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徐特立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教育家。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他一心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在主张教育救国、潜心办学的同时，直接参与了一系列反帝反封的斗争：组织罢课，反对“铁路国有”；主张立宪，断指血书；参加辛亥革命；同帝制派作斗争；参与驱逐张敬尧的运动，等等，不失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积极斗士。

    关键词：徐特立；民主革命；斗士

    徐特立（1877-1968），湖南长沙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教育家。他出生于封建社会末期。面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他一心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主张教育救国、潜心办学的同时，也经常不自觉地被卷入直接反帝反封的斗争之中，一度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积极斗士，最后因革命实践和党的影响，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从此为共产主义理想百折不挠、奋斗终生。

    一．从康梁的信徒转为孙文的信徒

    徐特立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农民家庭，从小饱尝生活的艰辛。20岁时，为了多学知识，他果断地制定了十年破产读书计划，刻苦自学。这段时间，徐特立除了博览经史子集外，还阅读过一些传播西方文明的书刊。维新派举办的《湘学新报》、《湘报》等报刊，不仅宣传维新派的思想主张，还用不少篇幅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自然科学知识，这对他产生了启蒙作用。他开始密切关注社会的脉搏、时代的风云，经常去长沙城购置新书报，并借以了解一些时事新闻。这一时期，他特别喜爱梁启超、谭嗣同写的那些文笔泼辣、议论纵横、富有鼓动性的文章。新书报一到手，就反复阅读。废除八股、大兴实业等改良措施，一度使他以为从此中华有救、民族有望。由此，徐特立“由于外力的压迫，政治黑暗，就不自觉地转入爱国运动”[1]604，成了“康、梁的信徒” [1]602。但是，戊戌变法很快失败，“抚台撤职了，学台撤职了，一切复旧，六君子或逃或杀”，这对徐特立是一个很深的刺激。[1]107随后，清政府又与外国侵略军联合绞杀了义和团爱国运动，并与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使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这一系列接踵而至的严酷社会现实，徐特立感到彷徨、悲愤。如何拯救国家民族于危亡，他苦于找不到正确的道路。在激愤、迷惘之中，他朦胧地觉得只有人民一齐起来反抗，中国才有出路。为此，他写下了这样一首诗：“为恶既无恶报，为善又无善报，何必安分守己，不做‘土匪强盗’? ”[2]14满含对帝国主义列强和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的痛恨。

    1905年，徐特立考入设在长沙城里的宁乡师范速成班。这所学校由同盟会会员周震鳞创办，主要宗旨是传播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培养能为民族革命事业奋斗的人才。学校所聘请的教师多为留日学生，既有一定的科学知识，又有民主思想；所开设的课程，有自然科学、教育学以及介绍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西洋史和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的东洋史。徐特立在这里学习了四个月，除了学习到新的知识外，还读到了《民报》、《浙江潮》、《新湖南潮》、《新湖南》、《猛回头》等革命书刊，受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对于杨毓麟的《新湖南》和陈天华的《猛回头》，徐特立尤其喜爱，反复阅读，认为这两本书在鼓吹革命方面，起了绝对的作用，使他“至于五体投地”。 [1]279在这种影响下，徐特立的思想进一步发生变化。他开始认识到改良主义是一条死胡同，只有实行民主革命，彻底推翻反动腐败的清政府，赶走帝国主义，中国才有出路。从此，徐特立“由立宪思想转到民主共和”[1]602，“从康梁的信徒转为孙文的信徒”[1]107，“走上了反康梁而相信孙文的道路”[1]105。

    1905年12月，湖南学生陈天华在横滨为抗议日本当局迫害中国留学生，在写完上万言的绝命辞后，跳海自杀。1906年春天，秋瑾和易本义、禹之谟等一批留学生扶着陈天华的灵柩回国。灵柩低达上海后，出于对陈天华之死的感伤和对时局的愤慨，同是湖南籍的留日学生姚宏业在上海黄浦江投江自杀。两人的灵柩运回长沙，数万男女青年，头戴草帽，手执白旗，脚蹬布鞋，身穿素服，为两人举行盛大葬礼，以实际行动表达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当局的不满和蔑视。徐特立深受启发，感到教育不是坐而论道，而是应该起来行动，投身于民主革命的实际斗争中去。

    二．组织罢课，反对“铁路国有”

    1898－1900年，美国与清政府先后签订《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和《续约》，攫取了自汉口纵贯湖南至广州的铁路的修筑权，激起了鄂、湘、粤三省人民的愤慨。1904年4月，湖南人民首先倡议“立废合同”、“争回路权”、“筹款自办”，与鄂、粤两省人民一道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收回粤汉铁路利权的运动。三省人民通力合作，经过异常曲折的斗争，最终于次年通过赎买的方式收回了粤汉路权，改为三省集股自办。1909年，清政府又决议向英、法、德三国银行团借款筑路并签订合同，欲将路权重新出卖。湖南人民闻讯后,掀起了以“拒债商办”为中心的保路运动。当时，徐特立正在长沙城里的周南、长郡、修业等多所学校任教。湖南保路运动引起了“反对帝国主义最有激烈情绪”[1]247的徐特立的高度重视。他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1911年4月，湖南绅、商、学界组成“湘路协赞会”，选举李达璋为会长，粟戡时、周广询为副会长，徐特立等40人被选为干事。他与协赞会其他人员一起，积极地“推广集股，研究进行之法”，以推动拒债，促成路工。然而，清政府不顾民意，于5月9日悍然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强夺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改为官办，并同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湖广铁路的借款合同，再次把筑路权出卖给帝国主义。徐特立闻讯后义愤填膺，与朱剑凡等进步教员，利用在教育界的关系和影响，秘密筹划发动长沙全城学校大罢课。在他们的鼓动与组织下，长沙城内官立、民立各学堂师生于6月14日全体罢课，共同发表宣言，抗议“铁路国有”政策。在省城学生的带动下，各府厅州县学堂的学生纷纷响应，在争路的各群体中“最为激烈，传单四出，一与省城无异”[3]。徐特立发起的这次罢课，是湖南最早的一次罢课运动,为蓬勃开展的湖南保路运动增添了战斗火力。

    三.主张立宪，断指血书

    面对内忧外困，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以杨度为首的立宪派，积极活动，请愿“速开国会”，这多少给老百姓带来了一点“民主政治”的曙光。徐特立积极投身于这一运动之中。1909年12月8日，身为长沙修业学校校董兼教师的徐特立在学校演讲时，讲述“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无所不至，清朝政府事事屈从洋人的要求。湖南辰州发生了一件教案，当局竟停止科举五年，杀了十余个无辜的老百姓，…… 1906年在江西也发生了一件教案，革掉了一个知县，吃亏的还是中国人”[1]601等惨痛历史，历数帝国主义的罪恶，“痛外交种种失败，非组织责任内阁无以救亡，自断其指，血书‘断指送行，请开国会’八字，送捧呈员行”。”[4]群情为之激愤。虽然徐特立这一寄希望于宪政的主张，在后人看来只是不切实际的改良主义，很难成功，然而他的这一行动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极大地激发了青年学子的反帝热情。毛泽东后来回忆，这事使他“对革命第一次有了具体的感性认识”。[5]二是进一步加速了请愿活动的进行。据张謇记载，1909年12月，十六省咨议局各推代表会于上海，协商请愿速开国会之事，“湖南罗君、刘君宣示善化徐君断指请开国会之血书，殷赤淋漓，众咸感泣，益思亟行”。[6]三是促进了人民的觉醒，为不久到来的辛亥革命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当时的报纸刊登这一消息后，有人为此写了一副对联：“罗子云仗义执言，效申包胥之哭；徐特立拔刀断指，有南霁云之风。”[2]22将徐特立比喻为为救睢阳、拔刀断指的唐朝名将南霁云。

    四.积极参加辛亥革命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早在此之前，徐特立经常同好友何雨农交谈同盟会的情况，曾一起去曾文正公祠即船山学社，向革命党人林伯渠等人请教，表示要追随同盟会，参加革命。林伯渠详细向他们介绍了正在发展的革命形势。武昌起义正式爆发后，早已期盼革命风暴来临的徐特立，立即约集长沙中小学校部分爱国的教职员，聚会于长沙县教育会馆，商量教育界应如何投入战斗。会上，徐特立带头痛斥了以劝业学堂校长为代表的不坚定分子的谬论与怯言，坚决主张立即响应起义。经过一番激烈争论，全体通过决议，决定用积极的工作和实际行动响应武昌起义。随后，徐特立约集一些学校的进步教员如何雨农、凌振嘉、刘鸣翳、李洞天等，力排险阻，到处宣传演讲，号召大家支持革命。10月22日，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组织新军和会党，发动了长沙起义。起义成功后，当即成立了以焦达峰、陈作新为正、副都督的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宣告了湖南革命政权的建立，湖南成为全国最先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光复后的湖南政局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焦达峰、陈作新“用人行政，一秉大公；博采民意，广纳人才；且力除苛税……日废秕政以数十计；接见民众，无间晨昏”[2]32。对此，徐特立欣喜若狂，对新政权抱着热切的期待与支持，亲自跑到长沙城外买牛，慰劳起义队伍。同时，为了民主共和理想的实现，他“到处发表自己的政见，运动当议员，结果当选为临时省会议员，并选为副议长”[1]108，“成了现代的人物”[1]603。然而，以谭延闿为首的立宪派，对通过革命方式建立起来的新政权充满恐惧和憎恨。他们施展种种阴谋，力图将新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10月31日，他们趁湖南援鄂部队出发后长沙防务空虚之机发动武装政变，杀害了焦达峰、陈作新。谭延闿担任都督后，不仅置杀害焦、陈二人的凶手于不问，而且还提出“维持治安，保全秩序”的施政方针。对此，徐特立极为反感，认为谭延闿鼓吹的这种所谓的“和平革命”论“实质是和缓革命”， “不知道革命不是为治安而是为改造，不是与反革命妥协，而是与反革命斗争”。[1]282这使得徐特立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信心开始动摇。不久，徐特立在省议会提出县知事民选的提案，引起了议会内部激烈的争议。最后，提案虽然通过了，但遭到议长熊兆周坚决反对。他和省都督府相勾结，把此案无理搁置不交都督府执行。当多数议员继续发动反对政府的斗争时，议会竟被武力解散。这对徐特立是一个极大的打击：“我希望的民主共和就成了泡影。尤其是昨日我同他参加革命，要求共和，今日转为专政的人，给我一个大的刺激。”[1]106徐特立愤而辞去副议长之职。随后，他接受湖南教育司司长陈润霖之邀，到省教育司当科长。他主张大力发展普通教育，让那些贫苦大众的子女都能读书，但陈润霖并无“发展”之意，相反要裁减教员，减少招生名额。这使徐特立大失所望，由此感到“政府总是坏的，革命党做了官就要叛变”，[1]108他不得不把目光重新投向教育，决定“回到教育界去，用教育来改革人心”，[1]108实践教育救国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