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德、意、日法西斯集团土崩瓦解，整个反法西斯战线捷报频传。可就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国民党战场上却出现骇人听闻的豫湘桂大溃退，短短8个月内，相继丢失20万平方公里的富饶国土，6000多万同胞沦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作为大后方政治中心的重庆陷入一片恐慌之中。国民党统治区民怨沸腾，民主运动蓬勃兴起。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和抗战不力，也引起英美等国官员和舆论的强烈不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革命热情高涨，众志成城，到处呈现出蓬勃向上、无往不胜的可喜景象。

　　在此之前，红色延安早已成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令人神往的地方，许多人都急切想来探秘，但一次次都被国民党严拒于门外。而且由于国民党政府一直以来的封锁政策，很多人受到蒙蔽，以致中外记者团来到解放区之前，对解放区的真实情况几乎一无所知。1944年夏，迫于国内外各方面的压力，国民党当局第一次允许中外记者前往延安等地采访。

　　一

　　1944年夏天，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得以组成，这是当时驻中国的外国记者共同进行长期斗争的结果，是对国民党政府将近5年来禁止中外新闻界访问解放区的第一次突破。蒋介石虽然勉强同意了参观团去访问延安，但却附带三个条件：先调查西北的非共产党区；在共产党区至少呆3个月；呈送报告给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检查。并且采取了许多“防范措施”，严格检查记者们的所有电讯工具。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共计21人，其中外国记者6人、中国记者9人、国民党官方指派的2个领队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派来的4名“随员”。

　　5月17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乘坐一架由美国人驾驶的DC3道格拉斯飞机，从重庆出发飞抵陕西省的宝鸡，改乘火车于第二天到达西安。

　　中外记者团到达西安，即按照国民政府事先的“三个条件”，先在西安“参观”，然后又绕道山西“后门”进入陕甘宁边区。

　　在西安，记者团参观了一些工厂、机关、学校。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在事后撰写的《北行漫记》一书中说：“我们在西安消磨了很有趣味的四天。我们虽然是委员长的客人，地方政府的官吏却不大知道怎样应付我们。作为正式的宾客，我们应受一切优待和协助。作为观察锐利的新闻记者，我们也许会看到不良的事情或得到坏的印象。因此，我们的正式关系尽管什么都是笑嘻嘻和客客气气，西安官吏却严密监视着并且记录着我们的一言一动。后来我们知道，人力车夫也是特派到迎宾馆的，他们总坚持着要求我们雇用。当我们拒绝坐车时，你走到哪里他们就跟踪你到哪里。我们婉辞抗议了，人力车夫立即不见，继之以便衣的人们，在迎宾馆的门外闲荡。如果我们在街上雇了一辆车，他们就骑了脚踏车跟随着。……”第一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胡宗南的参谋长、省主席祝绍周等，都公开向记者团承认了“对共产党封锁的存在”，还无中生有地造出许多谣言，来诬蔑共产党、八路军。

　　期间，记者团印象最深的是参观所谓的“劳动训练营”(即拘押、迫害进步青年的集中营)。这次参观是外国记者要求的。为了欺骗外国记者，西安的官员们手忙脚乱地进行了许多“准备”。

　　“他们把可能提出的问题油印在一张纸上，叫学生领袖召集学生一组一组开会，花了好些时候研究适当的答案”。这里明明是一个迫害进步青年的集中营，却硬被他们说成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用以收容从共产党逃亡至西安之无家可归之青年，给予短期之训练”的机构。当记者团到达这里时，便演出一幕令人作呕的闹剧。

　　不仅如此，官方还煞有介事地为记者参观团举行了茶会，预先安排了几个“模特”来向外国记者“诉说”共产党的“罪行”。官方事先给这些人编好了一套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