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们的《革命团结报》上声称：

    “革命运动像闪电般迅速地在整个半岛上扩展……在巴塞罗纳尚无动静，但是在广场上，在公共的地方，革命却在不断进行！”

    不过，这是同盟分子的革命，这种革命就是不停地擂鼓，正因为如此，它才“不断”站在一个“地方”不动。(p.527)

    一旦要采取实际行动，巴枯宁主义者的极端革命的叫喊，不是变为安抚，就是变为一开始就没有前途的起义，或者变为同极其可耻地在政治上利用工人并用拳脚来对待工人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合流。(p.539)

    所谓的无政府状态、独立小组的自由联合等原则的唯一结果，只能是无限制地和荒谬地分散革命的斗争力量，让政府用一小撮兵士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就把各个城市一一征服(p.539)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一八七○年版序言的补充

    一切迫害都引起相反的结果：不仅不能摧毁或至少制服工人政党，反而只是给它招来了新的信徒并巩固了它的组织。工人不论在对政权或对个别资产者的斗争中，处处都表现了自己智慧和道德上的优越，特别在与所谓“雇主”发生冲突时，工人证明了他们现在是有教养的人，而资本家则是愚昧无知的人。同时他们大都是抱着幽默态度进行斗争的，这种幽默态度是他们对自己事业满怀信心和了解自己优越性的最好的证明。(p.565)

    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末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如果工人没有理论感，那末这个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深入他们的血肉。(p.565-566)

    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虽然这三位思想家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p.566)

    同理论上的社会主义一样，德国的实践的工人运动也永远不应当忘记，它是依靠英国和法国的运动而发展起来的，它能够直接利用英国和法国的运动用很高的代价换来的经验，而在现在避免它们当时往往无法避免的那些错误。如果没有英国工联运动和法国工人政治斗争的榜样，如果没有特别是巴黎公社所给予的那种巨大的推动，我们现在会处在什么境地呢？(p.566)

    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布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日益加强团结党组织和工会组织。(p.567)

    首先必须维护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不容许产生任何爱国沙文主义，并且欢迎无产阶级运动中任何民族的新进展。(p.567)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
    1  波兰宣言
    俄国的军国主义是整个欧洲军国主义的后台支柱。(p.572)

    沙皇始终是反对革命的最后支柱。于是俄国便成了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同时也不放弃准备利用泛斯拉夫主义的煽动在奥地利和土耳其实行进一步的掠夺。(p.575)

    官方的俄国直到现在仍然是欧洲一切反动势力的堡垒和掩体，而俄国军队则仍然是一切镇压欧洲工人阶级的军队的后备军。(p.576)

    波兰由于其全部历史发展和目前所处的状况，较之法国在更大程度上面临着一种抉择：不是革命就是灭亡。(p.577)

    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它用来压迫其他民族的力量，最后总是要反过来反对它自己的。只要俄国士兵还侵占着波兰，俄国人民就既不能获得政治解放，也不能获得社会解放。(p.587-579)

    2 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
    布朗基主要是一个政治革命家；他只是在感情上，即在同情人民的痛苦这一点上，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他既没有社会主义的理论，也没有关于改造社会的确定的实际的方案。布朗基在他的政治活动中主要是一个“实干家”，他相信组织得很好的少数人只要在适当的时机做些革命变革的尝试，就能够通过最初的若干胜利把人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从而实现胜利的革命(p.580)

    由于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像成由少数革命家所实现的突然变革，自然也就产生了起义成功以后实行专政的必要性，当然，这种专政不是整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那些实现了变革的少数人的专政，而这些人又事先服从于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专政。
由此可见，布朗基是过去一代的革命家。(p.580-581)

    我们伦敦的布朗基主义者所根据的仍然是这样的原则：革命完全不是自己发生的，而是由人制造出来的；革命是由为数不多的一批人根据预定的计划实现的；在任何时刻都能够“马上干起来”。(p.581)

    但是在这里只有善良的愿望还是不够；布朗基的革命本能和他的果断精神并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的，无论哈姆雷特说过多少次要有毅力，但哈姆雷特始终是哈姆雷特。(p.581)

    我们的布朗基主义者与巴枯宁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他们都想成为走得最远、最极端的派别的代表者。因此，顺便提一下，尽管他们的目的根本对立，他们采用的手段却常常与巴枯宁主义者相同。(p.583)

    至于德国绝大多数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则甚至可以说，无神论在他们那里已成了往事；这个纯粹否定性的术语对他们已经不适用了，因为他们已经不只是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根本不相信神了；他们干脆把神打倒，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生活和思考，因此他们是唯物主义者。在法国情况也是如此。如果不是这样，那末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设法在工人中广泛传播上一世纪卓越的法国唯物主义文献。这些文献迄今为止不仅按形式，而且按内容来说都是法兰西精神的最高成就；如果考虑到当时的科学水平，那末就是在今天看来它们的内容仍有极高的价值，它们的形式仍然是不可企及的典范。(p.583-584)

    首先，在纸上可以随便写多少条命令，而这样做丝毫没有保证这些命令的实际执行；其次，取缔手段是巩固不良信念的最好手段！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在我们时代能给神的唯一效劳，就是把无神论宣布为强制性的信仰象征，并以禁止一切宗教来胜过俾斯麦的关于文化斗争的反教会法令。(p.584)

    德国共产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通过一切不是由他们而是由历史发展进程造成的中间站和妥协，清楚地看到并始终不懈地追求最后目的：消灭阶级和建立不再有土地私有制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制度。三十三个布朗基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以为，只要他们愿意跳过各个中间站和各种妥协，那就万事大吉了，只要——他们确信如此——日内“干起来”，政权落到他们手中，那末后天“就会实行共产主义。(p.585)

    把自己的急躁当做理论上的论据，这是何等天真幼稚！(p.586)

    在任何一次革命中，就像其他任何时候一样，难免会做出许多蠢事；当人们最后平静下来，以致能够重新进行批评的时候，他们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做了许多最好不做的事，而没有做许多应该做的事，因此事情搞糟了。(p.586)

    如果要求把公社看做是完全神圣的，宣布它是绝对没有错误的，断言烧毁的每一幢房子，枪决的每一个人质都是毫无差错的，即使细枝末节也做得完全恰当，那是多么缺乏批判精神！(p.586)

    实质上很温和的人妄想装出十分吓人的样子时，事情就变得多么幼稚可笑！(p.586)

    3
    朋友彼得（按：指《前进报》的编辑）按哲学观点来说是一个折衷主义者，他力图从各种千差万别的体系和理论中选择最好的东西：把一切都试一试，把最好的留下来！他知道，一切东西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好的一面应当吸收，而坏的一面则应抛弃。但是由于每件事物，每个人，每种理论都有这种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每件事物，每个人，每种理论差不多既是好的，又是坏的，就像任何别的东西一样，因而从这个观点看来，为肯定或否定这一事物或那一事物而发急是愚蠢的。从这个观点看来，革命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一切斗争和一切争论，都应当看做是极其荒谬的行为，只能使他们的敌人称快。因而完全可以理解，一个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总企图使所有这些互相斗争的人们调和起来，认真地劝他们不要再在反动派面前演出这出丑剧，而应该只是攻击共同的敌人。(p.588-589)

    《前进》编辑部大发牢骚，抱怨没有把整个工人运动当做牺牲品供献于心爱的“团结”之前。（p.589）

    朋友彼得坚持认为，私事和私信一样，是神圣的，不应在政治争论中加以公开。如果这样无条件地运用这条规则，那就只得一概禁止编写历史。路易十五与杜芭丽或彭帕杜尔的关系是私事，但是抛开这些私事全部法国革命前的历史就不可理解。(p.590-591)
    （注）杜芭丽，玛丽让娜（１７４３—１７９３）——伯爵夫人，法王路易十五的宠姬。
    彭帕杜尔侯爵夫人，让娜安东尼达普瓦松（１７２１—１７６４）——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宠姬。

    同盟（按：指巴枯宁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是一个匪帮，其中除了受骗者外，还有大量骗子、冒险家、欺诈者、警探、投机钻营分子和懦夫，当描述这个匪帮的历史的时候，是否应当伪造这个历史，把这班先生们的种种下流勾当当做“私事”有意地加以隐瞒呢？（p.591）

    一个产生了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两个作家、两个社会主义的莱辛的国家，决不会因为一度产生了像巴枯宁这样的骗子和一些好吹牛皮、像癞蛤蟆一样不自量力、到头来总是互相吞食的不成熟的大学生，就会灭亡的。其实，就是在俄国年轻一代中间，我们知道也有一些在理论和实践上有杰出才能和高度毅力的人，他们靠自己的语言知识，在熟悉各国的运动方面超过了法国人和英国人，而在处事灵活方面则超过了德国人。（p.592)

    (注）杜勃罗留波夫，尼右拉亚历山大罗维奇（１８３６—１８６１）——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文学批评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俄国社会民主主义杰出的先驱者之一。
    车尔尼雪夫斯基，尼古拉加甫利洛维奇（１８２８—１８８９）——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作家和文学批评家，杰出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先驱之一。
    莱辛，哥特霍尔德埃夫拉伊姆（１７２９—１７８１）——伟大的德国作家，批评家和哲学家，十八世纪著名的启蒙运动者之一。

    如果不进行比较尖锐的论战来反对那些在假革命活动的掩盖下力图使整个欧洲工人运动走上歧途并取消整个运动的人，那就可能发生比这种论战更有害的事情。(p.596）

    俄语是活的语言中最有力量和最丰富的语言之一，所以无论就其本身而言，或者就其所展示的文学作品而言，都是值得大力学习的。(p.598)

    任何人都没有像俄国人自己那样不得不为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果不是这种隔绝状态，他们是不会在许多年中被巴枯宁及其同伙那样可耻地愚弄的。(p.598)

    4
    有一种申斥，即所谓猛烈抨击，是最富表达力的修辞学手段之一，这种手段一切大演说家在必要时都加以运用，而英国最有才能的政治作家威廉•科贝特则是运用这种手段的能手，其运用之妙迄今还令人赞叹不已，并成为不可企及的典范。(p.602)
    （注）科贝特，威廉（１７６２—１８３５）——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著名代表人物，曾为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而进行斗争，１８０２年起出版《科贝特氏政治纪事周报》

    5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
    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阶段，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持久巩固，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衰落。（p.610)

    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谁竟然肯定说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他就只不过是证明，他需要再学一学社会主义初步知识。(p.611)

    农民——其大多数——在赎买以后，陷入了极其贫困的、完全无法忍受的状况。....这次“改革”的最重大的后果就是给农民加上了各种新的捐税负担。

    这样的状况仿佛是故意为高利贷者造成的。....俄国粮食的大量出口是直接以农民受饥饿为基础的。....简言之，没有一个别的国家像俄国这样，当资产阶级社会还处在原始蒙昧状态的时候，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整个国家、全体人民群众都被这种寄生性的罗网压抑和缠绕。而这一切吮吸农民血液的吸血鬼，对于用法律和法庭来保护他们进行巧取豪夺的俄罗斯国家的存在，竟没有丝毫利害关系！(p;.612-613)

    所有那些把自己的全部生意建筑在农民贫困上面的经营粮食、大麻、亚麻和油脂的出口商，只有依赖国家恩赐的保护关税才能存在的整个俄国大工业，——难道居民中这一切有势力的、迅速成长的因素对俄罗斯国家的存在竟没有利害关系？至于充斥和盗窃俄国并在俄国形成一个真正阶层的人数众多的官僚者群，就更不用说了(p.614)

    任何一个真正革命都是社会革命，因为它使新阶级占居统治地位并且让它有可能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p.614)

    劳动组合是一种自发产生的，因而还很不发达的合作社形式，并且也不是纯俄罗斯或纯斯拉夫的合作社形式。....这种形式在俄国占有优势当然证明俄国人民有着强烈的联合愿望，但这还完全不能证明他们靠这种愿望就能够从劳动组合直接跳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要实现这种过渡，首先要劳动组合本身能够向前发展，抛弃本身那种自发的，如我们所看到的替资本家服务比替工人服务还要多的形式，并且它还必须至少提高到西欧合作社的水平。(p.616)

    身为俄国地主的赫尔岑，从哈克斯特豪森那里第一次得悉，他的农民们是共同占有土地的，于是他便利用这一点来把俄国农民描绘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体现者、天生的共产主义者，把他们同衰老腐朽的西欧的那些只得绞尽脑汁想出社会主义的工人对立起来。这种认识由赫尔岑传给了巴枯宁，又由巴枯宁传给了特卡乔夫先生。(p.617)
    （注）赫尔岑，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１８１２—１８７０）俄国著作家，民粹派的前驱。
    特卡乔夫，彼得尼基提奇（１８４４—１８８５）——俄国政论家，民粹派思想家之一。

    其实，土地公社所有制这种制度，我们在从印度到爱尔兰的一切印欧族人民的低级发展阶段上，甚至在那些受印度影响而发展的马来人中间，例如在爪哇，都可以看见....在西欧，包括波兰和小俄罗斯在内，这种公社所有制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变成了农业生产的桎梏和障碍，因而渐渐被消除了。相反地，在大俄罗斯（即俄国本土），它一直保存到今天，这就证明农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农村社会关系在这里还处在很不发达的状态。(p.618)

    各个公社相互间这种完全隔绝的状态，在全国造成虽然相同但绝非共同的利益，这就是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基础。从印度到俄国，凡是这种社会形态占优势的地方，它总是产生这种专制制度，总是在这种专制制度中找到自己的补充。不仅一般的俄罗斯国家，并且连它的特殊形式即沙皇专制制度，都不是悬在空中，而是俄国社会条件的必然和合乎逻辑的产物。(p.618-619)

    几乎在一切地方，公社社员中总有几个富裕农民，有时是百万富翁，他们放高利贷，榨取农民大众的脂膏。(p.619)

    给公社所有制以最严重打击的仍然是赎买徭役。....在这种条件下，由于各种捐税和高利贷者的压迫，土地公社所有制已不再是一种恩惠，而变成了一种桎梏。农民时常全家或只身逃出公社，抛弃自己的土地，靠做短工谋生。(p.620-621)

    特卡乔夫先生断言俄国农民虽然是“私有者”，但比西欧没有财产的工人“更接近于社会主义”，完全是胡说八道。恰恰相反。如果有什么东西还能挽救俄国的公社所有制，使它有可能变成确实富有生命力的新形式，那末这正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p.620)

    俄国人民，这些“本能的革命者”，固然曾经举行过无数次零星的农民起义去反对贵族和反对个别官吏，但是，除掉冒名沙皇的人充任人民首领并要夺回王位的场合以外，从来没有反对过沙皇。(p.621)

    在集中于首都的那些较开明的国民阶层中间愈来愈意识到，这种情况不可容忍，变革已经迫近了，但同时也产生一种幻想，以为可能把这个变革纳入安静的立宪的轨道。这里，革命的一切条件都结合在一起；这次革命将由首都的上等阶级，甚至可能由政府自己开始进行，但是农民将把它继续扩展开来，很快就会使它超出最初的立宪阶段的范围；这个革命单只由于如下一点就对全欧洲具有极伟大的意义，就是它会一举消灭欧洲整个反动势力的还未触动的最后后备力量。这个革命无疑正在日益临近。(p.623)

    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第二版
    在危急关头，轻举妄动会成为一种要求公开赎罪的反党罪行。(p.625)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本身揭示出，国家权力在其反对社会发展的斗争中是软弱无力的。(p.627)

    只要社会还没有围绕着劳动这个太阳旋转，它就绝不可能达到均衡。(p.627)

    恩格斯：支持波兰
    谁也不能奴役一个民族而不受惩罚。(p.629)

    波兰的恢复是真正符合于革命的俄国的利益的。(p.630)

    当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受外国侵略者压迫的时候，它就必须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自己的全部心血、自己的全部精力用来反对外来的敌人；当它的内部生活因此陷于瘫痪的时候，它是不能为争取社会解放而斗争的。(p.630)

    工人政党同情波兰的主要原因是：不仅在斯拉夫民族中，而且在欧洲民族中，波兰都是唯一的一个过去和现在都一直以全世界的革命战士身分进行战斗的民族。(p.631)

    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书导言
    现在的俄罗斯帝国是西欧整个反动势力的最后一根有力支柱。....西欧的任何革命，只要在近旁还存在着现代俄罗斯国家，就不能获得彻底胜利。(p.642)

    俄国的人民大众，农民，千百年来世世代代地在脱离历史发展的泥坑中愚昧地过着苟且偷安的生活，而使得这种单调的沮丧状况中断的唯一变动，便是零星的毫无结果的起义，以及贵族和政府的新压迫。这种脱离历史的生存，已由俄国政府自己通过废除再也不能拖延下去的农奴制度以及实行徭役赎买——这个办法实行得非常狡猾，它使大多数农民以及贵族遭到了必不可免的破产，——把它结束了（１８６１年）。由此可见，俄国农民现在所处的环境本身，正推动他们投身到运动中去，这个运动诚然在目前还刚刚产生，但是，随着农民群众的状况日益恶化，它将不可遏止地不断朝前发展。(p.643)

    恩格斯：关于德国的札记
    法国在十八世纪时，政治作家而且是第一流的政治作家已经占多数，——而德国却是一味逃避现实，躲进理想的领域。(p.652)

    拿破仑扫除了许多德意志小邦，但这一清扫，可惜还远远不够。他对于诸侯们总是扮演革命的角色，而且如果小邦诸侯不是向他极尽卑躬屈膝之能事，他还会走得更远。....——拿破仑的错误在于，他没有彻底消灭普鲁士。(p.652)

    这个最屈辱的仰仗外人鼻息的时期，正好是文学和哲学的光辉灿烂的发展时期，是以贝多芬为代表的音乐的繁荣昌盛的时期。(p.652)

    在德国镇压新教则不仅会成为德国人的不幸，而且也会成为全世界的不幸。如果这样，德国就会被强迫接受罗曼语各国的天主教发展形式，....而欧洲的精神发展会变得无限单调：法国和英国实际上消除了成见，德国摆脱了这些成见的形式，摆脱了陈规旧套，这种情况是使得德国的一切在现在看来具有更大缺点的东西（如分裂为许多小邦）没有固定形状的部分原因，但是这种情况对民族的发展能力说来有巨大的好处；只有在将来，当这个本身是片面的阶段被克服之后，它才会结出丰硕的果实。(p.653)

    仅仅用嘲笑和攻击是不可能消灭像基督教这样的宗教的，还应该从科学方面来克服它，也就是说从历史上来说明它，而这一任务甚至连自然科学也是无力完成的。(p.654)

    马克思：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
    只要其他阶级特别是资本家阶级还存在，只要无产阶级还在同它们进行斗争（因为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无产阶级的敌人还没有消失，旧的社会组织还没有消失），无产阶级就必须采用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如果无产阶级本身还是一个阶级，如果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消失，那末就必须用暴力来消灭或改造这种经济条件，并且必须用暴力来加速这一改造的过程。（p.694)
   
    凡是农民作为土地私有者大批存在的地方，凡是像在西欧大陆各国那样农民甚至多少还占居多数的地方，凡是农民没有消失，没有像在英国那样为雇农所代替的地方，就会发生下列情况：或者农民会阻碍和断送一切工人革命，就像法国到现在所发生的那样，或者无产阶级（因为私有者农民不属于无产阶级；甚至在从他们的状况来看他们已属于无产阶级的时候，他们也认为自己不属于无产阶级）将以政府的身分采取措施，直接改善农民的状况，从而把他们吸引到革命方面来；这些措施，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但是不能采取得罪农民的措施，例如宣布废除继承权或废除农民所有权；只有租佃资本家排挤了农民，而真正的农民变成了同城市工人一样的无产者、雇佣工人，因而直接地而不是间接地和城市工人有了共同利益的时候，才能够废除继承权或废除农民所有制；尤其不能像巴枯宁的革命进军那样用简单地把大地产转交给农民以扩大小块土地的办法来巩固小块土地所有制。（p.694-695)

    彻底的社会革命是同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联系着的，这些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前提。因此，只有在工业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人民群众中至少占有重要地位的地方，社会革命才有可能。无产阶级要想有任何胜利的可能性，就应当能够ｍｕｔａｔｉｓｍｕｔａｎｄｉｓ〔变通地〕直接为农民做很多的事情，至少要像法国资产阶级在自己革命时为当时法国农民所做的事情那样多。(p.695)

    他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社会革命，只知道关于社会革命的政治词句。在他看来，社会革命的经济条件是不存在的。不仅如此！他希望，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欧洲社会革命要根据俄国或斯拉夫的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的水平来进行，并且不要超过这种水平，....他的社会革命的基础是意志，而不是经济条件。(P.695-696)

    “上升为统治阶层的”无产阶级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不再在个别的场合同经济特权阶级作斗争，它已经获得了足够的力量和组织性，能够在同这些阶级作斗争的时候采取一般的强制手段；但是，它只能采取这样一些经济手段，这些手段将消除它作为雇佣工人的特性，因而消除它作为阶级的特性；随着它获得彻底胜利，它的统治也就结束了，因为它的阶级性质已经消失了。(p.696)

    选举是一种政治形式，即使在最小的俄国公社和劳动组合中也是这样。选举的性质并不取决于这些名称，而是取决于经济基础，取决于选民之间的经济联系。(p.699)

    工人对反抗他们的旧世界各个阶层的阶级统治必须延续到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被消灭的时候为止。(p.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