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怀沙遂题就此诗。结果被姚文元读出是藏锋诗,把每句的第六个字串起来,是“龟主江青”四字。幸好,不久四人帮垮台,文氏才未被枪毙。
3、严肃且意深的打油诗
打油诗体,虽多谐趣,但常流于俗气和油滑。然创作于文革时期的大量打油诗,继承和发扬鲁迅以杂文入诗的传统,打油却是严肃,语浅却是意深,以杂文入诗,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文革时期的打油诗,不少乃出于大家之手,如聂绀弩、李汝伦、邵燕祥、黄苗子、杨宪益等。 邵燕祥乾脆把其旧体诗词结集名之为《邵燕祥诗钞?打油诗》。诗界对这类打油诗评价甚高。如程千帆评聂绀弩:“他的诗初读只使人感到滑稽,再读才使人感到辛酸,三读使人感到振奋。”如水有评邵燕祥、黄苗子、杨宪益的《三家诗》诗选集:“他们的诗作,让人笑,更让人哭,让人沉思和反省,更给人以鼓舞和希望。”
而当年广为流传的一首打油诗,相传为梁漱溟所作:
十儒九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犹叫人,而今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文化有。倘若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满街走。
此首刻划“臭老九”的打油诗,是何等生动且传神,一经传出,即脍炙人口。遭毛泽东痛骂为“野心家”,“伪君子”和“反动透顶”的梁漱溟,在“文革”中当然在劫难逃。家藏四代图书典籍,被红卫兵抄家焚毁。还被像耍猴子样地以绳系颈,手持铜锣,在得胜门一带鼓锣游街示众。真是“而今老九不如狗”!
4、群体自发性的“天安门诗歌运动”
1976年清明节,因周恩来去世,引发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人群、花圈和诗词充满了天安门广场。群体自发性的“天安门诗歌运动”,在中国的诗史上绝无仅有。天安门的“反动诗歌”,最为闻名的,乃为工人王立山作所: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5、虚假、违心的歌功颂德篇
在文革的特殊历史环境中,出现浩如烟海的“颂毛篇”。其实,绝大多数是言不由衷的假话和空话。连“笔直”的胡风,也写下肉麻的《水调歌头》:“不可鱼无水,不应水无鱼。七亿中华儿女,共沐党风舒……”1967年7月1日,在狱中惨遭折磨的田汉,居然在病危时用颤抖的手在日记写下一诗:
先烈热血洒神州,我等后辈有何求?沿着主席道路走,坚贞何惜抛我头!
田汉在诗后还注有:“党的生曰,入党35周年纪念。”如此“豪言壮语”的打油诗,更使我感受到田汉内心的痛苦。后田汉屈死狱中,连骨灰也荡然无存。
六、文革诗词的历史价值
文革诗词有珍贵的历史价值,我以为起码有如下几点:
1.文革诗词在中国诗史中是不可缺少的篇章,中国诗史不能留下文革阶段的空白。
诚如李锐先生所言:“诗言志,诗言事,诗言情。我国自古诗歌相传,为中华文化一大特色……诗歌存史,是历代志士仁人的贡献……诗词语言精练,音韵铿锵,琅琅上口,易于记诵,便于流传,使人潜移默化,陶冶情操。这是我国独步世界的优秀文化传统。文革惨祸十年,受难者悲苦无告,惟有呻吟,有的化为诗歌。借此一斑,可窥全貌……揭露邪恶,伸张正义,正视历史,永记训,这是我们对待文革应取的态度。”
2.文革诗词与文革史实一样,是文革史的一个组成部份。不研究文革诗词,文革史也是不完整的。
刘心武先生为我所编著的《文革诗词钩沉》一书作序,序言题目为《延续民族整体记忆,修建纸上“文革博物馆”》。其序有言:“1966年至1976年在中国大陆所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椿重要事件,在事发40年事止30年之后,应该将其作为一个重大的学术课题,加以探究,而这探究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钩沉’……'文革’中当然也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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