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日，记者团同卡斯堡少校一行西渡黄河，离开晋绥解放区返回延安。他们在晋西北前线做了一个多月的实地考察，之后向全世界报道了晋绥人民对日本侵略者英勇斗争以及他们在炮火中进行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工作的实况，有力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诬蔑。

　　为了保护记者团在敌后的安全，记者们在晋西北的活动情况一直保密。直到1944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机关报《抗战日报》才系统地报道了他们在晋西北前线的活动，并且发表了社论：《送别盟邦记者团诸先生》，赞扬他们在敌后不避艰险，身临火线采访的热情，向他们表示敬意。

　　这次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对延安和晋绥解放区的访问，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多年来对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新闻封锁，是进步势力一次重大的胜利。

　　这次访问以后，不少外国记者从共同对日作战的需要出发，相当友好地报道了根据地艰苦抗战、实行民主的实情，有的还把这种情形和国民党战场及其反动统治的真相对比，更加使人看清了国民党错误政策对抗战的危害。由于外国记者写了数以百计的电讯和通讯，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真相及其对于协助盟国抗战事业的重要地位，逐渐为外国人士所了解，从此国际舆论的趋向也有了相当的变化。

　　有的记者不但及时写了许多生动感人的报道，稍后还写了系统介绍解放区军民抗战业绩与建设成果的著作。如福尔曼于1945年出版的专著《北行漫记》(原名《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英国记者斯坦因于同年出版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以及爱泼斯坦于1947年出版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这些报道和专著，不但在外国发行，而且大都译成了中文，广泛地传播到国民党统治区。此外，中国记者赵超构在重庆《新民报》上连续发表的客观报道，也受到国民党统治区读者的欢迎，后来结集为《延安一月》出版。

　　对于那些正直的中外记者来说，这次延安之行给他们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40多年以后的1985年4月，在爱泼斯坦70岁诞辰前夕，有人向他提出问题：在中国半个世纪的记者生涯中，留下印象最深的事件是哪一件?爱泼斯坦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在中国的采访令我最难忘的是1944年初夏的延安之行。因为这是影响我一生走上革命道路的一次重要访问。我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当时我就坚信反动派不能统治中国，新中国一定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诞生。”在以后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的过程中，爱泼斯坦加入了中国国籍，并且参加中国共产党。参加这次访问的哈里森?福尔曼，在新中国成立后又曾重访我国，表示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情。1960年因患心肌梗塞病逝于伦敦的冈瑟?斯坦因，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感到由衷的喜悦，生前多次表示希望能有机会重访中国，可惜被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最终未能实现这一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