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乃千古奇冤,当时尚有诗可批,然文革时期,人们皆收笔禁声,如鲁迅所言:“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冯其庸“乌台今日已无诗”之句,何其沉痛悲愤!
7.史无前例的焚书坑儒
文革时期之灭绝文化,打杀文化人之“焚书坑儒”,超越秦始皇何止千百倍。而文化育部门、学校、师更是首当其冲。当时的惨况,我曾亲历其境。2005年秋天,我有缘在北京拜访了吴柏森先生,他是北京市第五十中学的退休老师。他向我展示了写于文革期间的诗词,首首皆含血和泪。其中一首为《感事》:
恶浪掀腾到学童,翻天覆地闹黉宫。千年师道成仇敌,万卷缥缃付祝融。
伦理沦亡惊世变,斯文丧尽叹途穷。春秋直笔评功罪,自有今时太史公。
8.史无前例的无耻
为林彪集团重要成员之一的黄永胜,曾授上将军衔,曾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文革中受林彪提携,官至解放军总参谋长,“九大”中央政治局委员。然黄永胜乃好色之徒,连其“老上级”、“大恩人”林彪的妻子叶群亦勾搭上。“黄叶”之私情,林彪至死都不知。后来林彪一家仓惶外逃,摔死异邦之后,在北京的林家大院,搜出了黄永胜写给叶群的一首情诗:
缠绵五周月,亲手折几枝。虽是寒冬日,黄叶热恋时。
据传,叶群当时亦有和诗:“咫尺遥知心难静,孤燃灯光不成眠。万紫千红花无意,独念西山一叶黄。”可见,当年的政坛上,多少道貌岸然的大人物,其实是一些狗男女!
五、文革诗词的创作特色
文革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故写于文革期间的诗词,除其内容具有强烈的文革色彩和时代烙印之外,其创作过程、创作空间、创作氛围、创作方法及创作艺术,皆有别于其他历史时期,而具有自己的特色。
1、监狱成为文革诗词的温床
文革时期冤狱遍怖中国各地,无数人因种种“罪名”而被投入监狱。按广义而言,“牛棚”、“五七干校。”、“学留班”、“交代会”等,也是冤狱的一种。入冤狱者,有一部分人早已是诗词高手,在此高压的环境中,满腔冤愤,只有寄情于诗词。另有一些人,原来并不懂格律,入狱之后,受教于狱友,也学会写诗填词。写诗填词,不需纸笔,有时只需记在脑海中。这是在冤狱中诗词盛行的原因之一。我收集和阅读文革之后出版的个人旧体诗集,大多都收有在文革狱中所作。
如黄克诚大将,自1967年1月起,从太原押至北京,辗转于数间牢房,被囚长达八年之久。据黄克诚忆述:“1967年四月仲春,看见窗外一株观赏桃树上开满了桃花,花红似火,灿若云霞,但不久即为狂风所袭,零落不堪。有感而作词一首……”此词即为《蝶恋花·桃花》:
满树桃花红烂漫,一阵狂风,吹掉一大半。落地残红何足羡,且待来年看新瓣。
人间变化千千万,升降起落,犹如急流泛。天翻地覆大转变,英雄转瞬成坏蛋。
此词乃借景言情,寓意甚明。此词后来被监管人员发现,批之为“讥讽时事”,因而倍加审讯和批斗。黄克诚此词中所指之“英雄”者,当首推彭德怀元帅。
2、深藏不露的藏锋诗
文革期间,比清朝康雍乾三朝更为荒唐的文字狱随处皆是。随便一首诗词,一篇文章,都可以评为“反党大毒草”。为自身的安全计,人们皆以钳口封笔为上策。然冤愤难禁者,有的仍敢寄情于诗词,不过,不用“直笔”,而用“曲笔”。“藏头诗”、“藏锋诗”即是其中的一种形式。最为著名的,首推国学大师文怀沙所作的七绝,后被钱钟书评为“浩劫诗压卷之作”:
沙翁敬谢李龟年,无尾乞摇女主前。九死甘心了江壑,不随鸡犬上青天。
此诗是文怀沙(沙翁)被关在山西临汾监狱时所写下的一首诗。当时一位旧友李某(诗中之李龟年),传达江青要其写一效忠信即可获自由并可得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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