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任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处长的吴奚如

1939年3月，  周恩来（后右）和叶挺（后左）从桂林前往皖南，吴奚如（前右一）陪同

    父亲是个极随和的人，待人诚恳，平易近人。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个子不高，像个文弱书生，瘦削慈祥，十分沉静，说话不多，讲得含蓄，一双机警的眼睛，透着睿智。我从相关历史书籍、电视上了解，父亲是位资深革命老前辈和社会活动家，是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一位作家和文化名人，富有传奇色彩的革命经历和较高的文学创作成就。父亲亲历了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西安事变等不同历史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父亲朝夕相处，越发觉得父亲很了不起，并由衷地生出对父亲无限的钦佩。

    父亲1906年10月出生在汉川县田二河附近吴家台一处自耕农的家里。1909年，三岁的时候，由于家乡遭受一场特大水灾，田地被淹没，房屋被冲倒，一家人逃荒到山区京山，从此成为山清水秀的京山人了。父亲一家人逃到京山后，在街头做米粑卖，维持贫苦的生活。我的祖父是文盲，为人老实忠厚，我的父亲幼年时上过几天私塾，认识几个字，而我的慈善精明的祖母，是一个不识字的诗词爱好者，她出生于富裕中农之家，她的弟弟读过多年私塾，祖母当年听弟弟读夜书久了，对诗词极感兴趣，慢慢就在心里记留下一些诗篇。因此，当父亲从六七岁起，祖母在夜晚闲着时，就叫他听她念诗，并要他学着念，念了记住，久而久之，父亲受到祖母的熏陶、启蒙。

    父亲十岁时，家境宽裕些了，祖父把他送到福音堂办的小学校去，这所小学被人称为洋学校，学费要的少，学生就很多。主任教员名叫任梓材，是一位新派人物，长期订有上海国民党出版的《民国日报》和武汉国民党人办的《大汉报》。他常把这两份报纸借给父亲看，因为父亲从他那学会了写文章作诗的初步本领，写的短文中有些从他学到的新思想，在学业上，在革命的启蒙教育上，他都给予了父亲良好的指引。

    1925年春，父亲在武昌省立二中就读时，经董必武同志介绍，抱着反军阀、反列强、富国富民的大志，弃文从武，进入广州黄埔军校成为“入伍生”。同年，受地下党员毛泽覃（校图书馆长、毛泽东二弟）的启发，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父亲作为省党部特派员到湖北省汉阳县，后调任为湖北讨蒋委员会常委，任《讨蒋周刊》主编。坚定的反蒋立场和舆论导向，使亲属受到了牵连，他的祖母、叔父、堂弟分别被反动派杀害。同年7月，调任湘赣边工农革命军警卫团担任连长、团部侦察参谋。10月，再次调到湖北省军委工作担任参谋，1928年5月任代书记省委常委职务。1927年任中共汉阳地委常委期间，在董必武直接领导下，成功地开展了隐蔽条件下的斗争。秘密往来于汉阳各工厂之间，健全党的组织，传播马列主义。完成了相关党员疏散出汉，安抚烈士亲属等工作。并极慎重地培养了一批工人、店员加入党的组织。成功地输送了一批积极分子参加了南昌起义。

    1933年春，父亲由湖北省地下党介绍到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并参与左联大众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工作。

    1934年春，父亲参与领导了震动上海的美亚绸厂数千人的大罢工，任《罢工日报》主编。

    1934年加入中共中央特科工作，担任鲁迅和党中央联系的承转人。在艰险的隐蔽斗争中从未中断和鲁迅之间的“机要交通员”，长期为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期间，在鲁迅先生的指示下，通过“特科”系统，父亲成功地与被蒋介石关押在南昌军人监狱的方志敏同志取得了联系。方志敏同志在狱中送给鲁迅一封密写信，只是一纸白纸，并无字迹。鲁迅特派胡风请教父亲。父亲将原信显影，才知道是要求鲁迅援救方志敏出狱。父亲通过特科，派人与方志敏联系。方志敏托人带出《可爱的中国》与《清贫》等重要著作原稿。新中国成立后，两篇作品和广大读者见面了。

    1936年“两个口号论争中”，父亲站在鲁迅、冯雪峰、巴金、胡风一边，参与签署《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

    1936年秋受特科指示，秘密赴西安，任张学良的抗日同志会机关报《文化周刊》主编，宣传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为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做了大量工作。

    1937年初，父亲任延安军政大学第一期政治教员，讲授《中国革命问题》。

    1938年2月至10月，父亲调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周恩来的政治秘书。

    1938年11月，父亲调任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处长。

    1939年2月，父亲和叶剑英在国共两党合办的“南岳游击干训班”任教官。

    1940年8月，父亲调任新四军三支队及江北纵队政治部主任。“皖南事变”中，父亲临危不乱，指挥部队与敌人展开了血战，率部突围，经过长途跋涉于1941年4月到达延安，任八路军总政宣传部文艺科长。毛泽东一见到父亲就大加赞赏：“你就是吴奚如？大名鼎鼎，坐，请坐。你不抽烟吧？听恩来讲，你从鲁迅先生身边来，又是黄埔系的，还给张汉卿办过报，文武全才，难得！.....”

    1942年在延安整风中，忠诚耿直的父亲因揭露康生的胡作非为，被康生采用逼、供、信的手段，横遭打击，从此被深埋进岁月风尘，直至三十多年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国许多冤假错案，在党中央领导下，绝大部分都平反了。中央领导同志说过，不管什么时期的也不论哪一级负责人批的，凡是冤假错案的一律实事求是的平反。父亲得以彻底平反昭雪，恢复了党籍和党龄。

    1946年，父亲任山东省文协常委；1947年到1952年，前后担任过牡丹江市总工会主席、松江省总工会主席、东北总工会生产部副部长等职。在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亲切关怀下，1955年任华中师范学院政治系副主任（现华中师范大学）。1957年调到湖北省作家协会任专业作家。

    在文革的时候，父亲年近古稀，年老多病。在住院期间，为了实事求是，为了真理，为了战斗友谊，给予来访单位同志诸多帮助，在对待老同志，老革命的问题上用颤抖的手签字，提供了重要证明材料，保证了他们免受诬陷。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的父亲受到漫长的摧残，剥夺了一切政治待遇，以致身体完全垮了。

    在文革期间，我的父亲因所谓“历史”问题，受到牵连，哥、姐下放农村，哥哥不能参军，姐姐招工不成，我赶上了好时代，部队来校征兵，我踊跃报名参军，父亲倍感欣慰。在我们这届应征入伍同学、家长参加的座谈会上，父亲特别作诗一首，表达一位老兵寄予年轻人报效祖国的励志情怀。

    这给我留下了难忘的深刻印象。

    父亲一生笔耕不辍，从1933年起，开始创作发表了一系列作品。先后出版了《小巫集》、《叶伯》、《忏悔》、《卑贱者的灵魂》、《阳明堡的火战》、《汾河上》、《未了的旅程》等小说集，出版了《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土地在微笑》、《第一阶段》等小说。其中短篇小说《新任务》被翻译为英文在莫斯科《国际文学》上发表。1942年在延安期间，还创作了许多革命诗歌。

    文革平反后，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后，父亲焕发了青春，尽管年逾70，一身重病，仍坚持创作。为怀念鲁迅而写的《鲁迅和党的关系》、《回忆伟大导师鲁迅》等，曾被一些重要刊物转载，产生了广泛影响。1979年至1983年任湖北省政协常委，并作为特邀代表出席第四届全国文代会。1980年，父亲在《芳草》杂志第12期发表《我所知道的胡风》一文，尊重历史，真实地再现了他与胡风交往的情况，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即使卧床不起时，还完成了短篇小说《一个伟大的死》的创作。在生命最后的两年间，以顽强的毅力整理他的小说并精选17篇，出版了《吴奚如小说集》，为社会、为历史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