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伪装者的演技并不怎么高明，当时就引起外国记者的怀疑。时间不长，这些骗人的把戏就被彻底揭穿了。记者团到达延安的时候，碰到了刚从这个集中营里逃出来的两个囚犯——22岁的罗卓盈和23岁的王尔明。罗卓盈是离开东北军参加八路军的战士，1940年跟随一一五师郑参谋长从新疆返回延安，路过兰州时被国民党逮捕，郑参谋长惨死狱中，他被辗转送到这个集中营来。王尔明原在西安防空学校当无线电报生，因为他在一封信里赞扬了苏联宪法，就被当作共产党嫌疑犯抓进了集中营。记者团在西安访问这个集中营时，他们两个正在那里。

　　7月下旬的一天下午，罗卓盈和王尔明来到外国记者住地延安交际处，同5位外籍记者进行了座谈。福尔曼翻开笔记本问道：“你们认识罗清修么？”罗卓盈说：“她是说她的有钱的父母都给共产党杀掉了吧？”福尔曼看看当时的记录回答说：“她是这样说的。”罗卓盈说：“这是一篇谎话。她说她在四川生长的，她从来就没有到过四川；她说人家在长征的时候把她拖去，她从来就没有到过共产区。她不过是一个在西安和一班有问题的人勾搭的风骚女人罢了……”福尔曼又提到赵清的事，王尔明说：“像她那样的人从共产区逃出去是对的，可她是跟上人家的丈夫逃走的。他们两个人在穿过边境时给逮住了，并且被送到了训练营去。她的情夫还在那边，可是对她已经没有兴趣了。现在她看上了营里一个官员，希望能够由他帮助而得到释放。” 最后，罗卓盈告诉他们说：“营里大多数人都没有到过边区，被捕以前也都不是共产党。大约70%都是爱国者，因为政治思想先进，在大学、在家里被捕的。另外15%是被误认为共产党的，像我一样。其他少数的人是在到边区的路上被捕的，或者真是自愿地离开延安的。那些离开延安的人，一般说来，多是患思乡病，希望看看家里的人，或是为了复杂的恋爱问题，或是牵连在舞弊案件里。……营中大部分人在心里仍然忠实于他们的政治思想，但大多数不谈论政治。你不晓得这些人中间谁是侦探，因此大家互相不敢信任。”

　　二

　　5月21日，记者团离开西安，前往临潼和潼关参观。然后，即由潼关乘汽车沿黄河西岸北行，经过大荔、郃阳、韩城、宜川等地，从宜川境内渡过黄河到达山西吉县境内，访问阎锡山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在这里一直停留到5月底。

　　蒋介石集团要记者团到山西来，除了要他们去听阎锡山的一套反共宣传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从“后门”突然进入陕北，便于他们那些挂着记者招牌、暗中充当密探的反共分子沿途搜集材料，进行反共污蔑。

　　阎锡山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郭宗汾，在5月28日和29日连续同记者团谈话。阎锡山亲自向记者团编造了许多反对共产党、攻击八路军的滥言，重弹早已经不堪一击的所谓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老调，胡说什么“共产党部队宁愿在我们身上放十枪，不愿意对敌人打一枪”；还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建起来、在抗战中功勋卓著的山西新军决死队和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大放厥词。

　　不过，阎锡山喷放这些谎言也是枉费心机，美国记者福尔曼等曾抓住要害，当面揭露了阎锡山勾结日本侵略者的老底。福尔曼在他的书中写道：阎锡山对我们承认他曾前后两次私自直接和敌人接触商讨和平的建议。当然这位将军说明这次的会谈是没有结果的，因为他认为日本的建议难以接受。然而事实是存在了，他一个中国国军的长官，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