副部长，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兼国家计委副主任等职。

陕甘宁边区银行旧址

    朱理治出生于三代行医的医者之家，自小天资聪颖，深得私塾先生的器重。1926年，他以高中毕业同等学力的身份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其间，受同住一室的同学余冠英的影响，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于1927年4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为表明要使国家由真理治理之心志，他毅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理治”。后来，尽管朱理治历尽坎坷与磨难，他却义无反顾，始终保持着一颗纯洁质朴的心，坚信马克思主义道路。

    临危受命 致力金融

    朱理治无论是从事党的秘密、宣传、组织、统战工作，还是做军队的政治、后勤工作；无论是主持一个地区的全面工作，还是分管金融、外交、物资、交通、计划等条线工作；无论是顺境逆境，他都能很快抓住关键，打开局面，作出了不少特殊的贡献。以金融工作为例，他曾两次担任银行行长（总经理）。

    第一次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实行更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形势极其严峻。为克服困难，党中央决定开展大生产运动，并决定边区银行独立自主发行货币。在此背景下，1941年3月，朱理治临危受命，被任命为边区银行行长，主持边区的金融工作。一方面，通过深入调研和不懈努力，顺利发行了边币，平抑了物价和汇价，确保了金融秩序的稳定，促进了以抗战为中心的货币政策的不断完善，保障了边区的生产和发展，为抗战胜利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另一方面，采取多种措施，推动银行存放款和汇兑业务的全面开展，改革和扩充边区银行总行内设机构，建立健全分支机构，使边区银行形成了完整的服务网络，初步建构起具有一定现代化意义的金融体系。值得一提的是，边区银行还于1941年9月推出了第一期有奖储蓄，极大地推动了民众对储蓄的热情，提高了对边币的信任。同时，他主持制定了20多个章程、办法、条例、法令，涉及存放款、汇兑、现金出境、货币交换、法币管理，对边区银行的业务发展和制度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他还及时总结边区金融工作的经验，撰写了近20篇文章、报告、文件，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政策主张。毛泽东对其关于金融问题的主张十分赞赏。1941年8月，他看过朱理治《关于边区经济与金融贸易的报告》后，认为“很有些价值”。

    第二次则是在解放战争时期。1948年底，沈阳解放，朱理治任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后勤处处长，后担任东北银行总经理兼总会计局局长。其间，他建立了划拨清算制度，直到如今，这一制度还在延续。

    似曾相识 别具个性

    令人遗憾的是，很多人忽视了朱理治其实还是一位出色的书法家。这是由于朱理治首先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并在金融、财经等领域多有建树，以致其书法成就反倒鲜为人知。

    朱理治的墨迹以行书和行楷为主，给人第一印象是既“似曾相识”，又“别具个性”。“似曾相识”，是说他的书法无论怎么看，都有一些毛主席书法的影子，精气弥漫，骨力强劲，锋芒略现，率真自如；“别具个性”，则是指其书法有自己的笔墨语言和风格基调，可谓是既有笔力之功，又有晋之韵；既有唐楷之法，也有明清之态；既感到熟悉，又觉得陌生，不同书家、不同风格、不同书体被其自然地融为一体。在现有文献中，虽然没有详细记载朱理治学习书法的师承与经历，但从其教育背景、人生经历和职业变迁以及墨迹中透露出的书法元素与信息来看，不外乎三个方面：其一，少年时打下的童子功。书法是那时读书人的必修课。这从朱理治的墨迹中隐约可见的颜、柳、欧之痕迹，就能推断出其孩提时学书启蒙的路子是非常正统正规的。其二，日常书写的实践性训练。彼时，无论是起草文稿、批阅文件，还是自作诗词歌赋，抑或是写宣传标语、布告等，毛笔都是最主要的书写工具。其三，对书法艺术特有的灵慧与天赋。作为一名职业革命家，其政务繁忙，东奔西跑，尤其在战争年代或动乱年代，是不可能有大段闲暇时间来读帖练字或系统训练的，基本上都是马背读帖、见缝插针，靠自己的艺术感觉与悟性。好在他晚年一度赋闲，常以书法排遣，今天我们见到的很多墨迹都是那个时期留下的。

    也许朱理治从来就没有认为自己是书法家，也从来没有什么书法创作的理念、观念和思想，更多的是一种习惯性书写。这从其众多的墨迹中就可见一斑：首先，其墨迹无论尺幅大小，几乎都没有落款和盖章，至多算是信手拈来的遣兴之作。其次，所见墨迹尺幅都不大，不少“作品”甚至是利用一些信笺稿纸的边角料写成的，想来是其自赏的，并未想拿来示人。但正是这种“无意于书”的书写过程让书写者的情感和品性得以自然流露。

    字如其人 气象万千

    清代文学家刘熙载在《艺概》中说：“故书也者，心学也；写字者，写志也。”书法要写出气势、气象、情趣、特色和意味来，仅靠笔墨技巧是远远不够的，它体现的是书家的性格特质、综合素养和人生历练。在朱理治的手迹里，我们就能强烈地感受到他与普通书家截然不同的那种革命家气质与精神，那种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力量与背景。故欣赏政治家、革命家的书法，不能简单地套用一般书法的评鉴标准，不能拘泥于点画、结构和章法，更重要的是透过那些看似随意甚至“无法”“逾法”的笔法去洞悉他们的人格魅力。因为，革命家的书法反映出的是他们经历曲折而又波澜壮阔的一生所积淀出的那种有别于常人的气度气概，彰显出的是一种宏大的天下胸怀和人文观照，而这种境界在纯粹的书法家身上往往是难以看到的。

    朱理治的墨迹多以毛泽东诗词和歌颂英雄、悼怀烈士、宣扬理想信念及个人文稿等为主，绝少有旧式文人的吟风颂月之词。值得关注的是，在朱理治这些墨迹中，同一内容却常有数件不同的书作，且面貌迥然不同，可谓“兵无常阵，字无常体”。笔者以为，这应该是书者因书写时间、环境、条件、思绪和情感等各不相同所造成的。如毛泽东《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沁园春·长沙》等均有多幅墨迹：或字迹清秀，温文尔雅，充满书卷之气；或粗笔重墨，连绵跌宕，彰显浪漫情怀……并且，他的一些短小精悍的题词亦极为精彩，其结字开张，侧锋施笔，字势右斜，左伸右收，点画凝整，书意劲健，骨气洞达，堪称其墨迹中之精品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