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3月5日，周恩来诞生在一个青砖灰瓦的宅院中，这便是今天的周恩来故居。1910年周恩来离开淮安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但他把幼年、童年的12年留在了故乡，这些院落仍然回荡着周恩来人生的第一串足音，仍然印刻着周恩来人生的第一段身影。

　　周恩来故居坐落于江苏淮安市楚州区淮城镇驸马巷内，由东西相连的两个宅院组成。东宅院临驸马巷、西宅院临局巷，都是曲折的三进院。整个建筑都是青砖、灰瓦、木结构的平房，为明清时期典型的苏北民居，占地1987.4平方米，共有大小房屋32间。1898年3月5日，周恩来诞生在这里。

　　“周家”的状况

　　周恩来关于自己出生地的提述，最早见于1914年10月在其主编的“敬业乐群会”会刊《敬业》第1期，其上刊登了署名“飞飞”的长篇散文《射阳忆旧》。周恩来思念其出生地，文章开头就写道:“淮阴古之名郡，扼江北之要冲，清时海禁未开，南省人士北上所必经之孔道也。余本浙人，自先大父为宦吴省。遂徙家而居焉。生于斯，长于斯，渐习为淮人，耳所闻，目所见，亦非淮事。”周恩来《射阳忆旧》一文中的射阳，即今天的楚州。周恩来对家系的人文掌故是很熟悉、很有感情的，正如他自己所说:“少游江淮，纵览名胜”，“回首旧时风景，不觉物换星移。”现据征集到的周家购房契约证明，周宅是于清道光十九年（即公元1839）以260两白银买自胡干臣家的，买主为“周名下”，中人为张、尹、陆、金、王姓五人。由此可见，从周恩来祖辈到周恩来已是第四代，到周恩来出生时已59年。周恩来《旅日日记》1918年2月13日的一则日记中，明确地记载了他的童年生活及周家状况。

　　“想起从前十几年前的事情，一家子好好的全住在淮城。那时候几位伯伯都在家里，就是有在外头做事的，家眷也都是在淮城。众位伯伯跟前的哥哥、弟弟、姊姊、妹妹，全都是在一个门里头，每天在一起儿玩，有时候恼了，有时候好了，说不尽的好处。”那时周家已经走向衰败，其状况一方面是亲戚纷纷出走，“各房头东迁西移”，另一方面是亲戚不断去世，“丧事接连不断”:“那时候离家最早的要算是二伯同二妈妈，其次就是六伯同六妈妈搬到清江去，随后干爹同干娘领着娘和我也搬到清江去住。不过一年，三伯是接着三妈往奉天去。四妈去世了，大姊同着几个弟弟又死了，接着，八伯同八妈也到清江。不上半年，干娘就一病不起。过年夏天，娘又下世了。那时我们这一支子是丧事接连不断，可算是悲惨极了！到了秋天，四伯往奉天去，干爹往湖北去，我们回到淮城。不到二年，我就出来了。这几年来，五伯同八伯先后去世，各房头东迁西移，在淮城的也没有几个人了。如今有在南京的，有在奉天、黑龙江的，有在北京、天津的，分散各处，全无一定。想起来真是人事变迁不可测了。亲戚间各位姑姑十几年间去世的有六姑、五姑、十姑，现在存的也就剩大姑、四姑、七姑、八姑，四个人了。兄弟间按着数目算，应该有三十多人，现今算起来，也仅仅的十二个人了。姊姊是没有了。妹妹二个，还有一个已经出嫁，有了孩子。再过十年，等我学成的时候，又不知变成什么样子呢。”

　　据现有资料对号，“离家最早的”二伯父，即是二祖父周昂骏次子周贻康；六伯即周昂骏之子周嵩尧；干爹即生父周贻能(因周恩来是过继抱养才对生父母称干爹、干娘)，干娘即生母万氏，娘即嗣母陈氏；三伯父即伯父周济渠；四妈即四伯周贻赓之妻；八伯即伯父周贻奎；八妈即杨氏。

　　生母万氏、嗣母陈氏的去世对周恩来的打击是巨大的，10岁的周恩来在清江无法生存，领着两个弟弟“回到淮城”，与八伯周贻奎、八婶母杨氏生活在一起。“不到二年，我就出来了”是指1910年周恩来离开家乡到东北与四伯父周贻赓生活在一起。

　　关于“周家”的三条指示

　　解放初，除周恩来诞生的三间房子外，其余的房子已是东倒西歪，瓦楞长草，破败不堪。1953年，旧居西边宅院的三间堂屋因年久失修有倒塌的危险，县委考虑到故乡人民的感情，对这三间堂屋进行了较大的整修。这件事传到了周总理那里。1958年，副县长王汝祥去北京时吃了批评，总理还特地写一封信请王汝祥转给淮安县委，信中说:“我提出两个请求:一是万不要再拿这所房子作为纪念，引人参观……二是如公家无别种需要，最好不要使原住这所房子的住户迁移。后一个请求，请你们酌办，前一个请求，无论如何，请求你们答应，否则，我将不断写信请求，直到你们答应为止。”1960年周总理接见淮安县委刘秉衡时，又为淮安没有处理掉旧居而严肃批评了刘秉衡。刘秉衡回淮安以后，向县委如实汇报了总理的严肃嘱咐。淮安县委感到不能再违背总理指示了，决定:把总理诞生和生活过的东边宅院，作为县委学习室和儿童图书馆；西边宅院让群众住进去。后来，瞻仰周总理旧居的人，在大门口看到的是一块木牌，上面写道:私人住宅 谢绝参观。

　　1973年11月17日，周恩来又让国务院值班室主任吴庆彤同志打电话到淮安县委办公室，正式传达了周总理关于处理旧居的三条指示:一、不要让人去参观；二、不准动员住在里面的居民搬家；三、房子坏了不准维修。第二天，县委常委会研究并决定:一、不动员住在里面的居民搬家；二、不维修房屋；三、县委在干部会上动员大家不组织、不带领人们去参观，并在当晚向国务院办公室作了汇报。11月30日晚，国务院办公室又来电话，说:“总理对县委决定的三点表示满意，以后要派人检查你们的执行情况。”隔了5天，国务院办公室负责同志又打电话给县委书记，询问对“三条”的执行情况，回答说“认真执行了。”

　　1974年8月1日，周总理见到侄媳孙桂云时，又当面询问“三条”的执行情况。孙桂云汇报说:“都执行了，但外地人千方百计找上门来，实在没有办法。”周总理问:“把房子拆了，你们搬个地方住，行吗？”在场的邓颖超表示支持，说:“拆迁吧，我们给钱。”孙桂云说:“拆迁房屋要经政府批准，我们自己不好决定。”周总理点头说:“你们要劝说前来参观的人，叫他们到韶山去瞻仰毛泽东的旧居。”

　　“周家”的恢复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病逝，古城淮安成了花圈的海洋。故乡人民臂戴黑纱，胸佩白花，抬着花圈，排成没有尽头的长队，迈着缓慢的步伐，走向周总理故居，在临时设立的灵堂前肃立、默哀。1977年1月，在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以及台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外籍华人和国际友人不远万里来到淮安瞻仰周恩来故居。那时故居尚未整修，也不是正式开放。他们纷纷以口头的、书面的、以及各种各样的形式，通过各种渠道，向地方政府表达一个共同的愿望:修复周恩来故居，供世人瞻仰……有些人还捐款、献金。就这样，故乡百万人民的心愿和全国人民的心愿汇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敦促政府尽快修复故居。

　　1978年9月30日，淮安县委向江苏省委提出了关于修复和开放周总理故居的报告。江苏省委立即予以批准，指示:“周恩来总理故居内部的房屋、道路、内园一律按原状修复……”淮安县委决定成立“周恩来总理故居修复办公室”，下设文物资料征集组、陈列布展组、房屋修复组，全力做好故居的恢复与对外开放工作。工作人员走访了周恩来、邓颖超身边的工作人员40多人、周恩来亲属30多人，跑了9个省市、走访了135人次，征集文物图片186件（幅）、资料卡片346条。当时参与故居恢复的淮安县文化馆副馆长陈素萍回忆:县政府从全县精选了200多名能工巧匠参加了故居修复的各项工作。修建时正值隆冬腊月，为确保工程质量，施工人员用10多个大油桶（1米多高）烧煤加温，分为3班夜以继日的施工。参与修建的人员任劳任怨，无怨无悔，无一人索要夜餐费、加班费，晚上大家都穿着棉大衣值班、防火，情绪十分饱满。

　　1979年3月5日，周恩来故居正式对外免费开放，并成立了周恩来故居管理处，直属江苏省文化厅。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每天在故居门前排起长队，有时队伍长达100多米，从故居门前一直排到驸马巷南端的大路。近年来，故居每年接待中外来宾多达60万人次。

　　古井与古木

　　典型的苏北民居一般都有水井和榆树，寓意为“饮水思源”、“年年有余（榆）”。故居内，周恩来乳母蒋妈妈的住房前有一口古井，周恩来常跟蒋妈妈一起从这口井里打水来饮用洗漱、浇瓜浇菜。井沿上的洞孔是当年系井绳用的，井沿边的沟痕是打水绳索长期摩擦留下的。至今，井水清澈透明，可正常饮用。

　　周恩来对这口井的印象很深，1960年，他在接见淮安县委负责同志时，还特别提起这口井，他说:“我家的那口井还在吗？”并向在场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淮安的地下水位很高，吊桶上只要系上庹（庹，人两臂左右平伸时两手之间的距离）把长的绳子，就能把水打上来。”诗人成庶参观故居时，曾写下一首诗:

　　这口井很老了，却又年轻，只因深深地印着，一个伟人的少年身影。这里的乡音响遍世界，只因井水亲亲地润过，一个伟人的喉咙。这口井在地里，也在人民心里。这口井在淮安，也在全中国。

　　古井附近还有两株榆树，据传是周恩来童年时期亲手所植。古树现已高达20米，粗壮的树干要两个成年人伸出双臂才能合围，龟裂的树皮又粗又厚。每年春季，碧绿的榆钱如天女散花般地飘落，落在故居的屋顶上，飘在井水上，沾在游客身上。

　　故居的西北侧有一块空地，占地700平方米，是周家的后院。周恩来童年时期曾随乳母蒋江氏在此种植瓜菜，并在此放过风筝。在后院的西南墙角有一株素心腊梅，为腊梅中最名贵的品种。寒冬腊月，傲骨铮铮，纯黄的花蕊竞相绽放，色泽明亮，浓香纯正，沁人肺腑。这株腊梅树龄上百年，相传是恩来诞生那年，祖父周攀龙亲手栽植的。淮安人称之为一品梅:腊梅，花中一品；周公，官至一品；其德，人之一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