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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飞机和土坦克
还在这一年的春季,朱总刚刚来到西柏坡的时候,他便想到了要打大仗所需要的炮弹和炸药。他把晋察冀军区兵工部副部长刘鼎叫到西柏坡来,当面对他讲：
“我们就要开始战略大反攻,前线需要炮兵,需要炮弹,兵工生产要抓紧,多生产一些炮弹,越多越好!”
在平山县的北冶附近10个村庄,建起一座三三兵工厂（距西柏坡20多里）。为了制造炮弹的需要,又在此附近,利用山涧瀑布,建一座小型水力发电站。建成的这一天,朱总亲自来现场剪彩庆贺。那时候建造水电站,一无机器,二缺技术,是很不容易的。但既然克服困难建成发了电,朱总很高兴,他认为这是兵工生产中的一次重要的胜利,所以亲自前来视贺。
炮弹一批批出厂,运往前线。其中有刚研制成功的一种爆炸力很强的新型炮弹,出厂前先行试验,朱总又亲临靶场,观察试射。看后高兴地对刘鼎说:
“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正适合战争的需要,要尽快投入大量生产,准备打大仗。”他在给姚依林和刘鼎的一封信里,讲得更具体：
“我要求你们以确实可靠为准,任务能做到支援全国性的反攻所用,以炮弹特别是山野炮弹、炸药、绵药为重要,其次是迫击炮82、50、60的为适用,其它是机枪弹……尽量减低成本”……今后望你们直接向我作负责的报告,至少一月一次。”
朱总为何特别提出要减低成本呢?要打大的歼灭战,那就需要大量的炮弹、子弹和炸药。这些弹药又需要大量的物资和人力。不是需要多少就有多少的。
不少人都知道,过节放的烟花,有一种一支就是上百元,甚至更多。炮弹比烟花的成本当然要高。一个石家庄战役即放了7昼夜,随后的20多个战役,包括历时都在两个月以上的三大战役,那需要放出多少炮弹?!朱总不能不考虑到解放区的负担,亦即老百姓的负担。这位朱老总把自己不仅当成普通一兵,也当成人民的公仆。
就正是这个时候,即1947年这一年,蒋管区的物价飞涨,粮荒严重,在江苏、湖南、四川等十几个省的40多个大中城市出现抢米风潮,成千上万的饥民,也不管是国民政府的粮仓,还是国军的军粮库,甚至连公私米店都抢遍了。成都饥民包围了市政府与省政府,无锡的饥民砸了市政府,湖南源江县饥民活捉了县太爷。
湖南省向农民搜刮160万斤军粮,700万农民吃草根、树皮、观音土。因而民不聊生,民变蜂起,有300多个县、84万多人被迫起来造反。
从1947年到1948年的一年内,蒋管区的物价上涨2.6万倍。即2.6万元的票子,放了一年变成一元钱了。那些官僚资本集团,利用他们的特权和实力,却趁机进行掠夺。有个银行总裁、董事长等人合建的一个“三不公司”，在10多天内即赚到3000多万。老百姓说:这个政权要完蛋了,蒋介石的气数尽了!
朱德参与直接指挥的石家庄战役,为何打得那么顺利,为何在几天内即能发动近10万民工,将230万发炮弹、子弹、26万斤炸药与攻坚器材,还有24万斤粮食副食,迅速送到了前线呢?要在蒋管区,早把这些粮食抢光了,军队吃不上饭,仗能打顺吗?
晋察冀解放区的范围,大都在贫穷的山区,经过了一个8年的艰苦抗战,接着又是解放战争,老百姓却一直是安居乐业从来也没有饿过肚子,更不会发生饥民抢粮事件。“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最好最富的地方,为何要“民不聊生,民变蜂起”呢?为什么毛泽东和朱德等指挥的解放战争,如秋风扫落叶,忽啦啦扫净了整个神州大地,而另一方却兵败如山倒呢?其中道理,值得后人深思!
这一年的12月,朱总和少奇在西柏坡召开了个华北各解放区的军工会议,号召各地都加强军王生产,制造大量的炮弹、炸药、手榴弹。从而军工发展迅速,各个战场需要的大批武器弹药,源源不断送上前线。不仅满足供应了攻打石家庄、临汾、济南、太原时的需要，后来到淮海战役决战时，由华北和东北送去的弹药有1640万吨，比国民党方面的军火供应要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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