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的腥风血雨骤发之时，郭沫若无疑是十分惶恐，为求自保，再也不分是非，不管善恶，不辨正邪，只是一股劲“紧跟毛主席”。故其在此时期所作之诗词，皆是歌颂文革之作。在文革中所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郭氏往往都写诗词表态，因此，有人称郭氏此类诗词为“表态性诗词”。而这些“表态性诗词”，郭氏常喜用《水调歌头》这个词牌。且看郭氏写于文革伊始的《水调歌头?文革》：

　　文革高潮到，不断触灵魂。触及灵魂深处，横扫几家村。保卫政权巩固，一切污泥浊水，荡涤不留痕。长剑倚天处，高举劈昆仑。
　　铲封建，灭资本，读雄文。大鸣大放，大字报加大辩论。大破之中大立，破尽千年陈腐，私字去其根。一唱东方晓，红日照乾坤。

　　至于随后所写的“见红日，见新月，见救星”，“伟力来何处，四卷太阳书”等肉麻词句，不必细表。直到文革后期，郭氏又发表了一首《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

　　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
　　奋螳臂，走资派，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郭沫若的文革诗词，大量借用当时流行的政治口号，生硬地运用一些政治概念，可说是意趣卑俗的作品。郭沫若的文革诗词，不管是自觉或不自觉，客观上已成了毛泽东推行文革的罪恶道具。唯有其名传一时的《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不属违心之作。它确实表达了人民的愿望，喊出时代的呼声。它勾划出“四人帮”的丑恶嘴脸，形象且传神。此词在当时的同类题材作品中，可称之为颇具特色的上乘之作。

　　得一提的是，１９７３年春，据说毛泽东写了一首批评郭沫若、赞扬柳宗元的顺口溜：“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１９７３年夏，毛又写了一首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诗中有云：“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郭沫若写于抗战时期的《十批判书》，虽大骂秦始皇的残暴独裁，其实是影射当权的蒋介石。孰料此书却获罪于自诩已超越秦始皇的毛泽东。对毛的诗批，郭氏难有招架之力。于是在１９７４年２月７日，抱病捉笔，写下题为《春雷》的七律：

　　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
　　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胆灿若朱。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郭氏此诗，彻底推翻自己坚持一生的尊孔反法的学术观点，其言不由衷与痛苦难堪的心情可想而知。１９７７年，文革结束后，郭沫若编印《沫若诗词选》，宁愿１９７４年留空白，也不把这首自我批判的诗列入去。

　　郭沫若，为求自保成为“跟风派”诗人的代表人物。

　　４、“乐在天涯战恶习风”的陈明远

　　陈明远，１９４１年出生于上海。１９６３年毕业于上海科技大学，旋入中国科学院电子研究所工作，是计算机科学、语言学方面的专家，撰有多种学术著作。然爱好古典文学，自中学时代起便热衷写旧体诗词，并经郭沫若、田汉等名家指点，其作品颇受师生的赞赏，不料后来遭遇奇特的事件，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伴随文革爆发而在全国掀起的“毛泽东诗词热”中，有一本《未发表的毛泽东诗词》广为流传。陈明远骇然发现，自己所作的十九首诗词，不知何故竟列入其中。陈立即致函周恩来总理说明事实真相，并要求把此信转呈毛泽东。周恩来表示，误传不是政治问题，澄清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