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徐特立出生于封建社会灭亡之际。在早期，他积极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他开始信奉康梁，继而拥护孙中山，曾长期主张教育救国，后来由于革命实践和党的影响，终于成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他所走的道路，是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前进的正确道路，他为所有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关键词：徐特立；教育救国；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共产主义

    徐特立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杰出的教育家，但他并不是天生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他的一生，明显地可以划分为早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从1877年出生至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一阶段，从1927年入党至1968年逝世。在前一阶段，徐特立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在思想上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探求历程。他受过封建私塾教育，信奉过康梁，继而拥护孙中山，曾长期主张教育救国，最后随着时代的前进终于找到马克思主义真理，成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他所走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前进的正确道路，代表了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国难时艰时的人生抉择和心路历程，对于后人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封建正统意识为主导（1877-1905）

    这一阶段，徐特立的思想结构中存在着三个意识层次：

    1.封建正统思想。通过少儿时期的六年私塾教育，徐特立受到儒家、法家甚至佛家思想的影响，继承了一些优良的传统思想，同时也曾有追逐功名，企图摆脱农民阶级的地位，跻身于封建统治阶级行列的思想意识。这充分反映在徐特立早期择业和求学的过程中。

    15岁那年，因伯祖母过逝，家境贫寒的徐特立被迫辍学，以解决家庭生计问题。作为一个读过六年私塾的“文化人”，他已不可能去做一个全职农民，而且几亩薄地也很难养家糊口。他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职业来维持生活。最初，他“尽读祖父遗书，拟以医为职业”，[1]（P596）但因找不到老师指点，惟恐“误人自误”，于是放弃了；又曾想以卜卦算命为业，然而发现卜者的判词“均是两可的骑墙语。由此我判定阴阳家都是走江湖的骗子”，[1]（P597）因此决定不再去理会它。其时，人生的艰辛甚至曾使他想过学和尚及早遁入空门，却发现不少寺庙等级森严，而且明争暗斗，与世俗无异，从而放弃了皈依佛门的打算。

    混混沌沌摸索了几年后，18岁时徐特立终于做出从文的决定，“自问学医必不可能，若习科举，或可取得翰林院，甚至考中状元。……于是确定教书兼习科举业”，[1]（P597） “可以进步，又可谋生”。[1]（P599）他在家乡收学生教蒙馆，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

    当上塾师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兼习科举”，锐意举业，借以作为进身之阶。由于“想进学非读八股不可”，[1]（ P599）因而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他从考秀才用的官僚八股到明末汉奸、英雄的八股乱读了一顿，其中民族英雄黄淳耀、金声等人的言论给他以很大的刺激，激发了他反对清朝的情绪。但他反对考秀才用的八股，特别是在得到长沙举人陈云峰先生的劝告后，他立志读书而不再把精力放在八股文上。“从此我不做八股了，成了一个好汉学的青年。”[1]（P597）在面对习科举和求学问的选择时，徐特立选择了求学问。他甚至下了破产读书的决心，制订了一个 “十年破产读书计划”，一心“读书求学问，进学不进学不去管他，我准备十年读书，读到30岁，书也能读通了，谋生问题也解决了。” [1]（P599）计划执行到第八年，也就是1905年，他28岁了，家里经济濒于破产。此时清朝政府已废八股，改考经义，并加历史、地理。他去参加了会试。由于他早就是以求学问作为目标，博览群书，因而取得了在3000名考生中名列第19名的好成绩。虽然后来因经济困难而又不愿接受富贵子弟的资助而放弃了复试，但他的名声不胫而走，各处学堂争相聘用，薪金高涨，不再需要为生计担忧了。至此，他觉得“十年破产读书的计划胜利了”。[1]（P599）从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徐特立作为一个旧时读书人，在思想环境的局限下，他与其他封建知识分子一样，都曾希望通过科举来获得功名，摆脱农民的地位，跻身于封建统治阶层。但徐特立的可贵之处是：（1）虽然家境贫寒，迫切需要一个职业以谋生，但他决不做不仁不义、不负责任之事，有着一种出于良心的社会责任感；（2）谋生对于他只是生活之所需，只要能基本满足生活之需要，他毫不犹豫地将谋生问题放诸其次而将求学问置于首位，做出了“十年破产读书计划”，表现出对真理的渴求；（3）虽然他曾锐意举业，试图作为进身之阶，但在关键时刻又坚决维护人格的尊严。他的这些可贵之处，与传统道德对他的熏陶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优秀品质是分不开的。

    2.农民思想意识。徐特立少年时去南岳朝拜，目睹同行的几个阔少坐在船舱内，对奋力摇桨、汗流浃背的船夫恶言相对，斥骂不停。见此情景，他甚是愤慨，心中暗想:长大若当船夫，只运猪，决不载人；读书如果取得科甲，就只做教官。[1]（P602）从这里可以看出，农民出身但已开始成为知识分子的徐特立，抑制了封建等级思想的影响，保持了农民阶级自发的朴素的平等意识，尊重劳动人民。当他看到清政府腐败无能，帝国主义列强不断入侵中国，中华民族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尤其甲午战争惨败、戊戌变法夭折、《辛丑条约》签订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事件时，他痛心疾首，愤慨不已，写下了《书愤》诗:“为恶既无恶报，为善又无善报；何必安分守己，不做‘土匪强盗’?”[2]（P14）在强烈的愤慨与迷茫之中，他朦胧地感觉到：只有人民一齐起来反抗，中国才有出路。这种反抗意识,是他日后走上革命道路的内在精神因素。

    3.开始受到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影响。封建社会的读书人，科举是惟一的进身途径，徐特立能够弃科举求学问、破产读书，做出如此开明的举动，与当时湖南风气渐开、维新思想广为传播是有一定关系的。早在乡下破产读书期间，徐特立就读过一些宣传西方文明的新的书刊；1897年20岁时，又读过湖南发行的第一份新式报纸《湘学报》。1898年，在维新运动高涨之际，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维新党人以“开风气、拓风闻”为主旨又创建了《湘报》，宣传“爱国之理”、“救亡之法”，倡导变法改制。徐特立反复阅读，深受影响，一度崇拜康梁，以康梁的信徒自居。

    很显然，在这一时期，封建正统意识在徐特立的思想和行为中处于主宰地位。

    二、坚持教育救国理念，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影响（1905-1924）

    “十年破产读书”胜利后，不再为生活担忧的徐特立并不迷恋于个人的小康家庭。他认为：“除养家而外还有余力的人，其余力之来源，必然是得到社会的帮助，应该还之社会。”[1]（P600）面对列强的侵略，政治的黑暗，徐特立不自觉地转入了爱国运动。他知道，只有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的国土，彻底摧毁反对的封建势力，国家才有前途，民族才有希望。但是，怎样才能够赶走帝国主义，推翻封建统治呢？
此时的徐特立，“以为人民大众不参加爱国运动是由于无知。救国的方法首在教育。” [2]（P604）1905年，他离开五美乡下，考入长沙城里的宁乡速成师范学校。该校由同盟会会员周震鳞先生创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氛围很浓厚。学习期间，徐特立“得到了《民报》、《猛回头》、《浙江潮》、《新湖南潮》等等革命的刊物，就从康梁的信徒转为孙文的信徒。” [1]（P107）“由立宪思想转到民主共和。”[1]（P602）

    四个月后，徐特立等从宁乡速成师范结业。结业时，周校长发表演讲，鼓励学生加入民主革命行列：“我们办这个学校，不是培养你们当一个好教员，得到社会上的名誉地位；更重要的是希望你们创造事业，创造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事业。”[2]（P15）这对徐特立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如果说徐特立一开始选择教书为业主要是为了养家糊口，那么这时的徐特立开始把教育当作自己实现救国救民理想的事业。

    此时的徐特立，“赚钱的能力虽有，由于感到国家的存亡问题有作启蒙运动的必要”，[1]（P601）于是和同学何雨农、姜济寰等，创办了梨江高等小学堂，开始以办学来实现他的教育救国理想。1906年他受聘到周氏女塾任教，破除了垂帘施教的陋习。1910年，为了实行教育改革，徐特立到上海参加了江苏教育会举办的单级小学教师训练班，并到上海各地的小学进行考察，随后又到日本考察一个多月。回长沙后，仍回周南女校任教，不久后担任校长，创办《周南教育》周刊，积极推行教育改革。

    本着教育救国思想，徐特立在教学中，特别注重将传授基础文化知识与激发反帝、反封、爱国思想相结合。1908年，他与朱剑凡等人一起组织、发动了反对湖广总督张之洞出卖粤汉铁路筑路权的罢课运动；1909年，他在修业学校给学生讲 “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无所不至，清朝政府事事屈从洋人的要求。湖南辰州发生了一件教案，当局竟停止科举五年，杀了十余个无辜的老百姓，…… 1906年在江西也发生了一件教案，革掉了一个知县，吃亏的还是中国人” [1]（P601）等惨痛历史时，“为表示对帝国主义的愤恨和雪耻的决心，遂走进厨房拿出—把刀，断下自己左手的—个指头，顿时留了一盖碗的血”。[1]（P601）群情为之激奋。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他积极参与组织长沙教育界响应起义，参加革命，获得胜利。此时的徐特立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在中国的实现满怀希望，到处发表政见，运动当议员，被选为省议会副议长。然而，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被掺杂在革命队伍中的封建反动势力窃取，这使得徐特立对资产阶级政党很是失望，对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信心开始动摇。在当选副议长仅一个余月后，他愤然辞职，后来又当了一个月的教育司里的科长，很快也辞职了，因为他认为这些不过是一个做官的捷径。“因此我认为政府总是坏的，革命党做了官就要叛变，我还是回到教育界去，用教育来改革人心罢。从此以后，我就变成一个教育救国论者。” [1]（P108）

    回到教育界后，徐特立先在善化县第一高等小学堂任校长。随后，为满足教育发展需要、培养更多的教师，徐特立应长沙县知县姜济寰之邀，在艰苦的条件下创办了长沙师范学校。辛亥革命前后，徐特立还曾致力于发展乡村教育，于1912年创办了五美初级小学堂和丁家冲高等小学，后合并为五美高级小学校。1913年，他开始专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教师，以他的崇高品德和渊博学识，对毛泽东、蔡和森、李维汉等进步青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