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特立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教育家，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奠基人。他一生中从事教育工作长达70余年，创办了梨江高小、五美初小、长沙师范、长沙女子师范等、列宁师范、鲁迅师范多所学校，曾在周南女校、湖南第一师范、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湖南高等学堂、延安自然科学院等地担任校长（院长）或任教，培养了毛泽东、蔡和森、李维汉、田汉、许光达等大批优秀的革命和建设人才，为近代中国教育以及新中国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作为一位心系天下的职业革命家和教育家，徐特立长期在外从事教育和革命工作，很多时候无暇顾及家庭。但作为教育家的职业意识，又使他非常注意对子孙后代的教育。他指出：“作为革命的前辈、作为父母、作为家长，时刻都不应忘记教育子女的责任。因为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子女不只是自己家庭的成员，自己的后代，而且也是社会的成员，是整个革命的后代。他们的好坏，不仅关系着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着社会。”因此，“要想使我们的后代都能成为革命的红色接班人，并且希望他们能够‘后来居上’，这就应该从思想、学习、生活等各个方面来关心和帮助他们。生活上关心他们，使他们能吃得饱、穿得暖，精力充沛地去从事学习和劳动，自然是重要的，必需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关心他们的思想状况和政治生活。”正如徐特立外孙女徐舟所说：“外祖父毕生追求革命的理想，并用自己的行动去努力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他对家属子女后代的要求，一句话‘要立志干革命’，他希望家庭中每个成员都是革命者。”徐特立与妻子熊立诚一共生育过8个孩子，但长大成人的只有四个：大女儿徐守珍、大儿子徐笃本、小女儿徐陌青、小儿子徐厚本。在徐特立的教导下，他的几个儿女都受到革命影响，并曾为此做出贡献，甚至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徐特立、熊立诚夫妇（摄于1953年）

    教育徐笃本以工作为重，不急着恋爱

    徐特立对子女严格要求，谆谆教诲。他经常讲，青年人一定要多替别人着想，要为社会多做些工作，而不要过多地想自己、想家庭。

    大儿子徐笃本出生于1906年，当时徐特立正在周南女子中学、修业学校等地任教？。后来，徐笃本入长沙一所中学读书，有人给他介绍女朋友，他自己也未拒绝，但徐特立不同意。他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你还年轻，应该为革命刻苦学习，在事业上打好基础，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要先想为社会出力，不能先安排自己的小家庭，如果大家都只顾一己之私，社会怎能前进呢？

    徐笃本听从父亲的教导，将心思全部投入学习和工作之中。他学习很刻苦，做事认真，关心社会问题和百姓疾苦，中学时就秘密入党，成为我党的早期党员。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年仅19岁的徐笃本积极参加农民运动，担任湖南醴陵农民协会主席，把那里的农民运动搞得蓬蓬勃勃，如火如荼。这时，当父亲徐特立再问到他的婚姻问题时，他回答说，现在没有时间谈这个了，斗争那么激烈，革命的事还忙不过来呢。就这样，徐笃本全部精力扑在革命事业上。

    由于大量繁重艰苦的革命工作，徐笃本积劳成疾，1927年病逝于长沙仁术医院。他的去世组织上很重视，为他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很多人为他的灵柩送了5里路，后运回老家安葬。徐笃本去世时，年仅21岁，还没来得及成家。

    支持徐厚本夫妇参加革命

    小儿子徐厚本出生于1917年，2岁多时父亲徐特立就远赴欧洲勤工俭学。1924年7月，徐特立回国，马上又投入办学之中，先是创办长沙女子师范，后又担任长沙师范学校、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在繁忙的工作中，徐特立难得与家人团聚一次。即使这种生活，也很快就被打断。1927年，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徐特立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职业革命家的生涯，与亲人、孩子一别就是十年。

    在这十年中，徐厚本先是读完了小学，1933年就读荷花池长沙县第一中学（次年改名长沙县立初级中学），因家庭经济困难于1935年辍学，到长沙大车修理厂当学徒。1937年12月，徐特立作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驻湘代表，由延安回湖南主持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工作。通讯处的其中一项工作是组织、动员进步青年去延安参加革命，很快就有数百有志青年奔赴延安。徐厚本动了心，在他又一次来长沙看望父亲时，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虽然徐特立第一次大革命时已有丧子之痛，但考虑到延安正需要汽车修理工，便毫不犹豫同意了儿子和儿媳一起去延安投身抗日战争。可是，徐老太太舍不得他们远走，后来又要儿媳留下来。徐特立就做妻子的工作：“儿子和媳妇是去学习，去干革命，应该让他们一起去，我们怎么能将他们拆散呢？”又说：“儿子、媳妇，我们是要疼爱的，但叫他们总是蹲在自己身边，就会耽误他们远大的前程。父母疼爱子女，就要让他们到应该去的地方去，为社会做一番事业……”这是多么长远的眼光、多么深沉的父爱啊。

    在徐特立的支持下，徐厚本夫妇于1938年春奔赴延安，两人在陕北公学学习了6个月，于1938年7月被组织派回长沙。徐特立见他们回来，当时不是很高兴，后来才知道是组织上考虑长沙的青年很需要骨干，所以派他们回来，也就没有说什么了。谁能料到，徐厚本在途中染上了伤寒，回到长沙时已是病情严重，虽经医治仍不幸去世。这对年已61岁的徐特立是一个多大的打击。然而值得欣慰的是，他的两个儿子都是为革命献出年轻生命的。

徐厚本、刘翠英夫妇

    教育大女儿徐静涵多想政府和国家的困难

    徐特立对子女的关心，对他们的爱护、帮助，从来不以宠爱、以物质上的关心为满足，而是从“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崇高目标出发，言传身教，循循善诱，饱含深情。

    徐特立的大女儿徐守珍（又名徐静涵）出生于1904年，自幼爱好美术。出于对女子教育的支持，徐特立支持徐静涵就读男女合校的岳云中学。正是在这里，徐静涵与同学黄宪章自由恋爱，打破了封建包办的婚姻枷锁。中学毕业后，徐守珍于1927年考入上海新华艺术学校学绘画，是党领导的赤色工会的积极分子，1928年因参加地下党外围组织的活动被捕，与家人失去联系。出狱后不久上海沦陷，面临失业的徐守珍经人介绍在上海某日伪机关找了一份看大门、送信件的差使，但从未做过危害人民的事。在此后20余年的时间里，她与父亲徐特立完全失去联系。

    1949年上海解放，徐守珍终于和父亲取得联系。徐守珍的女儿徐舟回忆：“我母亲徐守珍1928年在上海被捕失踪，解放后突然来到北京，失散了二十多年的父女重逢了，外祖父十分惊奇。了解到母亲这些年的艰苦生活，外祖父很难过，但仍要母亲努力工作，不要光想到自己的困难，要多想政府和国家建设时期的困难。我母亲原以为外祖父会答应她到北京来工作。听了外祖父的话，便安心回上海工作去了。”在给女儿的心中，徐特立说：“我已七十四岁，每天还要做八小时的工作。生活费公家尽量给我，但时局艰难，我不愿多开支，所以我不望你北上。……你们如果需要我党录用，那么需要比他人更耐劳更努力，以表示是共产主义者的亲属。”此后，徐特立多次写信给徐守珍夫妇，鼓励女儿女婿政治上要求进步、关心国家的振兴。在1951年9月的信中，他说：“政治不在口里能说大道理，而在能和劳动群众站在一起，自己的困难放在第二位，劳动群众集体的困难放在第一位，还要注意国家在建设时期的困难。”在1953年9月的信中，他说：“知道你们夫妇已解决了失业问题，希望你们努力工作，并关心其他失业的人们。……你们虽然还不是共产主义者，不过是组织问题，首要的还是思想问题和行动问题……我希望你们每一日、每一时都不要只为自己着想。上半晚想自己的困难，下半晚一定要想群众的困难，以及政府的困难，机关负责人的困难。这样去做人，自己的个人苦恼没有了，胸怀开展了，就不知不觉变成了一个前进分子。”在1955年10月的信中，他嘱咐道：“你们安心自己的业务，同时不忽视政治，即是你们的光明前途。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是势不两立的。……你们没有家庭之累，除自食其力外还可多少购买少量公债，于公、于私均有利益。”

    随着“左”倾运动的开展，安心工作、积极上进的徐守珍再次受到影响。徐舟回忆：“1957年，我母亲受潘汉年案件株连，被定为“反革命”。外祖父叫我到上海了解情况，当地组织认为情况确实。在亲人和组织二者之间，外祖父教我们相信组织。那以后，我和外祖父见面时很少提到我母亲。政治生命的失去，比那几十年“失踪”要难以忍受，我母亲默默地接受改造，1973年含冤去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潘汉年案件的彻底平反，我母亲才于1985年平反昭雪。有人说，在“左”的思潮迫害下，革命老人的子女也未能幸免。母亲28年的冤案，在无处申诉的情况下终得平反，外祖父和母亲当相互笑慰于九泉了。”（参见1985年7月23日《新民晚报》文《徐特立之女冤案平反》）

1949年徐特立、徐守珍父女离散22年后重逢合影

    教育小女儿徐陌青诚实劳动，做有益于人民的人

    徐陌青是徐特立的小女儿，出生于1916年。这是一个从小就支撑家业的孩子。徐舟回忆：“1927年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了，我的大舅父牺牲了，母亲被捕失踪，父亲单方面离婚出走，年逾五十的老教育家外祖父徐特立跟着共产党走了，家庭的剧变和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外祖母神经失常。那时小姨只有11岁，小舅舅10岁，我刚刚满4周岁。是11岁的小姨挑起了这个4口之家的生活重担。她要烧饭、洗衣、种菜、养猪，要照顾精神失常的母亲，要照顾弟弟上学，还得携带一个还不懂事的外甥女。要时时警惕反动派军队过路时的骚扰，遇有情况她就机警地把我们带到后山躲起来，工农赤卫队来了，她为他们抱柴送粮。小姨没有完完整整念完小学，外祖母阵发性的神经失常延续了二年多，小姨的学习是断断续续的，在朋友的帮助下，小舅舅上了中学，而小姨却是在繁重的家务劳动中度过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直至小舅16岁结婚，娶了舅母，这个家才由舅母为主和小姨共同支撑起来。虽然偶有地下党组织和朋友接济，但生活是十分困难的，小姨由于过度操劳自小得了哮喘病无钱医治。”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徐特立回到长沙，毫不犹豫地鼓励小儿子徐厚本夫妇去延安学习。徐陌青也想去，但由于年已61岁的熊立诚老太太无人照料，因而没有去成。徐特立就叫她去学医，以便为抗战出力。就这样，徐陌青进入长沙自治女校护士班学习，毕业后进了长沙重伤医院工作。这所医院是前线回来的重伤员比较集中的地方，护理任务十分繁重。徐陌青刻苦学习，勤奋工作，从此成了白衣战士，走上了救死扶伤的道路。在这里，她结识了一位热心抗日救亡、有学识才干的外科大夫卢振声，后来结为夫妻。

    抗日战争期间，徐特立曾两次派人来信接夫人、孙女去延安，并叫徐陌青与丈夫同去。徐陌青考虑到父亲工作繁忙、母亲有病、小外孙需要照顾，遵照母亲意见留在长沙县，与母亲相依为命，默默奉献自己的青春。解放战争时期，由于不时接到组织上送来的有关父亲徐特立及弟媳徐乾的信息及银元等生活补助，徐陌青在家里更是尽心地照顾母亲及外孙女，以便父亲和弟媳安心革命，同时对革命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徐舟回忆：“1949年全国解放，外祖母、小表妹和姨母等先后都到了北京，小姨分配到北京铁路医院工作。小姨一家本可以和外祖父母住在一起，但小姨觉得，父亲是党中央的领导人，自己只是个老百姓，还是另住一个地方好些。她们居住在一个大杂院里的一套两居室房子，买了些旧家具，仍然过着她俭朴勤劳的生活，同院的邻居甚至不知道她是徐特立的女儿。”在北京，徐陌青一家一直过着包干制生活。她积极参加机关干部学习，1952年到铁道部北京铁路总医院工作，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护士岗位上默默工作、默默奉献，直至1977年退休。徐舟说：“外祖父谆谆告诫子女要靠自己的诚实劳动生活，小姨按照父亲的教导身体力行，不仅没有非分要求，即使是自己应该得到的，而组织上没有考虑或有困难，她也从不提出。……小姨常对我说：‘作为老人家（外祖父）的后代，要诚实地劳动，始终做有益于人民的人，才不愧对老人家，决不要给老人家脸上抹黑！’金玉之言，掷地有声……小姨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也没有一串串辉煌的‘名号’，只有诚实的劳动、简朴的生活、忠厚的为人。”铁道部北京铁路总医院在《徐陌青同志生平》中写道：“（徐陌青同志）几十年从不计较职务高低待遇高低，服从组织安排，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困难与要求，一贯任劳任怨，做好护士供应工作，严于律己，默默地奉献，不愧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徐特立的好女儿……”

    悉心关心、教育儿媳、干女徐乾

    徐特立对儿媳、干女徐乾的悉心关心、教诲，更是显现出一位革命家、教育家的宽广心胸与感人情怀。

    徐乾，原名刘翠英，长沙县人，“九岁离初小，识字刚满千”（徐特立《徐乾三十初度》），1933年与徐特立的小儿子徐厚本结婚，协助婆婆熊立诚和小姨徐陌青一起操持家务，丈夫徐厚本则在长沙大车修理厂当学徒。徐乾回忆：“当时老爹爹在江西苏区，我们没有见过面。”1936年，刘翠英生下女儿徐禹强（小名玉儿）。一年后，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再次合作，年底徐特立由延安回到湖南主持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工作。当时徐老非常忙，根本无暇回家。刘翠英带着小女儿，跟着熊老夫人一起去看望他，这才认识了老人家。由于办事处刚成立不久，缺少服务人员，办事处主任王凌波将刘翠英留在办事处做勤务工作。

    1938年春，在徐特立的支持、鼓励下，刘翠英将一岁多的女儿交给婆婆，和丈夫一起赶赴延安，在陕北公学学习六个月后毕业，和丈夫一起被组织上派回湖南工作。不幸的是，丈夫徐厚本途中染病，回到长沙后医治无效去世，留下她们一对孤儿寡母；刘翠英自己在医院因一时伤心过度，不慎摔伤，从此落下头疼症。这使年仅23岁的刘翠英“精神上遭受到极大的打击，陷入了无限哀思之中”。她在家里整日以泪洗面。失夫之痛加上时时发作的头疼症，折磨得她痛不欲生。她想到了死，想以死寻求解脱，有一天一狠心上了吊，幸被人发现及时救下。

    徐特立一方面忍受着巨大的丧子之痛，另一方面要安慰儿媳，帮助她早点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此外，为了防止老伴伤心过度，他还要与儿媳一起隐瞒儿子的死讯。他多次给儿媳写信，安慰她，鼓励她建立新的生活。在1938年夏的一封信中，他说：“你是我们家里的人，你的孩子也是我们家的骨血，但你还年轻，应该有自己的生活。你结婚以后，我们便不以翁媳相称，你做我的女儿也可以，作为同志也可以，后一种更有政治意义。在你结婚之前，你的生活我还是要负责的。”为了解决刘翠英的后顾之忧，徐特立决定把她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加以关心、照顾。1938年11月长沙大火后，徐特立带着老伴、孙女和儿媳孤寡老幼一家，随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经衡阳、邵阳，一起转移至广西桂林。在桂林，先后有廖姓、严姓男子追求刘翠英，要和她结婚，这使刘翠英“一个年轻的弱女子，思前想后，无力摆脱婚姻纠缠的环境”，颇感心烦意乱、孤立无援。徐特立察觉这一情况后，立即有针对性地给刘翠英写了三封信，“像对亲生女儿般的关心和教导”，为刘翠英指出解决婚姻问题的原则，指明革命的前途和具体的努力方向。这使刘翠英很快从痛苦与烦恼中解脱出来，下决心再去延安学习。

    对此，徐乾在《历久长新的回忆——永远铭记父亲徐老的言传身教》中做了详细的回忆：

    长沙大火之后，八路军办事处辗转迁到桂林。我和徐老太太带着孩子也跟徐老来到桂林。在这里，徐老虽然工作很繁忙，可是对于我的个人生活和政治生命，却是经常关心的。当时，有一位男同志追求我，徐老知道这事之后表示同意，他还对我说起青年人选择伴侣的条件：首要的是为了厚道、品行端正、不轻于弃妻、年岁相当。老人家还对我说：“他是党员，政治上很进步。共产党是人类最先进的集团。同他结合，不会有夫权统治你。在革命队伍里，选择配偶，不是为了钱财和地位，而是要选择先进的人。同时，你在他帮助下，可以更前进，还有入党的希望。老人家对我这样真诚的关怀，使我感动。但我怎忍心离开这样慈祥可亲、德隆望重的老人呢？……我拒绝了这桩婚事，并且请求再去延安学习和工作。老人家理解我，信任我，他同意了我的请求。”

    徐特立极力支持刘翠英的革命愿望，并为此费了一番苦心：一是想方设法瞒住夫人熊立诚。为了不使老太太因儿媳远离久别而悲伤，徐特立与刘翠英相约仍然瞒着她，只是对她说，让她和小孙女暂时回湖南，让刘翠英留在桂林。二是苦心孤诣地为儿媳改名。徐乾回忆：“当徐老送她和小孙女走的那天，徐老特意来到我所住的天井，亲切地对我说：“你要走了，我把你的名字改一改吧。”他拿出一张纸片，我一看上面写着“徐乾”二字。他又补充一句：这象个男性的名字。当时，我并不了解其中的深意，却能体会老人家的深情。我似乎有许多话要向老人家倾诉，但是，刚要启齿竟泣不成声了。”在徐特立的同情、理解和支持下，徐乾于1940年1月踏上了去延安的路程，先是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后入中国女子大学，正式走上革命道路。

    同年秋，徐特立回到延安，特地写了一篇短文，详细解释“乾”的意义。他说：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