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朗的腰板，矫健的步伐。看着眼前这位“风一般”的老人，很难让人相信，新四军老战士焦润坤已经年至耄耋。正是因为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7月7日参加纪念大会那天，老人坚持不要陪同、不要专车，搭着顺风车就出发了。

    “能参加这样隆重的纪念大会，我觉得非常骄傲！”焦润坤老人动情地说，“我是代表千千万万牺牲的战友们，在享受这个时代赋予的荣光。”

    随着老人的深情述说，我们仿佛回到了77年前那个战火纷飞、国土沦陷的年代。

    “我出生于江苏常州的一户贫民家庭。淞沪会战爆发后，日寇开始对南京及周边铁路沿线城市狂轰滥炸。日寇的滔天罪行，让我成为了‘孤儿’。”焦润坤老人回忆说，“那一天，13岁的我正在常州火车站提着篮子叫卖豆腐。突然间，急促的空袭警报声响起，日寇的炸弹如雨点般落下，街道上顿时血肉横飞，平民百姓死伤无数，真是造孽呀！”

    虽然侥幸逃过一劫，焦润坤却在随后的逃难途中与家人失散，几经辗转，最终被送入了位于上海的工华儿童收容所。1938年，为了不让这些孩子落入日寇手中，著名爱国人士竺梅先挺身而出，将收容所里的孩子全部转移到浙江奉化后琅乡泰清寺，创办了国际灾童教养院。

    “为了顺利将我们送出日统区，竺先生还专门找了几个欧美人士，假装合作伙伴作为掩护。”焦润坤老人愤慨地说，“可恨的是，日寇连孩子也不放过。”

    1940年10月，国际灾童教养院驻地遭到日寇细菌弹袭击，大面积爆发瘟疫，近百名孩子受到感染，焦润坤也是其中之一。“当时我发高烧、打摆子，浑身脓包。每天早上起床，宿舍里都是哭声一片，因为脓包破裂，和被子粘在一起，撕心裂肺地疼。”焦润坤回忆说，“我们90多个人被集中隔离，由于日寇封锁，缺医少药，只能自生自灭。三个月后，隔离区里空出一大片床，我侥幸活下来，几乎瘦成了皮包骨头。”

    “我就是日寇侵略罪行的‘活见证’！”焦润坤老人激动地说，“当年，日寇犯下了滔天罪行，造成了多少妻离子散的人间悲剧！但直至今天，日本还有一些人无视铁的历史事实，无视在战争中牺牲的数以千万计的无辜生命，逆历史潮流而动，一再否认甚至美化侵略历史，真是丧心病狂，恬不知耻！对此，我们绝不答应，要坚决回击！”

    “我们在国际灾童教养院接受的是爱国教育，最爱唱的是《大刀进行曲》《五月的鲜花》等抗日歌曲。”焦润坤老人介绍，1942年，教养院驻地沦陷。当时，竺梅先因积劳成疾已去世，接替他继续这份事业的妻子徐锦华，也因经费、粮食无继，陷入重重困境。当时，汪伪驻军多次要挟接办，徐锦华坚定地说：“宁可解散，也绝不能把孩子们送到日寇和卖国贼的手中。”从此，教养院里的500多名孩子风流云散。

    “从教养院里出来的孩子，如今有在大陆的，也有在台湾、美国的。我们在后来的聚会中常常聊及往昔岁月。”焦润坤老人动情地说，“虽然彼此际遇不同，但是有一点，500多人里没出一个汉奸！”

“我们去哪？参军！报国！打鬼子！”焦润坤自问自答。在进步人士的帮助下，焦润坤等32名年纪稍长的青年，一起投奔了部队。焦润坤本人，也如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淞沪四支队”，走上了烽火连天的抗日前线。一次，在成功打下日寇据点后，焦润坤还在《浙头战斗报》上写下了激情澎湃的《攻打下湖头庙》。“抗日战争期间，我脑子里只想着把日寇赶走，不管敌人多么疯狂残忍，无论环境多么艰苦，我都不畏惧。”焦老坚定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