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
    工人群众的贫困在１８４８年到１８６４年间没有减轻，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但是这个时期就工业的发展和贸易的增长来说却是史无前例的。（p.5）

    财政大臣被“国家进步”的统计数字弄得眼花缭乱，他得意忘形地喊道：
    “从１８４２年到１８５２年，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增加了６％…… 在从１８５３年到１８６１年的八年内，如以１８５３年的收入为基础，则增加了２０％！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格莱斯顿先生补充说，——“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如果你们想知道，这种“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过去和现在都是由工人阶级在怎样的引起健康损坏、道德堕落和智力衰退的条件下造成的,那就请你们看一看最近一次“公共卫生报告书”关于印刷厂和男女服装缝纫厂情况的描绘吧！。(p.7-8)

    从１８４８年起，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工业都有了空前的发展，输入和输出都有了梦想不到的扩大。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财富和实力的增长”确实是“令人陶醉的”。在所有这些国家里，也如在英国一样，实际工资对于工人阶级的少数稍微有些提高，但对大多数说来，货币工资的提高很少表示福利的实际的增长。....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到处都在日益下降，下降的程度至少同那些站在他们头上的阶级沿着社会阶梯上升的程度一样厉害。(p.9)

    不论是机器的改进，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交通工具的改良，新的殖民地的开辟，向外移民，扩大市场，自由贸易，或者是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在现代这种邪恶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新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会对比和加强社会对抗。这在欧洲一切国家里，现在对于每一个没有偏见的人都已成了十分明显的真理，只有那些一心想使别人沉湎于痴人乐园的人才会否认这一点。在这种“令人陶醉的”经济进步时代，在不列颠帝国的首都，饿死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常规。（p.10）

    这个时代在世界编年史上留下的标志，就是被称为工商业危机的社会瘟疫日益频繁地重复发生，规模日益扩大，后果日益带有致命性。(p.10)

    在１８４８年革命失败后，大陆上工人阶级所有的党组织和党的机关报刊都被暴力的铁腕所摧毁，工人阶级最先进的子弟在绝望中逃亡到大西洋彼岸的共和国去，短促的解放梦已随着工业狂热发展、道德败坏和政治反动的时代的到来而破灭了。(p.10)

    资产阶级通过自己最著名的学者如尤尔博士、西尼耳教授及其他同类聪明人的口屡次预言，并且不停地重复说：对于工时的任何立法限制都必然要为不列颠工业敲起丧钟；不列颠工业像吸血鬼一样，只有靠吮吸人血——并且是吮吸儿童的血——才能生存。(p.11)

    这种围绕用立法手段限制工时问题而展开的斗争所以更加激烈，撇开利润贪求者的惊慌，因为这里的问题涉及到一个大的争论，即构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供求规律的盲目统治和构成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由社会预见①指导社会生产之间的争论。(p.11)

    人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用事实证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在没有利用雇佣工人阶级劳动的雇主阶级参加的条件下是能够进行的；他们证明：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p.12)

    要解放劳动群众，合作劳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因而也必须依靠全国的财力。但是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的。他们不仅不会赞助劳动解放的事业，而且恰恰相反，会继续在它的道路上设置种种障碍。

    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p.13)

    工人们已经具备了作为成功因素之一的人数；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p.13)

    给工人阶级指明了他们的责任，要他们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监督本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在必要时就用能用的一切办法反抗它；在不可能防止这种活动时就团结起来同时揭露它，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国际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p.14)

    马克思：协会临时章程
    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p.15）

    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有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各国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p.15)

    一个人有责任不仅为自己本人，而且为每一个履行自己义务的人要求人权和公民权。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p.16)

    马克思：致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
    自从巨大的搏斗在美国一展开，欧洲的工人就本能地感觉到他们阶级的命运是同星条旗连在一起的。难道引出这段壮烈史诗的领土之争，不正是要决定，那辽阔无垠的处女地是应当由移民的劳动来享用，还是应当遭受奴隶监工的蹂躏吗？(p.20)

    奴隶主的叛乱将是一次财产对劳动所进行的普遍的十字军征讨的信号，在大西洋彼岸进行的这一大规模的战争关系着劳动者的命运，关系着他们对未来的期望，甚至关系着他们已经获得的果实。因此，工人阶级到处耐心忍受着棉业危机带给他们的困苦，激烈反对有产者当局竭力想采取的有利于奴隶占有制的干涉行动，——而在欧洲的大多数国家里，工人阶级为了正义的事业已经献出了自己的鲜血。(p.20-21)

    只要作为北部的真正政治力量的工人竟容许奴隶制玷污自己的共和国，只要他们在那些不问是否同意就被买卖的黑人面前夸耀白人工人享有自己出卖自己和自己选择主人的高贵特权，那他们就既不能取得真正的劳动自由，也不能支援他们欧洲兄弟的解放斗争。(p.21)

    欧洲的工人坚信，正如美国独立战争开创了资产阶级取胜的新纪元一样，美国反对奴隶制的战争将开创工人阶级取胜的新纪元。他们认为，由工人阶级忠诚的儿子阿伯拉罕•林肯来领导自己国家进行解放被奴役种族和改造社会制度的史无先例的战斗，是即将到来的时代的先声。(p.21)

    马克思：论 蒲 鲁 东
    蒲鲁东在他那部著作中对圣西门和傅立叶的关系，大致就像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关系一样。和黑格尔比起来，费尔巴哈是极其贫乏的。但是，他在黑格尔以后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因为他强调了为基督教意识所厌恶而对于批判的发展却很重要的某几个论点，而这些论点是被黑格尔留置在神秘的ｃｌａｉｒｏｂｓｃｕｒ〔朦胧状态〕中的。(p.28-29)

    由于蒲鲁东把这些经济关系的总和同“财产”“ｌａｐｒｏｐｒｉéｔé”这个一般的法律概念纠缠在一起，他也就不能超出布里索早在１７８９年以前在类似的著作３５中用同样的话所作的回答：“Ｌａｐｒｏｐｒｉéｔé ｃ’ｅｓｔｌｅｖｏｌ”〔“财产就是盗窃”〕。(p.30)

    由于他不是把经济范畴看做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荒谬地把它看做历来存在的、永恒的观念，这就表明他对科学辩证法的秘密了解得多么肤浅，另一方面又是多么赞同思辨哲学的幻想，而且，他是如何拐弯抹角地又回到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上去。（p.31-32）

    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p.33)

    想把生息资本看做资本的主要形式，并且想把信贷制度的特殊应用和利息的表面上的废除变为社会改造的基础，这就完全是小市民的幻想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幻想实际上已经由十七世纪英国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学上的代言人详细也许后人在评论法国历史中最近这一阶段时会说，路易•波拿巴是这一阶段的拿破仑，而蒲鲁东是这一阶段的卢梭兼伏尔泰。

    如果说，彼得大帝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那末，蒲鲁东就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用空谈来战胜法国的空谈。(p.35)

    小资产者像历史学家劳麦一样，是由“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构成的。他在自己的经济利益上是如此，因而在自己的政治上、在自己的宗教观点、科学观点和艺术观点上也是如此。他在自己的道德上是如此，ｉｎ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在一切事情上〕都是如此。(p.36)

    对这种人来说，只有一种动力，那就是虚荣心，像一切爱虚荣的人一样，他们所关心的只是眼前的成功、一时的风头。这样，那种例如使卢梭不断避免向现存政权作任何即使是表面上的妥协的简单的道德感，就必然消失了。(p.36)

    也许后人在评论法国历史中最近这一阶段时会说，路易•波拿巴是这一阶段的拿破仑，而蒲鲁东是这一阶段的卢梭兼伏尔泰。(p.36)

    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
    工人政党在所有使反动派和资产阶级分裂的问题上都站在直接冲突之外，因此它的优越性在于能够完全冷静地和公正地讨论这些问题。只有工人政党能够科学地、历史地（像对待已经过去的事情那样）解剖式地（像解剖尸体那样）来讨论这些问题。(p.45)

    普鲁士资产阶级——它作为整个德国资产阶级最发达的部分，当时有权代表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竟然表现得如此缺乏勇气，甚至在这个并不以勇敢见称的阶级的历史中也找不到类似的情形，这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当时发生的外部事件来解释。１８４８年３月和４月，资产阶级曾经是局势的主人。但是，工人阶级的独立活动一开始，资产阶级立刻就吓得惊慌失措，并转身投入刚刚被它在工人帮助下战胜的那个官僚制度和封建贵族的怀抱，这一事实的必然结果是出现了曼托伊费尔时期。（注）(p.62)
    （注）恩格斯指的是１８５０年到１８５８年１０月这段时期，当时在普鲁士掌权的是极端反动的曼托伊费尔内阁，由于经济上的成就而心满意足同时又因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而惊慌不安的资产阶级，站到了贵族和残酷地镇压了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参加者的反动派方面。在这段时期，普鲁士的革命的民主成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 遭到破坏；宪法一再修改，变成了一张废纸；在全国恢复了贵族的等级特权，政权完全掌握在土地贵族和贵族的手中。

    资产阶级只有通过两条道路来取得政权。既然资产阶级是一支有官无兵的军队并且只能从工人那里找到兵士，那它就应当或者是使自己同工人结成联盟，或者是从在它之上并与它对立的力量那里、即从王权那里一部分一部分地赎买政权。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的历史证明，其他道路是没有的。（p.62-63)

    资产阶级害怕无产阶级的最小的独立运动甚于害怕封建贵族和官僚制度。资产阶级宁愿要用奴役换取的平静，而不愿看到哪怕只是争取自由的斗争的前景。从那时候起，这种对于工人的神圣恐惧在资产阶级那里变成了传统的东西，直到最后舒尔采德里奇先生开始他的贮钱箱鼓动（注）为止。这种鼓动是要向工人证明，他们的最大幸福是终生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后代遭受资产阶级的工业剥削，而且工人还应当亲自促进这样的剥削，通过各种工业协会搞点额外收入，从而为资本家提供降低工资的可能性。虽然工业资产阶级和骠骑兵中尉一样，无疑是德国民族中最无知的阶级，毕竟这样的鼓动在德国人民这样智力发达的人民当中显然没有获得长久成功的任何希望。(p.63)
    （注）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进步党的首领之一舒尔采德里奇宣传用工人自己的钱创办储蓄贷款银行、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这种“贮钱箱”鼓动企图引诱工人离开反对资本的革命斗争。舒尔采德里奇鼓吹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协调一致，断言通过成立合作社可以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并且可以使小手工业生产者免于破产。

    至于说到出版、结社、集会的自由，那末曼托伊费尔的法律恰恰规定了一些使资产者感到安然自得的界限。他们能够不受阻碍地以温和的方式反对政府；自由的增大给他们带来的利益总是比给工人带来的少，因而资产阶级宁愿忍受政府所施加的更大一些的压迫，也不愿使工人得到进行独立运动的自由。（p.65)

    资产阶级在政治事务中的勇气总是同它在这个国家的市民社会中所占的地位完全一致的。在德国，资产阶级的社会威力比在英国，甚至比在法国小得多；在德国，资产阶级没有像在英国那样同旧的贵族结成联盟，也没有像在法国那样借助农民和工人把贵族消灭。德国的封建贵族仍然是与资产阶级相敌对的力量，而且是和政府有密切关系的力量。(p.72)

    我们的整个资产阶级具有小资产阶级的性质。它的生活环境和它自己所能开辟的眼界都很狭小；难怪它的全部思想方式也是如此狭小！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表现出为事业奋斗到底的勇气呢？（p.72)

    国家的分裂状态将是无产阶级运动的障碍，它在无产阶级心目中永远不会获得存在的权利。(p.74)

    现代工人，即无产者，是伟大的工业革命的产物，正是这个革命近百年来在所有文明国家中实现了整个生产方式的彻底变革，起初是在工业方面，后来是在农业方面；由于这个革命的结果，参与生产的只有两个阶级：拥有劳动工具、原料和生活资料的资本家阶级，和既没有劳动工具、原料，也没有生活资料，而必须首先用自己的劳动向资本家购买生活资料的工人阶级。因此，现代无产者仅仅同一个敌视他、剥削他的社会阶级——资本家阶级、资产者——直接发生关系。(p.75)

    小资产阶级较少地参加商品的生产，较多地参加商品的分配；它的主要业务是零售商业。旧的市民阶级是社会上最稳定的阶级，现代小资产阶级却是社会上变化最大的阶级；破产已成为小资产阶级当中的经常现象。小资产阶级由于拥有少量资本，按其生活条件来说接近于资产阶级，但是按其存在的不稳定性来说，则接近于无产阶级的地位。它的政治态度也像它的社会存在一样充满矛盾；一般说来它的最准确的用语是“纯粹民主”。它的政治使命是促进资产阶级反对旧社会残余、特别是反对它本身的软弱和怯懦的斗争，帮助争取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普选权、地方自治等等；尽管这一切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是怯懦的资产阶级没有它们也能过得去，而工人没有它们却永远不能为自己争得解放。(p.75-76)

    德国的先进工人提出了如下的要求：工人从资本家手中获得解放，其途径就是把属于国家的资本转交给联合起来的工人，以便在不要资本家的条件下共同地进行生产；而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是通过直接的普选权取得政权。(p.76-77)

    随着社会的阶级矛盾的简化，资产阶级的力量日益增长起来，但是无产阶级的力量、它的阶级觉悟和取得胜利的能力也在更大程度上增长起来；正是由于资产阶级威力的这种扩大，无产阶级才逐渐成为多数，成为国家中压倒的多数。(p.78)

    由于这种工业的发展，工人政党和工人运动就变成了一种必然性。(p.79)

    既没有结社权，也没有集会权，也没有出版自由；有普选权，然而是在这样一种官僚制度压迫下的普选权，反政府的选举几乎是不可能的；再就是警察的横行霸道，这种横行霸道甚至在警察国家的法国也从来没有见到过。除此以外还直接收买资产阶级当中和工人当中的某一部分人，收买第一种人所使用的手段是大量的贷款欺骗，小资本家的钱由于这样的欺骗而跑进大资本家的口袋；收买第二种人所使用的手段是大量的国家建设工作，这样的工作除去集中了天然的、独立的无产阶级以外，还在大城市里集中了人为的、与帝国有联系的、从属于政府的无产阶级。最后，就是通过假的英勇战争使民族自豪感得到满足。(p.80)

    如果希望工人从政府那里能够得到更多的东西，那就最愚蠢不过了，因为这个政府正是为了制止工人反对资产阶级而存在的。(p.81)

    当存在着大量头脑迟钝的农村居民、组织严密的官僚制度、受严格控制的报刊、在很大程度上受警察压制的社团，以及在没有任何政治集会的情况下，靠这种选举权所能进行的只是多么无害的选举。(p.82)

    农业无产阶级是工人阶级的这样一个部分，它最难于弄清，而且将比其他部分更迟一些弄清自己本身的利益、自己本身的社会地位；换句话说，这个部分在最长时间内一直是剥削它的特权阶级手中的一个无意识的工具。(p.83)

    普选权也没有使工人进入议会，而是相反，几乎把他们全部赶出了议会。(p.83)

    在农村无产阶级还没有卷入运动的时候，德国的城市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得到而且一定得不到丝毫成功，直接的普选权对无产阶级来说不是武器，而是陷阱。(p.83)

    整个工人运动仅仅是被容忍着，它只是在政府还需要的时候才存在。当这个运动的存在和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新的独立的敌对者的成长对政府还有利的时候，它就会容忍这个运动。可是一旦这个运动把工人变成独立的力量，一旦它因此而危及政府，这样的情况就会立即结束。(p.84-85)

    工人政党也只有继续进行资产阶级背弃了的、违反资产阶级心愿的争取资产阶级自由、出版自由、集会和结社权的鼓动。没有这些自由，工人政党自己就不能获得运动的自由；争取这些自由，同时也就是争取自己本身存在的条件，争取自己呼吸所需的空气。(p.86-87)

    不言而喻，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工人政党决不会只是当资产阶级的尾巴，而会以完全与资产阶级不同的独立政党的姿态出现。它将在一切问题上提醒资产阶级，工人的阶级利益同资本家的阶级利益是直接对立的，而且工人是了解这一点的。它将保持并发展自己本身的组织来同资产阶级的党的组织相对抗，而且只能像一种力量同另一种力量那样同资产阶级进行谈判。它将通过这样的途径保证自己有一个受人尊敬的地位，向各个工人解释他们的阶级利益，并且在最近一次革命风暴到来时——这些风暴现在像商业危机、像春分和秋分时的风暴一样有规律地重复着——准备好采取行动。(p.87)

    至于军事问题本身，让它按自然的进程发展好了，同时要清楚地意识到，总有一天工人政党也要进行自己的、德国的“军队改组”；对反动派的虚伪的献媚要这样回答：“我们将手端着枪去接受你的礼物，我们的枪冲着前方。”(p.87)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致约翰逊总统的公开信
    这是一个不会被困难所吓倒，不会为成功所迷惑的人！(按：指林肯）他不屈不挠地迈向自己的伟大目标，而从不轻举妄动，他稳步向前，而从不倒是；他既不因人民的热烈拥护而冲昏头脑，也不因人民的情绪低落而灰心丧气；他用仁慈心灵的光辉缓和严峻的行动，用幽默的微笑照亮为热情所蒙蔽的事态；他谦虚地、质朴地进行自己宏伟的工作，决不像那些天生的统治者们那样做一点点小事就大吹大擂。总之，他是一位达到了伟大境界而仍然保持自己优良品质的罕有的人物。这位出类拔萃和道德高尚的人竟是那样谦虚，以致只有在他成为殉难者倒下去之后，全世界才发现他是一位英雄。(p.108-109)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
    在工人从其中取汤喝的盆里盛着国民劳动的全部产品，妨碍他们从汤盆里取出较多汤来喝的，并不是汤盆容量狭小，也不是汤盆里盛的东西少，而只是他们的汤匙子太小了。（p.117）

    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在市场价格暂时混乱之后只会引起利润率的普遍下降，不会引起商品价格稍许长期的变动。(p.119-120)

    甚至最普通的观察也可以表明，需求的提高在某些场合完全不改变商品的市场价格，在另一些场合也只会使市场价格暂时提高，接着就会是供给的增加。这种供给的增加又必然使价格重新降到原先的水平，在某些场合还会使它低于原先的水平。(p.125)

    当我们把商品看作价值时，我们是只把它们看作体现了的、凝固了的或所谓结晶了的社会劳动。

    于是我们便得出下面的结论：商品具有价值，是因为它是社会劳动的结晶。商品的价值的大小或它的相对价值，取决于商品所含的社会实体量的大小，即取决于生产这个商品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所以各商品的相对价值，是由耗费于、体现于、凝固于各该商品中的相应的劳动量或劳动额来决定的。(p.136)

    他们的工资当然不能高于他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不能多于这个价值，但它却可能少于这个价值，并且是在极不相同的程度上少于这个价值。他们的工资要受产品的价值的限制，但是他们的产品的价值却丝毫不受工资的限制。而最主要的是，例如谷物和金子的价值，相对价值，完全不依所用劳动的价值来规定，即不依工资来规定。因此，以商品中凝固的相对劳动量去决定商品价值，与那种以劳动的价值或工资去决定商品价值的同义反复的方法全然不同。(p.138)

    我们说一个商品的价值是由耗费于或结晶于这个商品中的劳动量来决定，我们所指的是在一定的社会状态中，在一定的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在所用劳动强度和技巧的一定社会平均水平下，生产这个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p.139）

    总之，如果说各个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体现在各该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来决定，那末，凡是生产某一个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增加，这个商品的价值就必定增加，而凡是生产它所需要的劳动量减少，它的价值就必定减少。(p.139-140)

    生产一个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是随着所用劳动的生产力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劳动的生产力愈高，则在一定的劳动时间内所制成的产品也愈多；劳动的生产力愈低，则在同一时间内所制成的产品也愈少。(p.140)

    商品的价值与生产这些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成正比，而与所耗费的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p.141)

    市场价格只是表现平均的生产条件下为供给市场以一定数量的一定产品所必需的平均社会劳动量。市场价格是依据该种商品的总额来计算的。在这个范围内，商品的市场价格是和它的相符的。另一方面，市场价格有时高于价值或自然价格和有时低于价值或自然价格的这种变动，是以供给和需求的变动为转移。(p.141-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