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巢湖地区曾经走出冯玉祥、张治中两位上将，世人称之“布衣将军”与“和平将军”。新中国成立后，又相继走出两位上将，一个是“传奇将军”李克农；另一个是“政工将军”温宗仁，二人均系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他们一个是长期从事党的情报工作，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卓越贡献；一个是戎马生涯近五十年，毫不松懈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贡献毕生力量。他们是从巢湖走出的一代名将，是巢湖杰出名人的代表，更是巢湖人民的骄傲。

    [关 键 词]新中国 巢湖 上将

    巢湖是历史名人的故里，英才辈出，群星璀璨。曾经走出冯玉祥、张治中两位上将，世人称之“布衣将军”与“和平将军”。新中国成立后，又相继走出两位上将，一个是“传奇将军”李克农；另一个是“政工将军”温宗仁。他们都是从巢湖走出的一代名将，也是巢湖历史名人，更是巢湖人民的骄傲。

    一、传奇将军李克农

    李克农，1899年9月15日出生，又名泽田、峡公、种禾、曼梓、稼轩、天痴、震中，安徽巢县(今巢湖市)烔炀河人 1926年12月在芜湖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长期在情报和保卫等特殊战线上工作，以顽强的斗志和灵活的工作方法，屡建奇功。周恩来曾把他与钱壮飞、胡底并列为党的情报工作“龙潭三杰”。他凭着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深入虎穴，在关键时刻向党中央提供了决策性情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被誉为“传奇将军”。

    （一）投身革命反帝，积极进步入党

    李克农1899年在芜湖出生，1905年至1909年就读私塾，后在巢县初等小学读书。1910年，他11岁时进入芜湖安徽公学附属小学，与阿英同班读书学习，二人共度4年同窗生涯。1914年至1917年，李克农在芜湖当时有名的教会学校——圣雅阁中学求学，他聪颖好学，勤奋刻苦，不懂就问，成绩优异。1917年，便到北京《通俗周刊》做发行工作。1918年9月，经蒋光慈和李宗邺等介绍，李克农和阿英一起加入主要由芜湖省立五中发起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安社。安社出版发行《自由之花》标榜反对强权、反对礼教、反对专制，在当时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并在安徽省内外学校中产生较大反响。1919年6月，当五四狂飙席卷全国之际，经芜湖省立五中学监高语罕和教师刘希平的介绍，李克农到省府安庆，担任《国民日报》副刊编辑，因其思想上进，著文反对皖省督军倪嗣冲提出的淮盐每包附加贰角伍分的新税法，被省议会议长控告而入狱。7天后经省学联和其他群众团体向当局请愿和抗议而获释，不久返回芜湖。1921年，李克农和阿英经刘希平等介绍，同赴六安县，阿英任教于六安省立第三农业学校，李克农担任县政府第二科科长。1925年5月，芜湖学生掀起反对帝国主义奴化教育学潮，李克农等积极参与，随后与宫乔岩、钱杏邨等创办了民生中学，且任事务主任。5月15日，上海日本资本家无端枪杀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30日，英国巡捕在南京路又开枪打死学生、市民十多人，受伤者不计其数，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中共和县县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和县地方史（1919—1949）》.安徽人民出版社.2010.10.第27页. ]。“五·卅”惨案后，各地相继成立了“五卅惨案外交后援会”，李克农积极参加后援会工作，且任皖省“五卅惨案外交后援会”宣传事务，发动组织工商学界举行反帝示威游行，反对英、日货物，提倡国货，要求商人不进英、日货物，民众不买英、日洋货。由于李克农爱国、上进，1926年年底，经钱杏邨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3月，国民党芜湖县党部成立，李克农受命任宣传委员，后奉中共芜湖特支指示与阿英等打入芜湖“青帮”组织，借着“青帮”势力，搜集情报，开展地下工作，走上了“高级特务”之路。

    （二）借狗咬狗逃脱抓捕，千钧一发平安转移

    1926年12月，李克农在芜湖由钱杏邨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且被安排出任国民党芜湖市党部宣传部长。1927年3月下旬，蒋介石到上海，于4月初约集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张静江、吴稚晖等10余人，举行反共秘密会议，决定立即以暴力手段“清党”， 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残杀中国共产党人。4月18日，在蒋介石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之时，皖军总司令陈调元充当急先锋，从各个渠道对芜湖共产党人布下天罗地网。李克农在芜湖国民党右派策划反革命事变时，已事先获悉，立即上报中共芜湖特支及共青团芜湖地方执行委员会，且和主要骨干沉着应战，乘小舟深夜悄悄从芜湖的芦苇荡中逃到江北隐藏下来。不久，敌人查寻到李克农等人的踪迹，密谋策划定于晚上派人到江北围捕。李克农在敌人到达前一个小时，再次得到情报，从而脱离危险。为了对陈调元进行有力还击，李克农运用“借狗咬狗”之法，有意托人四处散布说这次脱险全是陈司令的开恩。此讯很快传入蒋介石耳中，蒋介石信以为真，气愤之极，大骂陈调元吃里爬外。由于李克农利用蒋介石对陈调元的不满，吓坏了的陈调元，致使他忙于向蒋介石解释，拿出重金四处求人帮忙疏通，诉说苦情，开脱责任。此事使陈调元元气大伤，吃了个哑巴亏，且又花费了多年积蓄，事后，虽然保住了头上乌纱帽，却也无心抓捕李克农等共产党人了。随后，李克农等人潜往巢县，坚持秘密斗争。11月17日，李克农奉命返回芜湖，以民生校董会主席身份主持校务，且遵照中共安徽省临委指示，在校内成立“济难会”。1928年1月27日，芜湖县公安局围捕济难会负责人王绍虞等40余人。28日晨，包围民生中学，进行搜捕。李克农机智逃脱，避过搜捕。在逃至南京下关车站时，被敌人发现。在追捕之中，幸亏昔日民生中学同事王振武营救，再次脱险，潜往上海。1929年，李克农根据中央指示，以公开应试的方式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不久。李克农升任特务股股长，成为特务组织头目徐恩曾的亲信，掌管着全国的无线电报。从此，李克农与钱壮飞、胡底组成了中共情报史上著名的“龙潭三杰”。1931年4月25日深夜，李克农被一阵轻而急促的叫门声惊醒，打开房门，只见钱壮飞的女婿刘杞夫正神情紧张地站在门口。刘杞夫带来一封钱壮飞的密信。钱壮飞破译了一份写有“徐恩曾亲译”的绝密电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归顺党国！李克农看后，大吃一惊，立即在夜幕的掩护下，千方百计找到中共江苏省委，通过江苏省委，在中央刚建立起来的一个紧急备用的联络站，找到陈赓、黄慕兰。然后和陈赓马不停蹄找到周恩来，马上将顾顺章在武汉叛变的情况作了详细的报告。周恩来随即向中共中央报告此事，中央委托他全权处理这一紧急事变。周恩来立即召集有关中央领导，决定采取断然措施。 把顾顺章知道的所有关系和线索统统掐断；把顾顺章知道的所有联络暗号和接头方法全部作废。且作出中央机关、江苏省委机关、共产国际在上海的机关全部撤出，中央领导和机关工作人员以及地下交通员全部转移。从而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保护了中共组织，使中共组织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

    （三）利用情报假戏真做，重庆谈判争取主动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发生后，桂林办事处则成为国民党下一个攻击的主要目标。1月18日毛泽东致周恩来急电：“立即转克农，桂办应立即撤退，否则克农会被拘押，克农可回延安，密码密件立刻烧尽。”在重庆的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连发数电，向李克农通报了时局的严重性，指示他在紧急疏散聚集香港的民主文化人士后，迅速撤回重庆。3月底，李克农返回延安。在延安，毛泽东亲自点将，李克农担任了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部长是康生)，并兼任中央情报部副部长，直接负责中央领导人的安全保卫和情报工作。

    1945年8月14日，毛泽东出乎意料地收到了蒋介石一封电报“万急，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悬盼之至。蒋中正。未寒。”按惯例，国共和谈都是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王世杰电邀周恩来出面，而现在蒋介石亲自出马，令人一时摸不清他的意图。毛泽东手持电报思索着，“老蒋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他急忙找来李克农，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李克农接受任务后，经过分析认为这是蒋介石在试探毛泽东的意图。于是，李克农密切关注国民党军令部派驻延安的两个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的行踪，发现二人加紧活动，收集情报，四处打探毛泽东的动向。李克农根据两个联络参谋的举动，分析认为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一定会密令二人打探情报。因此从他们的来往密电中便可以洞悉蒋介石此举的心态和目的。然而，他们使用的密码是独有的，边区保安处曾经尝试过破译密码始终没有成功。李克农获悉他们的密码本锁在招待所房间的箱子里，便布置服务员暗中配了一把钥匙，将密码本偷出来抄下。于是，李克农果断命令严密监视周励武、罗伯伦，特侦部门日夜监听，侦破这部电台与重庆的联络。8月15日晚，受李克农指挥的情报系统从重庆获悉，明天一早各报要全文公布蒋介石致毛泽东的“寒电”。李克农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告知已获取了密码，可以破译重庆与延安间国民党特务的电讯联络。毛泽东高兴地说：“蒋介石看我沉默，便展开了舆论攻势。我起草电文回复蒋介石。”次日，毛泽东发出给蒋介石的“冼电”：“未寒悉。朱德总司令本曾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随后，毛泽东在枣园接见了周励武、罗伯伦，告诉他们先不准备去重庆，等蒋委员长复电后再作考虑。李克农很快侦听到周、罗发给重庆的电文，他们汇报自己会见毛泽东的经过，“毛绝不会去重庆，延安根本没有任何毛去重庆谈判的迹象”。蒋介石接报后说道：“果然不出所料，毛泽东绝不敢来重庆。”由此重庆与延安之间，围绕毛泽东来不来重庆展开了一场斗智的较量。李克农坐镇枣园社会部，调集精兵强将，指挥情报系统，严密监视蒋介石和国民党特务的动向。当周励武将延安的所谓“情报”发给重庆，送到蒋介石的手中，照例会有同样一份“情报”放在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李克农从繁多的特务密电中，经过分析得出一个结论：蒋介石认为毛泽东不会应邀，也不敢应邀，所以频频“电邀”。老蒋这是在演戏！特别是8月20日蒋介石发给毛泽东的这份口气很硬的“哿电”，更加强了李克农的判断：老蒋这是假戏真唱，其实他绝不希望毛泽东去重庆谈判，而是估计毛不敢去重庆才故作姿态；他造足舆论后，倘若毛不去，则可以把拒绝和平的责任推到共产党的头上。李克农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分析后，毛泽东频频点头，心里有了底；李克农建议他再次约见周励武、罗伯伦，让蒋介石吃一颗“定心丸”，把戏唱下去，然后打他个措手不及。于是，毛泽东依照李克农的意见又会见了周、罗二人，对他们说“蒋委员长‘哿电’已收到，本日已复蒋委员长。因自己工作繁忙，无法脱身，为团结大计，先派周副主席前去重庆晤蒋，待恰当时机再相机赴渝。”数小时后，蒋介石收到了周、罗密报：毛泽东断不会来重庆。他得意地说，毛泽东派周恩来与我周旋，他自己躲在延安不敢露面！于是又在8月23日“强硬”地发出第三封邀请毛泽东的电报，这使得毛泽东大笑不止：“蒋介石要把假戏唱到底喽，果真以为我不敢去重庆了!”8月23日当天，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应当争取一个和平建设时期，避免内战爆发，决定先派遣周恩来、王若飞前往重庆，毛泽东随后再去。毛泽东给蒋介石复电说：“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蒋介石认为这不过是毛泽东“玩弄词藻而已”，不由喜上眉梢。因为他已从延安周励武那里得到“底牌”。8月25日，中央政治局再次研究毛泽东赴重庆问题，毛明确表示：“可以去，必须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的主动权。”8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当中央决定毛泽东亲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后，李克农顿时感到责任重大。因为，除了考虑政治全局，还要考虑毛泽东等人的安全保卫工作。随即，李克农依据他多天来得到的情报和分析，针对蒋介石认为“毛不敢去重庆”的阴暗心理，进行部署安排。为此，李克农又反复核对了收集到的情报，并再度进行了分析，决定封锁延安的一切外传消息，同时严密监听重庆方面与延安特务间的电讯联系。由于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是在高度保密下进行的，所以国民党派驻延安的特工周励武、罗伯伦懵然不知。他们在8月26日凌晨依然向蒋介石报告：“根据动向，毛泽东不会来重庆。”于是蒋介石委派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长张治中去延安接周恩来，同时再次当面邀请毛泽东来渝。8月28日上午，特工周励武、罗伯伦又提出会见毛泽东的要求，中央统战部交际处处长金城根据李克农的事先交代，笑着婉言回绝：毛主席正与赫尔利大使、张治中部长谈话，周恩来下午将乘飞机与赫尔利、张治中去重庆。李克农很快从侦听中获悉，周、罗又向重庆发出密电，称毛泽东无意去重庆。然而，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封电报送到蒋介石手中时，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赫尔利和张治中的陪同下登上了赴重庆的专机，当日(8月28日)下午3时30分降落在九龙坡机场。李克农看到破译出的周、罗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不由得开怀大笑。而蒋介石被弄个手忙脚乱，他料定毛泽东不来才演戏的，根本没有作任何和谈准备，而中共代表团却拿出早已拟就的整套方案。经过43天谈判，最后形成《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李克农利用敌特错觉打的一场情报战，为毛泽东参加重庆谈判争取了主动权，更是留下李克农又一传奇故事。

    二、政工将军温宗仁

    温宗仁，1940年生于巢湖市中垾镇温家套村。1956年，温宗仁担任大队团支部书记。1959年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1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期间，他历任战士、班长、排长、团政治处书记、干事、副处长、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师政委、军政治部主任、军政委、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温宗仁担任部队领导干部后，他不断加强学习，提高思想觉悟和领导能力。他认真履行职责，注重部队思想政治建设，推动部队的全面建设。温宗仁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6年晋升中将军衔，2002年晋升上将军衔，世人称其为“政工将军”。

    （一）参军学坦克，提干做政委

    1959年，18岁的温宗仁主动申请入伍参军，保家卫国。他进入军营，认真参加集训，随后被分配到坦克部队，直接送到南京学习培训。年轻的温宗仁，身强体壮，训练时不怕苦、不怕累，每天在训练场上驾驶坦克冲锋陷阵，可以连续4各小时不出驾驶舱，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学知识，他克服困难，勤学好问，求教老师，勤问同学。经过不懈努力，他以优异成绩，完成坦克驾驶学习任务，踏实能干的温宗仁被留下带新兵学员。在带新兵学员的同时，他不忘提高自身素质，仍然坚持刻苦学习，不断提高文化知识和坦克驾驶技术。1961年，他顺利考入北京坦克学校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的教育下，温宗仁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在坦克学校学习不断进步。他从坦克乘员、教导团学兵到学校学员、坦克排长，四年多的基层学习和锻炼中，温宗仁熟练地掌握了坦克兵的射击、通信、驾驶三大技术，考上全能坦克手。1963年8月，温宗仁毕业后，被分配到南京军区。他先后在团、师、军机关当干事、秘书、处长，从事10年机关干部工作。在此期间，他跑基层、搞调研、写材料，一丝不苟，认真负责，多次受到领导表扬。虽然工作繁忙，日程紧张，但他毫无怨言，坚持不懈。从而增加了他的阅历和知识积累，也锻炼和提高了他的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10年后，年仅33岁的温宗仁被委任南京军区独立坦克团政委，也是南京军区最年轻的团政委。面对组织对自己的信任，温宗仁暗暗发誓，即使再难再苦再累也要把政委工作干好。上任初始，他虚心向其他领导学习，认真思考、谨慎处事，没有丝毫的懈怠和马虎，逐渐胜任所担任的政委工作。1980年，他进入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一年，随后升任师政治部主任、师政治委员，他在坦克部队担任领导职务整整10年，也是做政委工作的十年，他为坦克部队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二）情有独钟军营，公道正派做事

    1983年5月，温宗仁受命担任某军政治部主任，不久又被送入军事学院高级指挥班集中学习两年。1985年7月毕业后，温宗仁被任命某集团军政治委员。从基层到大军区，从开坦克到做政委，温宗仁谦虚、真诚和低调，他没有激情的高谈阔论，没有语调的得意放纵。温宗仁对军队情有独钟，他以穿军装、在军营为荣；他非常珍惜在部队工作的每一天，将军队和绿色融入他的生命，决心在有限的时间里，把正在从事的工作做好。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他讲求实效，不搞“花架子”和虚无之法。他身为一把手，他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行政上的事按行政制度办；党委的事，集体讨论决定，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办事。他善于征求大家的意见，集思广益，对个别问题有误解的，都经过反复沟通酝酿，最后在党委会集体讨论决定。他这种处事方法和风格，赢得了大家的敬重和支持，也为他不断升迁奠定了基础。由于温宗仁肯学习，善钻研，勤思考，工作扎实，能力较强，1994年，被任命为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

    温宗仁作为高级将领，对部队的发展和建设倾注了巨大的热情。他认为作为一个称职的领导者，必须有远见卓识，善于从理论的深度、全局的高度做到既在正确方向上做事，又能以严谨扎实的工作作风保证自己做正确的事。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改革开放初期，军队经费不足，实际困难很多；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各种诱惑近在咫尺，许多人跃跃欲试，有些部队一度搞得很红火。但他牢牢把握正确方向，发扬军队传统，要求所属部队种粮、种果树，弥补农副产品的供给不足。他坚持认为，部队不能经商，部队的风气不能搞坏。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能忘、不能丢。1996年1月，温宗仁任兰州军区政委。在环境极其恶劣、条件十分艰苦的大西北，他经常深入部队、深入边防、嘘寒问暖，关心基层官兵；他积极开展调查研究，了解让他最为感动、最放心不下的西北边防官兵驻防情况，采取有效举措解决边防官兵实际问题。一次，温宗仁去位于雪域高原的西北边防某团检查工作，团长汇报工作时语言反应有些迟缓，当时陪同的干部看到后有些不满意。他却深深被感动了，他教育身边的同志们：“你们看看团长脸和嘴唇发紫的样子，他这种反应慢是长期在高原工作得的一种‘高原病’。我看他们能在这里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奉献，他们的这种精神令人钦佩。”后来，他多次表扬这个团长，要求大家要关心边防官兵的生活，为稳定西北地区边防作出了贡献。。

    （三）晋升上将军衔，从事军科工作

    1958年3月15日，毛泽东主席根据中国的实际和风云变幻的世界形势，决定批准在北京西山脚下组建军事科学院，由叶剑英元帅亲自担任院长兼政委，粟裕、王树声等一批战功显赫的开国将领出任院领导，在全军盛传“一个元帅、两个大将，八个上将创办军科”之佳话，可见军事科学院在新中国成立之时的重要地位。随后，军事科学院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军事人才，充分发挥了军事科学院的重要作用。2000年6月，温宗仁告别纵横驰骋的作战部队，调中国军事科学院任政委，从军区主官到军科主官，温宗仁的人生篇章拉开了新的序幕。面对战将云集，人才荟萃，藏龙卧虎，韫玉含珠的军科院，温宗仁深知其肩负重任，任重道远，须全力以赴，做好本职工作。在军事科学院的工作实践中，他深谙用人之道，心知人才是科研之本。上任之初，他就狠抓科研中政治工作的关键问题：选人、育人、用人工作。在前任院党委成立研究生部（全军首批军事学博士学位授予单位）、设立战略学、军事学、军队指挥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基础上，选调了一批军兵种的人才和复合型人才，特别是拔尖人才，成立科研指导部。面对重大课题，不唯资历、学历，重真才实学，唯才是举，在课题研究中，培育人才，为年轻科研人员脱颖而出创造条件。且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用人机制，组织全院优选人才，集中精兵强将，包括借用军内外的优秀人才，组成最佳阵容，攻坚克难，完成重大科研任务。温宗仁在学院内，极力创造宽松、自由、平等的浓厚学术氛围，提倡大力发扬学术民主，千方百计地调动科研人员敢于质疑、善于争鸣的积极性，鼓励大家发表真知灼见。在科研指导部每周一次学术论坛会上，要求参会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促进全院的学术交流，活跃学术气氛。在重大课题立项时，实行听证制，征询课题组以外专家的意见；在课题撰写时，实行询问制，让大家对课题的框架设计是否科学合理，主要论点是否正确、论据是否充分，进行评头品足；在成果形成时，实行会诊制，请专家诊断课题中存在的“毛病”，然后开出“药方”，再作进一步的“治疗”；在成果上报时，实行评审制，请专家对成果的质量进行评审，作出鉴定。为进一步调动学院专家学者的科研积极性，对作出重要贡献的专家学者，温宗仁和院领导研究制定了军科院奖励制度，对拔尖人才和重大科研成果实施重奖。且在实践中，完善设立了“叶剑英科研成果奖”“中青年科研创新奖”，有力地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争当名家、多出精品、多作贡献蔚然成风。由于温宗仁深研军科院的政治工作方法，不断探索和总结经验，采取确实有效举措，使当时军科院的科研人员中，研究员、副研究员占百分之50，博士、硕士占百分之52；拥有69名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和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以及一批有较高知名度的专家学者，为繁荣和发展军事科研事业作出了贡献。

    2002年5月2日上午9时，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温宗仁从江泽民主席手中接过晋升军衔命令状。至此，温宗仁成为自1988年人民解放军恢复军衔制以来的81位上将之一。至此，他更加努力，团结带领军事科学院的同事们，进一步将军事理论研究领域的强势开拓之路向纵深延续。且时刻警醒自己教育部属，新阶段面临新挑战，国家越强大，越需要有国防的保障，要毫不松懈地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温宗仁在任军事科学院政委期间，他们共同努力，将有着47年光荣历史、被誉为中央军委、总部的“思想库”的军事科学院，在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中不断开拓创新，创造了非凡业绩：军事科学研究领域日益拓展，完整的军事科研体系已经建立，一批军事科研骨干学科的研究工作得以全面和逐步深化，一批新学科迅速成长，填补了中国军事的许多空白，受到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表彰。

    李克农和温宗仁两位从巢湖走出的上将，均系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一个是长期从事党的情报工作，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卓越贡献；一个是戎马生涯近五十年，毫不松懈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贡献毕生力量。二人从容果敢、博雅大度、真诚求实，智慧过人，是巢湖杰出名人的代表，也是巢湖人民的骄傲。

    参考文献：

    1.中共和县县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和县地方史（1919—1949）》.安徽人民出版社.20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