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土地改革有着与其他根据地不同的特点，在运动初期曾出现过失误和曲折。在组织领导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运动中，习仲勋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客观分析陕甘宁边区土改工作的特殊性，及时发现边区土改中“左”的偏差，并多次上书中央反映实际情况，习仲勋对边区土改的艰辛探索和经验总结，不仅保障了边区土改的顺利进行，有效维护了农村各阶层的利益，改善了党群、干群关系，而且对于中共中央及时修正和完善土地改革政策，引导全国土改走上正轨做出了重要贡献。习仲勋分类实行土改的思想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大规模土地改革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深入探析习仲勋在领导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工作中重要贡献，对于新时期各级领导干部做好实际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习仲勋；贡献；启示

    一、习仲勋对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的贡献

    （一）客观分析陕甘宁边区实行土地改革的特殊性

    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时，陕甘宁边区有许多不同于其他根据地的地方。首先，陕甘宁边区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地方都是经历过土地革命的老区，已经完成了土地革命的任务，彻底推翻了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陕甘宁边区约有130万人口的老区，在义和会议前，土地大体上平分了。其中有75万人的红军时期的根据地，经过1937年以前分地，封建的土地制度早经消灭；其余的地区经减租减息和五四指示以后的土地改革，封建的土地制度亦早已基本消灭。[1]其次，陕甘宁边区的阶级构成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特征。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已经基本上被消灭，分到土地的贫雇农经过10余年的经营绝大部分业上升为中农、富裕中农。中农已经成为边区农村的主体。在未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经过长达10年的减租减息和实行五四指示开展土地改革，地主土地也大部分转移到了农民手中。这些地方虽然地主富农仍然存在，封建剥削依然存在，但剥削程度已经大大减轻，大部分贫雇农已经上升为中农。习仲勋十分熟悉边区的状况，也清醒地认识到从边区实际出发制定符合本地区情况的土改政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二）深入分析陕甘宁边区土改出现“左”偏的原因

    通过对陕甘宁边区的土地改革现状进行调查研究，习仲勋认为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出现“左”的偏差是由多方面原因导致的。

    一是“义和会议”在制定政策上存在一些问题。义和会议确定在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中平分土地的政策，不是简单地照搬了土地法大纲，而是对边区的土地改革状况进行了认真研究，在取得了共识的基础上作出的决策。但会议强调平分土地的政策不仅对新区适用，对老区同样适用，没有看到陕甘宁边区的特殊性。会议没有把陕甘宁边区里的老区（约占三分之二）和新区（约占三分之一）的不同情况区分开来，没有划清一般地主与恶霸地主的界限，也没有对中农、工商业和三三制等政策解释清楚，只是片面强调“依靠贫农”“平分土地”，认为应该严格贯彻土地法大纲的平分土地政策。会议在划分阶级的标准上规定了4条：生产方式和剥削关系、土地占有及其他财富、生活情形和历史。但把“历史只当做参考”，没有否定看生活情形，为以后在执行中出现“左”的倾向留下了空间。此外，义和会议上的“左”的情绪也比较严重。有人提出坚持“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提出“对于中农，我们要联合，但在平分土地问题上不能向他们让步”，有人甚至说“地主常打农民，农民打一下就不能？打死个别也是可以的，把安文钦打死也是可以的”[2]

    二是《中国土地法大纲》本身存在不足。《中国土地法大纲》是一个彻底地反封建的土地改革纲领。它明确规定土改的目的是“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以“没收地主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3]的政策，代替过去清算、减租、征购地主土地的政策。原则是平分土地。在国共两党决战的重大历史关头，迅速、彻底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对夺取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及推进中国的现代化有着巨大意义。对此无疑应当充分肯定。但是《中国土地法大纲》没有区分老区、半老区及新区的不同情况，强调一刀切的彻底平分；没有明确划分阶级的统一的、科学的标准等。这些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运动中“左”的偏向的发生。

    三是晋绥土改中“左”的错误的影响。习仲勋认为《晋绥日报》关于晋绥地区对地主“扫地出门”“没收一切财产”，随意批斗、乱扣帽子、动辄打人的宣传报道，也是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出现“左”偏的原因之一。1947年3月，康生、陈伯达受中共中央派遣，率工作团分别到晋西北临县五区郝家坡村和兴县后木栏干村“蹲点”。在“蹲点”期间，康生、陈伯达采取了很多“左”的措施，并且将其上升为所谓的经验。如康生在经过了土地改革、己消灭了地主阶级的地方硬要找出地主。他把从事工商业、按政策应按工商业者对待的人称作“化形地主”，说他们“把财产转到工商业上去了，凡是这样的人都应该是斗争的对象，要挖浮财，把他们扫地出门，只给他们一双筷子一个碗。”兴县蔡家崖村划成地主富农的竞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22.46，大大超过了一般估计的百分之八，扩大了打击面，搅乱了阶级阵线。为了推行“左”的一套，他们把基层干部中不同意他们做法的人一概视为右倾、土改运动的阻力、挡道的“石头”，提出“搬石头”“抛开支部闹革命”，“贫雇农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等错误口号。特别是晋绥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在《晋绥日报》发表了内容非常“左”的《告农民书》，对地主不论大小、男女、本村外村、装穷的、化装成商人的，都可以清算；对混进党内、政权内、八路军、工作团、党校、工厂、商店、农会、民兵的地主，大家要拿去斗，就可以拿去斗；地主、富农当中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不管他是什么人，大家要怎样惩办，就怎样惩办。对中农长余的土地，应当抽出来分。对从村到边区一级的干部，该批评、斗争、处分，撤职的，大家都可以处分，可以撤职。[4]《告农民书》和《晋绥日报》连续登载的有关晋绥土改的相关报道，对陕甘宁边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四是边区土改在防“右”的同时忽视了反“左”。在土改运动初期，各地土改团的干部都害怕被戴上“右”倾的帽子，特别是一些干部本身出身地主富农，更害怕表现不积极就会被怀疑站在了地主富农的一边。因此当运动初期出现“左”的苗头和动向时，谁也不愿意站出来提出不同意见，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有的干部甚至故意表现的激进一些来表明自己的立场。所以习仲勋说土改运动中的“左”的情绪，“不是群众原来就有的，而是干部带去的。”[5]

    （三）多次上书中共中央全力纠“左”

    在领导陕甘宁边区土改的工作中，习仲勋奔赴一线进行调查研究，发现了许多“左”的现象。面对迅速蔓延的“左”的偏向，习仲勋一方面全力制止，一方面根据实际寻找解决良策，并决定将陕甘宁边区发现的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问题归纳整理上报中央。

    1948年1月4日，习仲勋致信中共中央西北局并转中共中央，将检查绥属分区各县土改中发现的问题做了汇报。习仲勋提出：“如以一般概念进行老区改革，必犯原则性错误”；“地主、富农占农村百分之八的观念，在老区必须改变。如果老区的地主、富农定的和新区一样，势必犯严重错误”；“在老区发动群众运动，要坚决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左’倾形式主义”。他在信中写到：“凡事开始发动群众的地方，一般都是过“左”，如在枣林坪街，把店铺大部查封；在延家岔，贫农会上规定谁斗地主不积极，就用乱石打死；在辛店贺家石工作团所领导的农会上，规定民兵吊地主、打干部。在许多群众斗争会上，总是有几名打手，专门捆、打、吊、拷，弄得人心恐慌。同时，边区在土改工作中普遍冷淡中农。斗争地主不让中农参加。即贫农团的组织，亦缩小在积极分子的小圈子里。其风气不是中农被坚决联合，而是恰到好处给中农以精神上的很大威胁。”[6]另外，在选贫农团、农会领导土改的成员中，要由能代表多数群主利益、并为全村、全乡群众所拥护的人来担任，土改工作团干部不能包办代替和搞其他形式主义。许多地方搞群众自发运动，这种为数不多、盲目的，而为各种动机不纯分子所鼓动起来的群众斗争，如任其发展下去，必将造成许多脱离群众的恶果。必须派得力干部参加进去改造并掌握领导，使自发运动变为群众的自觉运动。习仲勋在信中特别指出：“陕甘宁边区的老区（全国解放区的一块特殊地区）是有许多问题同新区有其基本上的区别，望能在土改方针及方式上，随时注意，适合当地的具体情况。”[7]

    接到习仲勋这封如实反映边区农村土改实际又颇有独到见解的来信后，毛泽东十分欣慰，即于1月9日给西北局贺龙、习仲勋发来电报，表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8]同时毛泽东提议派习仲勋、马明方、马文瑞分别去绥属各县、延属各县以及三边、陇东、关中等地巡视土改工作。

    从1月5日至13日，习仲勋连续9天在子州走访和调查访问。发现土改运动发展的极不平衡，偏激极左的做法蔓延滋长，需花大力气纠正。1月8日，习仲勋致信中共中央西北局，列举了子洲县土改中存在的9种不良现象：一是把中农甚至错把贫农定成富农进行斗争，只有是有吃有喝的人，就是斗争的对象。二是地主富农不加区别一律斗争和拷打，动用很多及其残酷的肉刑，严重破坏了党的政策。三是凡定为地主富农者，全部扫地出门。个个必斗，斗必打，打必拷，把大量时间浪费在逼要地富的底财上。如交口五六十名群众住在地主家里进行斗争，杀羊宰鸡，一日三餐连续吃喝了八九天，临走时还又乱拿一气。四是不艰苦地发动群众，而是被搞斗争冲昏了头脑。五是将贫农团神秘化，在贫农和中农之间划了一条鸿沟。六是不能正确对待老党员老干部。七是曲解土地法关于用暴力手段没收土地的含义，认为贯彻土地法就是要多打死人，多用肉刑。八是凡是搞斗争的地方，大吃大喝成风。九是土改团干部包办代替多，没有形成群众自觉的行动。如有些地方的土改竟变成了党员干部之间的斗争。[9]习仲勋提出要坚决纠正土改中“左”的偏向，在党内树立一种新作风。找到了问题所在后，1月14日习仲勋回到义和西北局驻地后，立即部署召开会议，发动干部集思广益，认真研究解决办法。

    1月19日，针对土改中乱揪乱打、伤害党外人士的问题，习仲勋与马明方联合向各分区发出通知，要求对参加三三制的党外人士慎重处理。对县以上非党人士的处理，务必由地委提出意见，经西北局批准；对县以下及学校教师中的非党人士，须经地委批准后，才能处理。

    同日，习仲勋就陕甘宁边区近期的工作，特别是防止和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向问题，再次致电毛泽东，如实汇报了近期了解到的“左”倾偏向，痛陈“左”倾的严重危害：“由于义合会议潜伏一种‘左’的情绪，由于晋绥的直接影响，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凡动起来的地区，多去强调‘贫雇农路线’，反对所谓‘中农路线’，都是少数群众（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起来乱斗，乱扣、乱打、乱拷，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最严重的是佳县，有几个村庄，连贫农、中农的东西都一律没收。干部家属，幸免于斗者很少。张达志家中也被斗，弟弟被吊打，索银洋。有的烈士家属也被扫地出门。佳县乱搞不到五天，竞一塌糊涂。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要半月，就可把一切破坏得精光。在机关学校中，也发生‘左’的事件。如边保的马夫起来斗争马夫班长，也叫贫雇农翻身。如绥德干小把地主出身的校长夫妇（老党员）赶走，整出的十几名都是八九岁的干部子弟。虽则事不普遍，但影响所及人心不安。闹得农村极度紧张，弄得大家都有顾虑。[10]

    习仲勋对如何纠正“左”的偏向，引导边区土地改革健康发展，在电报中提出了9条可行性意见：（1）土地革命时期形成的老解放区，那里的农民实际上己大都不是贫农，而是中农；边区的劳动英雄，还是勤苦劳动，热爱边区的，但因有余粮而往往被当成斗争对象，这与劳动致富方针不符，对党对人民是莫大损失。因次，对劳动英雄与干部家庭在处理前必须经过超一级的批准。（2）在土地革命时期形成的老解放区，中农占优势，在抗日战争中经过减租减息的地区，也发生了基本变化，这次所斗争过的地、富，实际上其中三分之二都己自己连续劳动在7年以上。应按现在的情形妥善对待，既不脱离群众，又不多树敌人。（3）老区有些乡村贫雇农很少。有的贫雇农是好吃懒做或抽赌浪荡致贫的，如果由这些人领导土改，就等于把领导权交给坏人。在老区要不怕中农当道，真正的、基本的好群众在中农阶层及一部分贫农中。（4）不要再算老账，不管重大或轻微的旧账，都一概不究既往，否则会引起社会上极大动荡，对我不利。（5）只要不是死心塌地的投敌分子，均采取感化争取政策。（6）对恶霸应有明确的定义，不能扩大化，特别不能株连其家人亲属。（7）老区因土地早已平分（有的地方甚至分过三四次），土改中多数地方应以调剂为主。（8）边区土改要首先解决好人民生计，要同生产救灾结合起来。（9）救灾中要形成一人一户、一乡一村地去解决问题的新风气。

    习仲勋在电报中不但实事求是地向中共中央反映了边区土改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而且提出了富有创建性和普遍性指导意义的解决方法。毛泽东在接到电报的第二天，即20日便以《同意习仲勋皓信纠左偏意见》为题，复电习仲勋：“19日来信完全同意，望坚决纠正‘左’的偏向。”同时又将习仲勋的电报转发各解放区，并特别批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11]毛泽东希望通过在其它根据地推广陕甘宁边区的纠“左”措施，切实纠正土改运动中的“左”倾偏差。

    习仲勋对老区土改的探索和经验总结，引发了毛泽东对全国不同地区土地改革的深入思考。2月6日，毛泽东就老解放区、半老解放区及新解放区分类实行土地法的内容、步骤和贫农团的组织形式等问题再次征求习仲勋的意见。2月8日，习仲勋回电表示非常赞同毛泽东将日本投降以前的地方划为老解放区、日本投降以后至全国大反攻两年内所占地方化为半老解放区、大反攻以后所占地方划为新解放区，认为“此种分法，非常切合实际。”[12]习仲勋在回电中还建议：陕甘宁边区中农占有土地多，如果平分必然会动摇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信心，挫伤生产积极性，故边区不宜平分土地；老解放区也不能搞贫农团领导一切，因为贫农团内有由于地坏、地远、人口多而致贫的，有由于遭遇灾祸而生活下降的，也有不务正业（吃喝嫖赌）而变坏变穷的。这种贫农团一旦组织起来，就必然会向中农身上打主意，“左”的偏向也就由此而来。他建议要把发扬民主与土改生产相结合，反对干部强迫命令作风。同时还要注意解决中农负担过重的问题，“这一倾向，十分危险，有压倒中农、破坏农村经济繁荣之势”。习仲勋的建议对于纠正老区土改中的“左”倾偏向，促进各根据地土地改革健康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毛泽东称赞他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13]

    （四）分类实施推广典型经验

    习仲勋提出的符合陕甘宁边区实际的土改政策，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和支持下，迅速贯彻到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中。边区各地迅速纠正了错定成分、侵犯中农利益的做法，花大力气进行了改定成分的工作，将没收中农的土地、财物发还，并吸收中农参加对土地改革的领导。同时还取消了贫农团，处理了一些利用贫农团做坏事的人，恢复了各级党组织对运动的领导。

    由于陕甘宁边区的土地占有情况复杂，既有红军时期彻底平分了土地的老区，又有经过减租减息和征购土地基本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的地区，还有少数仍然存在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新收复的新区。在习仲勋的组织领导下，边区对不同类型的地区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了不同的方式和方法实现耕者有其田。一是在新收复区，坚决执行土地法大纲，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二是在老区和半老区，不再平分土地，而是通过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办法，使土地分配更加合理。习仲勋提出的抽补方针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和边区干部、群众的拥护，迅速在土改运动中推行。

    绥德县义和区黄家川村工作组的土地调整方法颇具代表性。黄家川未经过红军时期的土地革命，经过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特别是1947年春彻底的土地改革，基本消灭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平分土地后，在土地占有的数量上各阶层大体平均，其中地主和贫雇农占地数量稍少些。但在质量上，地主土地远好于贫雇农，产量相差很大。为了解决这些分配不公平的问题，工作组决定采取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办法调剂土地。于是经过群众反复酝酿，抽出地主土地17垧6堆半；拿出公地、合作社地、绝户地13垧7堆；修正1946年春分配不公之地5垧7堆；中农“欢迎”（即自动拿出）了17垧3堆，共计55垧弱。除补给地主较下地9垧7堆（另由贫雇换给6垧2堆）外，其余分给了36户（约占全村户数百分之五十），共137人（占全村人口百分之四十），满足了28户贫雇农8户中农的土地要求。从老区实际情况出发，采取抽肥补瘦、填平补齐的方式来调剂土地，既满足了贫雇农的要求，有巩固地团结了中农。陕甘宁边区在很短的时间内，以较小的代价，胜利完成了边区的土地改革。

    为总结和推广典型经验，习仲勋以西北局名义将黄家川的经验总结上报中央并转发各分区，中共中央充分肯定了黄家川经验的普遍意义。3月12日，毛泽东将黄家川经验同晋察冀平山县、山西崞县三个典型经验向全国推广，并指出“这种叙述典型经验的小册子，比我们领导机关发的决议案和指示文件要丰富生动的多，能够使缺乏经验的同志们得到下手的方法，能够有力地击破在党内严重存在着的反马列主义和尾巴主义。”[14]

    在习仲勋的接连努力下，陕甘宁边区及时发现并纠正了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差，在很短的时间内，以较小的代价，胜利完成了边区的土地改革工作。

    二、习仲勋领导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的启示

    （一）坚持问题导向，创造性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

    习仲勋在组织领导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的过程中，通过调查研究及时发现《中国土地法大纲》存在的不足。《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这在当时国共两党决战的重大历史关头，对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及推进中国的现代化有巨大意义。但《大纲》强调一刀切的“彻底平均分配土地”，“废除一切乡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债务”等规定，势必会侵犯部分新富农和中农的利益，导致陕甘宁边区在具体贯彻执行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漏洞和“左”的偏差。习仲勋在基于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将陕甘宁边区土改中出现的乱揪乱斗、错定成分、伤害党外人士等一些列问题实事求是的反映到中共中央，并结合实际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建议。习仲勋对边区土改的意见，得到了毛主席的赞许，启发了毛泽东在土改中分类指导的思想。习仲勋结合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贯彻落实《中国土地法大纲》以及中共中央的决策部署，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支持和指导下，习仲勋的纠“左”政策迅速贯彻到边区各地，“不过一个多月，各地“左”的偏向都得到纠正，并将全部工作基本上纳入正轨。”[15]习仲勋真正无愧于毛泽东“活的马克斯主义者”的赞誉。

    进入新时代，各地将会出现许多新矛盾、新困难，同时也会面临许多新机遇。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和调查研究，在不违背中央精神的前提下结合省情市情县情、结合地区优势创造性地贯彻落实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避免一刀切、一窝蜂，使中央的各项政策发挥最大效力。

    （二）严守政治纪律，严格执行大事向中共中央报告的制度

    请示报告制度是中共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的重要体现。在组织领导陕甘宁边区土改的过程中，习仲勋多次向中共中央汇报土改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1948年1月2日，习仲勋向中央报告了有的部队破坏纪律，在新解放区没收商人财产和敌军官佐及其家属财产，造成恶劣影响的行为；1月4日，习仲勋再次向中央报告，指出老区在土改中照搬新区做法，存在打击面过宽的问题。习仲勋的这两次报告，反映出各地在制定和执行政策上存在偏差，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在收到报告后仅相隔2日，毛泽东就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要求必须改变对上级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汇报的不良习惯。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前或事后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书记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

    1月19日，经过近半个月的调查研究，习仲勋第三次上书中央，提出了陕甘宁边区土改工作中防止和克服“左”的偏向应该注意的问题；2月8日，针对毛泽东2月6日提出的分类指导土改的意见，习仲勋再次复电毛泽东，说明了分三类地区进行土改的的可行性。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习仲勋就土改问题先后四次向中共中央进行请示和汇报，敢于提出问题并大胆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意见，使中共中央决策领导层及时掌握了土改的实际情况，及时纠正了土改中“左”的偏差并调整方针政策，保证了土改的健康快速发展。

    从根本上讲，请示报告制度是为了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步入新时代，各级领导干部要以放眼全局的战略思维和政治意识，从大局出发把握自身的主要工作，该请示的请示，该报告的报告，严守政治纪律，不折不扣地把请示报告制度贯彻到各项工作中，体现在实际行动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三）重视经验，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决策

    重视总结经验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要求。重视对历史经验的的总结和运用，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共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