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串串,敲锣打鼓上街来。
平民知识份子也算是“臭老九”。如赵振新是一个普通干部,但1958年因直言贾祸,曾被戴上“右派”帽子,在文革的风雨中更是提心吊胆,坐立不安。其所写的《无题》三首,道尽平民百姓、知识份子在文革中的悲凉、无奈和愤慨。其中一首云:
满城金鼓震心肝,隐隐悲歌挟重寒。寄语故人钳口好,冬来难得是平安。
4、青年学生和红卫兵的诗词作品
文革时期,特别是文革前期,大量涌现了红卫兵、造反派撰写的“颂毛诗”、“战斗诗”和“口号诗”。红卫兵的“战歌”,充斥“杀、杀、杀”之声。这些诗歌属新体诗的范畴,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但是其中一些青年,已开始学习写作格律诗词,虽然末臻成熟,但其中也有精彩的篇章。
1966年8月18日至11月26日,在三个半月时间内,毛泽东在天安门共八次接见红卫兵。一般青年学生,视毛泽东的接见为“最大幸福”。然而,青年学生中也有清醒者,如来自广州市的大学生何永沂,写下振聋发馈、掷地有声的《接见》诗:
手捧红书不住扬,真真假假满场狂。天安门下欢呼罢,识得人间有帝皇。
何永沂之诗词结集《点灯集》,选录其写于文革时期的诗三十五首,皆富文革色彩。除《接见》一诗外,又如“发配深山为学农,方知水瘦与山穷 。登高纵目开生面,处处山镶大字'忠。’”诗家周退密有评:“诗无激情,非诗也;诗无形像,非诗也;诗无境界,非诗也;诗无历史反思,更非诗也。《点灯集》之诗,有激情、有形像 ,有境界、有历史反思,此真诗也。”
当年为北大历史系学生的李树喜,在文革中也写下五十多首旧体诗词,其中有33首收入其《杂花树》诗集中之《文革印象》卷。此阕《水调歌头?骂声歌》,即为其中之一。
挨骂不须怪,争斗伴人生。恰如雨落风过,处处时时听。强敌高声叫骂,一似披花戴彩,哲人已叮咛。任他昏天黑地,波澜不须惊。
坚意志,长本领,须骂声。真金何惧烈火,重担压骨身才硬。人生风霜雨雪,更兼天翻地覆,何处是安宁?芽烽火正未了,握笔亦从容。
骂,有口骂和笔骂,贯穿文革全程。骂,是文革的“胜景”之一。李树喜此阕词,乃从青年学子角度抒怀:“坚意志,长本领,须骂声。”文革亦影响了李树喜的史学观:“史家的笔墨不可不信,未可全信。一是为自己的视野能力局限,更是为时代和掌权者局限。史家也要食人间烟火,经常要求和掌权者保持一致,就主观或违心地篡改了历史,不足为怪。”
5、上山下乡知青的诗词作品
1968年12月22曰,《人民曰报》刊登了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此后,在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其中一些知青,后来成了著名的知青作家。他们认为:“中国知青的生命世界是最应该被挖掘的,是最为独特的、最集体的、最个人的、最生命的,属于三千万少男少女精神世界的、在五千年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
这些知青在那段特殊年代,也留下不少诗词,真实记录当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狂热、迷惘和悲壮,以及他们于自身的成长和反思。如知青作家之一的木斋,在文革中写下不少诗词,此首《无题》是写于文革的后期:
少年壮志何处寻?塞北高歌不可闻。明镜伤心我憔悴,农乡惆怅锁青春。
饮酒狂欢偷欢乐,吟诗寂寞解销魂。人生已觉不宝贵,莫论低沉与认真。
此诗真实地描绘了其当时的心境:“伤心”,“惆怅”与“寂寞”,“壮志”不再,“高歌”不闻,“人生已觉不宝贵”!此诗以“莫论低沉与认真”作结,乃回应当时广为流行的“最高指示”:“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一部分清醒的知青,对毛泽东的“崇拜”,已转向“怀疑”,甚至于“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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