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红网编者按:2022年11月29日,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者之一彭德怀同志逝世48周年的纪念日。中红网特地邀请彭老总曾照顾的烈士子弟、共和国第九烈士陈毅安之子陈晃明,撰写了这篇文章,以资纪念彭伯伯。
原标题:烈士后代追忆彭德怀:亲自下厨做饭“首长菜”大家吃
人逾古稀,特别容易怀旧。今日又经过松柏成荫的花园小道,漫步之中品嚼人生滋味,又激起我对一位前辈的追思,心中久久难以平复,回到家中提笔记下些许文字,聊表对我一生影响至深的彭德怀元帅的衷情。
我们一家与彭伯伯的结识缘于我的父亲陈毅安。红军时期家父是彭伯伯的部将,在攻打长沙战斗中不幸牺牲殉国。彼时,父亲同母亲新婚不久,当时我尚在母亲腹中。彭伯伯对烈士遗孀和遗孤非常照顾,此后我母亲一直断断续续与他老人家保持着联系。记得那是1954年,母亲已由湖南调到北京工作,在一个冬日的早晨,彭伯伯派他的秘书到我家里,邀请母亲和我同去他在中南海的住所做客。此时彭伯伯已是中央军委副主席,汽车径直开到了彭伯伯的住所门口,一下车,就见到彭伯伯和他的夫人浦安修同志走上前来迎接,彭伯伯身着青色呢子中山服,脚上穿一双老式棉鞋,看起来是那样的和蔼可亲,特别是他带着夫人主动出来迎接我们,让我们很是感动。随后我就陪母亲到了客厅,母亲和彭伯伯聊了一些关于我父亲陈毅安的事,不知不觉已近中午,母亲起身感谢彭伯伯对我们一家一直以来的关心照顾,然后打算回家,然而彭伯伯却执意留我们吃饭。中午的饭菜很简单,想不到开国元勋的生活是这样的朴素,这真在我们意料之外。听彭伯伯说,这是从食堂打来的大锅饭,没有开小灶。饭后,彭伯伯和母亲说了很多当年和父亲一起打仗的事情,因为我对这段历史知之不多,且急于深入地了解父亲是什么样的人,都一一用笔记了下来。那天离开的时候,彭伯伯又亲自出来送我们,还邀我们经常去他那里做客。
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伯伯从中南海移居北京西郊挂甲屯吴家花园,由于脱离了工作岗位,加之与外界隔离,因此那段时间彭伯伯一直赋闲在家,看望他最多的就是曾经与他出生入死的烈士的后代。尤其是在1959年以后,我们家基本上是每月去一次,刚开始到彭伯伯家里时,警卫和工作人员询问得很详细,还打电话到我单位进行核实,后来走动得频繁了,问得就少了些,只是在门口做个登记。每当我们到彭伯伯家都会给他寂寞的小院带来欢笑,一般我们都是上午去,然后在彭伯伯家吃了午饭和晚饭才离开,走的时候彭伯伯都亲自打着手电筒把我们送到公交车站。那个年月各家都很穷,能吃上一顿带荤腥的饱饭就跟过年似的,时间长了,炊事员就有些犯难,因为本来只是保障彭伯伯一个人吃饭,但我们这些“穷亲戚”经常去蹭饭,伙食费已经超出了标准。所以,每当我们到彭伯伯家的前一天他就开始忙活,烧锅炉准备洗澡水,自掏腰包买菜买肉,亲自下厨做饭菜,然后把自己下厨做的家常菜和保障他的“首长菜”一起摆上桌,招呼大家围坐在一起吃。配发给彭伯伯的水果他自己基本不吃,他都按照水果个头大小平均分成几份,统统送给我们,有次他夫人浦安修心疼他,就背着他从均分给各家的水果堆里悄悄地在每份中留下两个。
彭伯伯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党性原则,非常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本色。在吴家花园那段时间,彭伯伯经常和身边警卫人员一起开荒种地,自己种菜腌菜,他说自己原本就是农民子弟,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他对当时亩产万斤的说法怎么也不相信,就亲自丈量平整了一分地,从播种、施肥、收割每一步都坚持精耕细作,还不时请教村里农民,结果一年下来一分地才打了90斤粮食,为此他将此事报告给了中央。彭伯伯与村里人关系处得也很好,哪家有个“红白事”,他都欣然前往为其主持,哪家孩子上学了,他都花钱给买个书包,为了让挂甲屯村民用上电灯,他自己特意预支了几个月的工资,花了1500多元钱给村里拉了一条电线,装上电灯。好几次我们去彭伯伯家,都看见他和村里的农民们坐在一起聊家常,那些农民都像是刚从地里干活回来,穿着系红绳的“缅裆裤”,浑身沾满了泥土,闲聊过程中还不时地把烟袋锅往鞋底上磕磕,连我们这些晚辈看着都有些不习惯,可是彭伯伯从来都不在意这些,和农民们处得像亲兄弟一样。
彭伯伯非常喜欢我的儿子陈正烈,一直与他以“老同志”“小同志”相称,当时彭伯伯的书架里放着一对木雕书架,是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大将赠给他的,彭伯伯很是珍惜,始终留在身边。小家伙第一次到彭伯伯家里就喜欢上它,此后经常拿这对书架玩耍,彭伯伯每次都是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回原位。一直到彭伯伯调到成都担任“三线”副总指挥走之前,才叮嘱警卫参谋把这对书架作为礼物送给正烈,勉励他好好读书,长大多为国家做贡献。至今,我们家始终保存着这份珍贵的礼物,作为对彭伯伯深厚感情的寄托。彭伯伯知道“小同志”嘴馋,就让警卫参谋景希珍骑着摩托车从海淀菜市场花5角钱买来两斤小黄鱼,自己烧火热油炸小鱼。小家伙一闻到鱼腥味就跑过去,围在锅台边眼巴巴地瞅着黄灿灿的小鱼,彭伯伯就把刚炸好的一条小鱼递给他,小家伙也不怕烫一股脑全塞进嘴里,伸出手便要,彭伯伯又递给他一条,一条小鱼还没下肚伸手还想要,彭伯伯挥了挥手笑着说:“让你这个‘小同志’尝尝生熟,喂饱你这个小馋虫大家就没得吃了,等开饭大家一起吃吧。”每次看到我们这些烈士子弟狼吞虎咽的吃相,彭伯伯的脸上总是挂着慈祥的笑容,眼睛里总闪烁着欣慰的目光。从平江起义上井冈到横刀立马走长征,从血雨腥风战太行到纵横驰骋大西北,从保家卫国赴朝鲜到庐山会上进忠言,一路挥斥方遒、披坚执锐、过关斩将,彭伯伯身边牺牲倒下的战友不计其数,如今彭伯伯竭尽所能地照顾我们这些烈士子弟,我想面对如此处境,做这些事情对彭伯伯内心来说也是一种安慰。
最后一次见彭伯伯,已是1965年的深秋,那时中央已决定派他到西南去领导“三线”建设,彭伯伯让警卫参谋景希珍将所有的旧报纸卖掉,所得40元全部拿来请客,那天我和爱人有幸去给他老人家送行,表达了我们一家对他的祝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们一家无从打听到彭伯伯的消息,直到1973年才从彭伯伯侄女彭梅魁处得知他的近况,母亲便隔一段时间攒点钱,让正烈买一些牛肉辣酱、果汁和茶叶,然后托彭梅魁、彭钢捎给彭伯伯。1974年11月29日,彭伯伯不幸离世,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没法见他老人家最后一面,母亲带着我们一家人,在他逝世的301医院门前马路上徘徊良久,最后找了一处离停放他遗体最近的地方默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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