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徐特立出生于封建社会末期。他紧跟时代步伐，与时俱进，积极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求新学、信奉康梁、拥护孙中山、主张教育救国、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候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为共产主义理想不懈努力、奋斗终生。徐特立是知识分子与时俱进的光辉典范。

    关键词：徐特立；知识分子；与时俱进；典范

    徐特立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教育家。他出生于封建社会末期。面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他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求新学、信奉康梁、拥护孙中山、主张教育救国，最后因革命实践和党的影响成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并为共产主义理想百折不屈、奋斗终生。他所走的道路，是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前进的正确道路；他与时俱进的可贵品质，为所有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积极求新学”

    徐特立出生于1877年，正是旧中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从世界形势看来，英法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全世界大肆侵略扩张，抢占殖民地；国内，满清王朝已经走到了尽头，对内政治腐朽，对外卑躬屈膝。在这种形势下，有识之士纷纷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

    年幼的徐特立生活在湖南长沙县五美乡的农村，母亲的早逝、父亲的整日劳累和生活的极度窘迫，使他初尝人世的艰辛。1886年，正是中法战争结束的次年，饱尝没有文化苦头的父亲东拼西凑了一点学费，将9岁的徐特立送进私塾读书。在私塾读过的诗歌、古文中，明代学者朱柏庐写的道理浅近又切实用的《治家格言》和忠臣杨椒山感情充溢的遗嘱，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5岁时，徐特立因过继的伯祖母去世，必须自谋生计而不得不辍学。经过几年摸索，18岁时徐特立终于做出从文的决定，“确定教书兼习科举业”，[1]P597“可以进步，又可谋生。”[1]P599于是，他一边在家乡教蒙馆，一边“兼习科举”，苦读八股。但他反对考秀才用的死八股，特别是在得到长沙举人陈云峰的劝告后，他立志求真知而不再把精力放在八股文上，“从此我不做八股了，成了一个好汉学的青年。” [1]P597他甚至制订了“十年破产读书计划”，一心“读书求学问，进学不进学不去管他。” [1]P599在博览经史子集的同时，他积极阅读《湘学报》、《湘报》等传播西方文明的书刊，特别喜爱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写的那些针砭时弊、议论纵横、激情洋溢的文章，一度自命为康梁的信徒。

    1905年，清朝政府明令取消八股取士，改考经义，并加历史、地理。28岁的徐特立参加会试，取得了在3000名考生中名列十九的好成绩。虽然后来因经济困难而又不愿接受富贵子弟的资助而放弃了复试，但他的名声不胫而走，各处学堂争相聘用，他不再需要为生计担忧了。然而，他并不安心于农村塾师的职业，更不迷恋于个人的小康家庭。他考虑的问题，已经迥异于二十岁以前主要为个人职业、家庭和前途着想，进而觉得该为国家民族的兴旺盛衰分忧了。他觉得自己应该离开狭小的五美山，到更为广阔的天地中去学习新的知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考入了同盟会员周震鳞在长沙城创办的宁乡速成师范，学习教育学、自然科学等新知识和西洋史、东洋史等讲授资产阶级革命的课程，开始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断指写血书”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以杨度为首的立宪派积极活动，请愿“速开国会”，这多少给老百姓带来了一点“民主政治”的曙光。徐特立积极投身于这一运动之中。1909年12月8日，身为长沙修业学校校董兼教师的徐特立在学校演讲时，历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痛外交种种失败，非组织责任内阁无以救亡，自断其指，血书‘断指送行，请开国会’八字，送捧呈员行”。”[2]群情为之激愤。虽然徐特立这一寄希望于宪政的主张，在后人看来只是不切实际的改良主义，必然面临失败的结局，然而他的这一行动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极大地激发了青年学子的反帝热情，毛泽东后来回忆，这事使他“对革命第一次有了具体的感性认识”；[3]二是进一步加速了请愿活动的进行，据张謇记载，1909年12月，十六省咨议局各推代表会于上海，协商请愿速开国会之事，“湖南罗君、刘君宣示善化徐君断指请开国会之血书，殷赤淋漓，众咸感泣，益思亟行”；[2]三是促进了人民的觉醒，为不久到来的辛亥革命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徐特立不失为当时中国的一名先进分子。

    “教育救国”

    随着立宪派组织发动的三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相继失败，徐特立逐渐认识到改良主义在中国行不通，必须通过革命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于是，他向革命党人林伯渠等人了解革命形势，表示要追随孙中山的同盟会，参加革命。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在湖南还是黑云压城之际，他约集一些学校的进步教员，到处宣传演讲，号召大家支持革命。湖南光复后，他担任省临时议会的副议长，一心为新政权的建设出力。然而官场的腐败，使他很快感到失望和愤慨。他相继辞去省议会副议长和省教育司科长的职务，决心回到教育界，用教育来改革人心，以实现教育救国的愿望。他先后创办并苦心经营长沙师范、五美高小，他到湖南第一师范等学校任教。他的崇高品德、渊博学识以及强烈的爱国热情，对毛泽东、蔡和森等许多有志匡时救国的青年学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留法老学生”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徐特立与学生一道，积极学习西方的科学与民主，研究革命的新思潮，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徐特立与陈夙荒、朱剑凡等组织成立健学会，着力研究“改造社会”、“思想革新”、“妇女解放”、“民族自决”等问题，宣传世界新思潮，对推动湖南教育界、新闻界接受新思潮、传播新文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此间，他还曾组织参与抵制日货、惩罚奸商洋奴、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活动。

    为了真正做一个有新学问的人，1919年7月，徐特立毅然放弃已得的声望和成就，积极参加毛泽东、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员组织的留法勤工俭学活动，成为一位“留法老学生”。在法期间，他谢绝一切特别的待遇，坚持与年轻的同学一起生活、一起学习、一起做工，甚至向比他小得多的同学学习法文。他说：“只要学生不嫌我老大，肯教我法文，我就算年老，也是一个进步的老人。”[1]P17

    在法勤工俭学的三年多时间里，徐特立努力工作、认真学习，还抓住一切机会，调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类问题，并将所感所得写成文章，寄给国内的朋友，发表在报刊上，以期引起国内有识之士的注意，促进社会的改革。

    “没有字的教科书”

    1924年夏，徐特立回到国内，继续致力于湖南教育。他创办长沙女子师范并担任校长，同时兼任长沙师范、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的校长，精心治理三所学校，继续实践他的教育救国宏愿。

    此时国内的形势是，随着国民党“一大”召开，国共合作，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长何叔衡的建议下，徐特立参加了国民党左派，以图“一起来促进国民革命”。1926年12月，他会见了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的毛泽东，随后于1927年春回五美农村调查农民运动的情况。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他惊喜不已，他开始认识到“少数学生无法挽回国运。………教育救国是我30年来的一种幻想”，[1]P604于是积极投身农民运动，加入大革命的洪流。1927年3月，他担任湖南农民协会教育科科长、省农村师范农运讲习所主任，还被选为国民党长沙市党部工农部长，为发展湖南的工农运动做了大量的工作。

    然而，1927年4月国民党右派公开叛变革命，5月21 日长沙发生 “马日事变”，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疯狂屠杀，国民党左派“似鸟兽散”。面对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徐特立拒绝了反动派对他的拉拢、利诱，毅然决然地抛弃一切，冒着杀头的危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对此，陆定一在《人民教育家》一文中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人民教育家徐特立同志，就这样给全党同志上了第一课：困难时不要动摇，应当更坚定的奋斗，革命是一定胜利的。徐老给我们的教科书，就是他的入党，这本没有字的教科书，比什么教科书都好，也比什么教科书都重要。”[4]P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