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民公仆的省政府主席曾经和敌人接触,没有得到他所承认的上级长官所授予的权力或训令。我问他:“日本人曾经打算和你讲和或者招你合作么?如果有,有几次,在什么地方?”这是一个大胆的几乎是谴责的询问。这个询问暗示了他是奸逆。如果他对这暗示发怒,你也不应责备骂他,可是他竟非常坦白地承认有过两次:一次是1940年5月中旬的临汾,同他“在日本士官学校的老同学”、日军司令接触;一次是1942年4月在吉县安平村,同日军华北派遣军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作私人的谈话”。
三
5月31日,记者团离开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于6月9日中午到达延安。他们在这里受到热烈而诚挚的欢迎。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次中外记者的访问,认为它是打破国民党舆论封锁,向外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绝好机会。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主管接待工作,并成立延安交际处,由杨尚昆担任处长,金城任副处长。周恩来给交际处制定的方针就是八个字:“言传出去,争取过来。”
记者团到达时,杨尚昆一看到记者团由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谢宝樵与新闻检查局副局长邓友德担任正副领队,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还派一名处长和一名助手,负责检查记者的稿件,就明白了国民党当局的用意。
果然,第一天斗争就开始了。一大早,随记者团来的国民党电台人员要将电讯器材搬入交际处,打算架设电台。很明显,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发报权。
杨尚昆对此针锋相对地明确表示,边区政府保证记者能迅速、准确地拍发新闻,不必再架设电台。按照杨尚昆的指示,交际处传达室把国民党的电台人员挡了回去。
几天后,美联社记者斯坦因要求单独会见毛泽东。杨尚昆马上同意,并做了周密安排。采访那天,记者团准备出发时,邓友德发现斯坦因不在,于是责问副处长金城:“我们团有纪律,不准单独行动。”
金城回答说:“我们这里有新闻采访的自由,斯坦因要求采访,我们当然同意。至于你们团规定的纪律,那是你们的事,我不想说三道四;如果你认为不妥,请你和斯坦因交涉!”
后来,福尔曼也提出要会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一些中国记者也有同样的要求,交际处一视同仁,满足了他们的要求。这样,国民党约束记者采访自由的“纪律”就被冲破了。
6月10日晚间,朱德举办游园会欢迎中外记者。叶剑英代表朱德致欢迎词,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爱泼斯坦代表外国记者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来到延安是很不容易的事,我们很快乐。因为延安之行可以帮助神圣的反法西斯工作。在同盟国国家的阵营里,不应该有任何一个地区被关闭起来,对于职业的新闻记者,也不应该有任何一个地区不让他们去看一看,因为他们是全世界人民的眼睛。”他还说:“这个地方很久以来是被关闭着的。这次我们来到这里,把一座被关闭了很久的门,打开了缝隙,使光线透进来。而这个缝隙虽然很小,但是再要强制地把这座门关闭得像从前那样紧密,恐怕已是不可能了。作为一个团体,我们对任何政治派别和信仰,都没有偏见或成见,我们准备仔细地、客观地、精确地研究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斗业绩,以及这里的各种工作情形,并报道给全世界反法西斯人士。”他的讲话博得全场热烈的鼓掌。
12日,毛泽东接见了记者团全体成员,畅谈了国内外局势,阐明中国共产党实行民主,团结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团结一切反法西斯力量,抗战到底的主张。
几个西方记者的政治倾向很不一样。爱泼斯坦和斯坦因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福尔曼是一个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很严肃的记者,英国路透社记者、多兰多《明星》周刊和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武道与国民党有密切的关系,美国《中国通讯》和天主教《信号》杂志记者沙纳汉神父则对共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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