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
    不管路易•波拿巴同普鲁士的战争的结局如何，第二帝国的丧钟已经在巴黎敲响了。第二帝国的结局也会像它的开端一样，不过是一场可怜的模仿剧。(p.5)

    官方的法国和官方的德国彼此进行同室操戈的斗争，而法国的工人和德国的工人却互通和平与友谊的音讯。单是这一件史无前例的伟大事实，就使人们可以展望更加光明的未来。这个事实表明，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暗的旧社会相对立，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将有同一个统治者——劳动！（p.7-8)

    恩格斯：战争短评
    战 争 短 评（4）
    第二帝国的军队在此以前已经由于第二帝国本身而遭受了失败。在必须依靠久已形成的一整套贪污致富的办法向帝国的支持者慷慨行贿的制度下，不可能设想这种办法不风行于军需部门。(p.26)

    战 争 短 评（6）
    以往恐怕没有一次战争像拿破仑“到柏林的军事散步”这样极端忽视普通理智的常规，这一点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疑问了。莱茵河的争夺战是拿破仑最后的和最大的一张王牌；但是同时，这次战争的失败也就意味着第二帝国的崩溃。(p.40)

    战 争 短 评（14）
    一个高尚而勇敢的民族眼看着自己为了自卫而作的一切努力白费，这是因为２０年来它听凭一群冒险家主宰它的命运，而这些冒险家已经把行政机关、政府、陆军、海军，实际上把整个法国都变成了他们牟取暴利的源泉。(p.83)
   
    军队的盛衰
    1８７０年的法军已不是１８５９年的法军了。盗用公款、营私舞弊和普遍的假公济私——形成第二帝国制度的主要基础的这一切也已侵蚀了军队。...整个制度都已腐朽透了；笼罩着第二帝国的贪污腐败的空气最后也侵袭到这个帝国的主要支柱——军队中来了。而在经受考验的时刻里，这支军队除了光荣的传统和兵士的天赋的勇敢就没有什么可以用来抵抗敌人，但是仅仅靠这一点是不足以保持欧洲第一流军队的地位的。(p.107)

    法国境内的战斗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在法国中部，凡是德军游动队经过的地方，沿途常常是烟火弥漫、血迹斑斑。

    现在，在１８７０年，简单地说这类行动是合法的作战方法，说居民或者没有被正式承认为军人的人的参战等于强盗行为而可以用火和剑予以镇压，恐怕是不行的。这一切只能够适用于路易十四和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时代，当时斗争仅仅是由军队来进行的。但是从美国独立战争起直到美国内战，无论在欧洲或美洲，民众参加战斗已不是例外而成为常规了。凡是一个民族仅仅因其军队无力抵抗而屈服时，人们都普遍地把他们鄙视为懦弱的民族。凡是一个民族刚毅地进行这样的游击战时，入侵者很快就觉察到：奉行那种血和火的古老法典是不行了。英国人在美洲，拿破仑时代的法国人在西班牙，以及１８４８年奥地利人在意大利和匈牙利，都因为害怕民众对他们的被俘人员进行报复，很快便不得不承认人民的抵抗是完全合法的。(p.178)

    民军应当在敌人的后方和翼侧举行暴动，扰乱他们的运动，截获敌人的补给品和传令兵，利用一切可以得到的武器，不加选择地使用一切手段——“这些手段愈有效愈好”——来惊扰入侵敌人，而最主要的是，“不着任何制服，以便民军随时都可以重新以普通公民的身分出现而不被敌人识破”。(p.179)

    民众为了进行抵抗，一切手段都可以使用，而且愈有效愈好。(p.180)

    法国的军事形势
    普军的野蛮和暴行不仅没有把人民的抵抗镇压下去，反而使这种抵抗加倍激烈起来，....既然这种人民抵抗精神已经激发起来，那末即使一支２０万人的军队在占领敌国时也不会得到许多东西。这支军队会迅速达到极限，越过极限它的部队就将弱于防御者能够用来抵抗他们的兵力；而这种状态将怎样迅速到来，就全靠人民抵抗的威力了。这样看来，只要国内人民奋起抵抗，甚至一支溃败的军队，也会迅速找到摆脱敌人追击的安全地点，而正是这种抵抗目前可能在法国发生。如果敌占区的居民奋起抵抗，即使仅仅经常截断敌人的交通线，那末入侵的敌人也将更加临近无能为力的境地。(;196-197)

    巴黎的陷落可能但决不是必然意味着法国的灭亡。(p.198)

    战 争 短 评（31）
    人民战争的浪潮不断消耗着敌人兵力，将把一支最大的军队逐渐地损坏和零敲碎打地摧毁，而最重要的是，人们看不到这一点能因对方的相应损失而抵销。(p.224)

    战 争 短 评（33）
    围攻者几乎在一切情况下都能在选定的任何地点取得对被围者的火力优势；这是一个人所共知的无可争辩的老真理；被围者如果不以积极、大胆和坚决的出击来弥补这个不可避免的固有的缺陷，那末他们就会错过最好的机会。(p.237)

    战 争 短 评（37）
    只有冒着在其他地点被暂时击退的危险（当然在这些地点应当避免决战），把大量的部队集中于一点，才有希望取得胜利。(p.257)

    战 争 短 评（40）
    在征服一个大国时，如果占领区的面积依算术级数增加，那末占领的困难就会依几何级数增加。(p.269)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信
    用这种强力手段来压服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民族，其结果将和预期的目的刚刚相反。(p.282)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
    如果依照古玩爱好家的想法恢复昔日欧洲的地图，那就千万不要忘记，先前勃兰登堡选帝侯曾以普鲁士领主身分做过波兰共和国的藩臣。(p.287)

    老实说，把军事上的考虑当成决定国界的原则，岂不完全是一种无稽之谈和时代错误吗？....并且这种国界永远也无法最终和公允地划定，因为每一次总是战胜者强迫战败者接受自己的条件，从而播下新战争的种子。(p.288)

    全部历史的教训就是这样。这对于整个民族来说和对于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历史将来给予报应的时候，决不会是看你从法国割去了多少平方英里的土地，而是看你在十九世纪下半叶重新推行掠夺政策的这种罪恶有多大。(p.288-289)

    在德国，也如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有权势者的走卒总是用虚伪的自我吹嘘毒化社会舆论。(p.289)

    这原是旧的政治制度的规律。在这个旧制度范围内，一国之所得即是他国之所失。(p.291)

    恩格斯：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
    各地的经验都证明，要使工人摆脱旧政党的这种支配，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每一个国家里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个政党要有它自己的政策，这种政策将同其他政党的政策显然不同，因为它必须表现出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这种政策的细节可以根据每一个国家的特殊情况而有所不同；但是，因为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基本关系到处都一样，有产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这一事实到处都存在，所以无产阶级政策的原则和目的就总是一样的，至少在一切西方国家中是这样。有产阶级，即土地贵族和资产者，使劳动人民处于被奴役的地位，这不仅靠他们的财富的力量，不仅靠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而且还靠国家的力量，靠军队、官僚和法庭。如果放弃在政治领域中同我们的敌人的斗争，那就是放弃了一种最有力的行动手段，特别是组织和宣传的手段。普选权赋予我们一种卓越的行动手段。(p.304)

    恩格斯：俄国状况
    以特殊形式实行的农奴解放和与此有关的其他社会政治改革把农业生产破坏到几乎难于置信的程度。(p.308）

    俄国的舆论实质上有着鲜明的泛斯拉夫主义的性质，就是说，它敌视斯拉夫人的三大“压迫者”：德意志人、匈牙利人、土耳其人。它不能容忍和普鲁士结成同盟，正如它不能容忍和奥地利或土耳其结成同盟一样。此外，它还要求根据泛斯拉夫主义的精神立即采取军事行动。....他们听见的只是自己受压迫的同胞的“痛苦呻吟”；他们感到最需要的是用强力手腕、掠夺战争恢复神圣俄罗斯失去的无上威权。(p.308)

    马克思：致《人民国家报》编辑部
    旧社会中身居高位的人物和统治阶级只有靠民族斗争和民族矛盾才能继续执掌政权和剥削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民群众，很自然，他们都把国际工人协会看做自己共同的敌人。只要能消灭它，一切办法都是好的。（p.316)

    马克思：致《工人报》编辑部
    所有欧洲的“正派报纸”看来也都得到指示，把捏造作为反对国际的最有力的武器。在这些衷心维护宗教、秩序、家庭和财产的人看来，捏造不是什么应受指责的罪行。（p.317）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梯也尔这个侏儒怪物，将近半世纪以来一直受法国资产阶级倾心崇拜，因为他是这个资产阶级的阶级腐败的最完备的思想代表。(p.339)

    只有用暴力推翻共和国以后，财富所有者才能希望把他们自己所发动的战争的重担转嫁到财富生产者的肩上。于是，法国空前的经济破坏就推动了这班爱国的地产和资本的代表人物在外国侵略者的监视和卵翼下，用国内战争即奴隶主叛乱来结束对外战争。(p.344)

    武装的巴黎是阻碍反革命阴谋实现的唯一严重障碍。因此必须解除巴黎的武装。(p.346)

    而革命的真正体现者终究是武装的巴黎，因为是巴黎发动了这次革命，它为这个革命忍受了五个月的围困和饥饿的灾难，它不顾特罗胥的计划而以自己的持久抵抗使外省有可能进行顽强的自卫战争。(p.347)
    （注）特罗胥，路易•茹尔（１８１５—１８９６）——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侵占阿尔及利亚（三十至四十年代）、克里木战争（１８５３—１８５６）和意大利战争（１８５９）的参加者，国防政府的首脑，巴黎武装力量总司令（１８７０ 年９ 月—１８７１ 年１月），背叛地破坏城防，残酷地镇压公社社员。１８７１年国民议会议员。

    当时要把法国从完全复灭的危险中拯救出来并使它获得新生，唯一的途径就是用革命手段推翻那产生了第二帝国并且已在这个帝国庇护下弄到完全腐朽地步的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p.347)

    但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p.355)

    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国家政权也就随着愈益具有资本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的性质，具有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的性质，具有阶级统治机器的性质。(p.356)

    由于存在无产阶级起义的威胁，联合起来的统治阶级已在残酷而无耻地利用国家政权作为资本对劳动作战的全国性武器。(p.357)

    它还声称它已经把一切阶级团结到复活了的国家荣誉的幻想周围。事实上，帝国是在资产阶级已经丧失治国能力而工人阶级又尚未获得这种能力时唯一可能的统治形式。全世界都欢迎这个帝国，认为它是社会救主。在它的统治下，资产阶级社会免除了各种政治牵挂，得到了甚至它自己也梦想不到的高度发展。工商业扩展到极大的规模；金融诈骗庆祝了自己纵横世界的欢乐；民众的贫困，在卑鄙无耻的骄奢淫佚的景象对照下，显得格外刺目。看来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实际上正是这个社会的莫大耻辱，是一切龌龊事物的温床。(p.357)

    巴黎所以能够反抗，只是由于被围困使它摆脱了军队，建立了主要由工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必须使这件事实成为确定的制度，所以，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p.358)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一向作为中央政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随时可以撤换的负责机关。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吏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不仅城市的管理，而且连先前属于国家的全部创议权都已转归公社。（p.358）

    公社在废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种旧政府物质权力的工具以后，立刻着手摧毁精神压迫的工具，即“僧侣势力”，方法是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剥夺一切教会所占有的财产。(p.358-359)

    一切学校对人民免费开放，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干涉。这样，不但学校教育人人都能享受，而且科学也摆脱了阶级成见和政府权力的桎梏。(p.359)

    法官已失去其表面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只是他们用来掩盖自己向历届政府卑鄙谄媚的假面具。....也如社会其他一切公务人员一样，他们今后应该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撤换。(p.359)

    巴黎公社自然应当作为法国一切大工业中心的榜样。....在公社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加以发挥的全国组织纲要上说得十分清楚，公社应该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常备军在农村地区也应该由服役期限极短的国民军来代替。....代表必须严格遵守选民的ｍａｎｄａｔｉｍｐéｒａｔｉｆ（确切训令），并且随时可以撤换。(p.359)

    而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压迫人民，而是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的精神的。(p.360)

    新的历史创举通常遭到的命运就是被误认为是对旧的、甚至已经过时的社会生活形式的抄袭，只要它们稍微与这些形式有点相似。....只有俾斯麦那种除了策划铁血阴谋之外，经常喜欢从事最适合于他的智力的旧业即给《喧声》杂志（柏林的《笨拙》杂志）撰稿的人，才会异想天开，以为巴黎公社要仿效那种作为对１７９１年法国旧城市制度的拙劣模仿品的普鲁士城市制度，要仿效那种把城市管理机关贬为普鲁士国家警察机构附属轮子的城市制度。(p.260-261)
    （注）《喧声》（《Ｋｌａｄｄｅｒａｄａｔｓｃｈ》）是带有插图的、讽刺性的周刊，从１８４８年起在柏林出版。
    《笨拙》（《Ｐｕｎｃｈ》）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幽默周刊《笨拙，或伦敦喧声》（《Ｐｕｎｃｈ，ｏｒｔｈｅＬｏｎｄｏｎＣｈａｒｉｖａｒｉ》）的简称，１８４１年起在伦敦出版。

    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的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项最大的开支，即常备军和官吏。公社存在本身就是对那至少在欧洲是阶级统治的通常累赘和必要伪装的君主制度的否定。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但是，无论廉价政府或“真正共和国”，都不是它的终极目的，而只是伴随它出现的一些现象。（p.361)

    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p.361)

    生产者的政治统治不能与他们的社会奴隶地位的永久不变状态同时并存。因此，公社应当应为根除阶级的存在所赖以维持、从而阶级统治的存在所赖以维持的那些经济基础的工具。劳动一被解放，大家都会变成工人，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某一个阶级的属性了。(p.361-362)

    只要工人们在什么地方断然当家做主，那些替两极即资本和雇佣奴隶劳动（土地私有者现在只是资本家的驯顺伙伴）对立的现代社会辩护的人，立刻就弹起辩护的调子来反对他们。仿佛资本主义社会还处在童贞和白璧无瑕的状态！仿佛它的对立现象还没有发展，它的自欺欺人的妄想还没有被揭穿，它的淫乱的实况还没有尽行暴露！他们叫喊说，公社想消灭构成全部文明基础的所有权！是的，诸位先生，公社曾想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权。它曾想剥夺剥夺者。它曾想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工具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变成自由集体劳动的工具，以实现个人所有权。但这是共产主义，“不可能的”共产主义啊！然而，统治阶级中那些颇为聪明而能领悟到现存制度不能长存下去的人们（这种人并不少），已在令人厌恶地、大声疾呼地鼓吹合作制生产。如果合作制生产不是作为一句空话或一种骗局，如果它要排除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总的计划组织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制止资本主义生产下不可避免的经常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的痉挛现象，那末，请问诸位先生，这不就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吗？(p.362)

    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并没有想ｐａｒｄéｃｒｅｔ ｄｕ ｐｅｕｐｌｅ〔靠人民的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得自己的解放，同时达到现代社会由于本身经济发展而不可遏制地趋向着的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工人阶级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满怀着完成这种使命的英勇决心，所以他们能用鄙视的微笑回答奴才报人的粗野谩骂，回答好心肠的资产阶级空谈家的训诫。(p.362-3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