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

    现代自然科学已经证明，挤满了工人的所谓“恶劣的街区”，是周期性光顾我们城市的一切流行病的发源地。霍乱、伤寒、肠热症、天花以及其他造成大量死亡的疾病，总是把自己的病源散播到工人街区被污染的空气和含有毒素的水中去；这些疾病在那里几乎从未绝迹，而在适当的条件下就发展成为普遍蔓延的流行病，于是越出它们的发源地传播到资本家先生们居住的空气较好的比较卫生的城区去。统治的资本家阶级以逼迫工人阶级遭到流行病的痛苦为乐事是不能不受惩罚的；后果总会落到资本家自己头上来，而死神在他们中间也像在工人中间一样逞凶肆虐。(p.260)

    当这一点由科学确定之后，在仁爱的资产者心里就激发起了争先恐后关怀自己工人健康的高贵精神。于是就建立协会、著书立说、草拟方案、讨论和颁布法律，以求根绝时常重复发生的各种流行病。....虽然如此，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还是经常地必然再产生出这种必须治疗的毒疮，以致这种治疗工作甚至在英国也很难说有什么进步。(p.260-261)

    英国社会科学（倒不如说社会胡说）。(p.261)

    扎克斯博士要求使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铁的规律”，“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范围”，换句话说，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应当一成不变地保留下去，虽然如此，而“所谓无产者阶级”的状况却应该提高到“有产者阶级的水平”。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则是要存在并不是所谓的而是真正的无产者阶级，这个阶级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再没有其他什么东西可以出卖，因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工业资本家。于是，扎克斯先生所发现的新科学即“社会经济学”的任务就在于：找出一些手段和方法，以便在以占有一切原料、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的资本家同除了自己劳动力以外就一无所有的无产的雇佣工人的对立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内部，在这个社会制度范围内，使一切雇佣工人都能变成资本家而又不失其为雇佣工人。(p.262)

    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实质正是在于既希望保全现代社会一切祸害的基础，同时又希望消除这些祸害。(p.263)

    抹煞无产阶级的存在是由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所造成的而同时又是这些生产关系继续存在的条件这一事实，是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的。(p.263)

    住宅缺乏现象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怎样发生的呢？善良的资产者扎克斯先生当然不会知道，这种现象是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必然产物；这样一种社会没有住宅缺乏现象就不可能存在，在这种社会中，绝大多数劳动群众不得不专靠工资来过活，也就是靠为维持生命和廷续后代所必需的那些生活资料来过活；在这种社会中，机器技术等等的不断改善经常使大量工人失业；在这种社会中，工业的剧烈的周期波动一方面决定着大量失业工人后备军的存在，另一方面又时而把大批失业工人抛上街头；在这种社会中，工人大批地拥塞在大城市里，而且拥塞的速度比在当时条件下给他们修造住房的速度更快，所以，在这种社会中，最污秽的猪圈也经常能找到租赁者；最后，在这种社会中，作为资本家的房主总是不仅有权，而且由于竞争，在某种程度上还应该从自己的房产中无情地榨取最高的房租。在这样的社会中，住宅缺乏现象并不是偶然事件，它是一个必然的现象；这种现象连同它的一切影响健康等等的后果，只有在产生这些后果的整个社会制度都已经根本改革的时候，才能消除。(p.263-264)

    谁宣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铁的规律”不可侵犯，同时又想消除它们的种种令人不快的但却是必然的后果，他就别无他法，只好向资本家作道德的说教，这种说教的动人作用一受到私人利益的影响，必要时一受到竞争的影响，就会立刻消散下去。....虽然利润没有心灵，资本家总是趋求利润。“在金钱问题上是没有温情可言的”。(p.264)

    认为双方“无知”的这一套废话，归结起来无非是主张劳资利益调和的滥调。
    ....劳资调和的福音到现在已经宣传了五十年，资产阶级的慈善家为了试图设立模范机关来证明这种调和也已经花了不少钱，可是我们往下就会看到，实际情形在这五十年内丝毫也没有改变。(p.266)

    对于我们城市工人说来，迁徙自由是首要的生活条件，而土地所有权对于他们只能成为一条锁链。如果让他们有自己的房屋，把他们重新束缚在土地上，那就是破坏他们反抗工厂主压低工资的力量。(p.267)

    看一看法国的和我们莱茵河流域的小农吧；他们的房屋和田地都由于抵押而变成最沉重的负担，他们的庄稼在收割以前就已经属于债主，可以独立自主地支配他们的“地产”的不是他们自己，而是高利贷者、律师和法警。(p.268)

    无论如何，扎克斯先生现在已经把开始时提出来的问题解决了：工人因获得自己的小屋子而“成为资本家”了。

    但是，由于工人自己居住在屋子里，所以屋子恰好就不会变成资本，正如我从裁缝那里买来的衣服一穿上身，就不再是资本一样。(p.288)

    劳动力生产费用的任何降低，即工人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任何长期降低，“根据国民经济学的铁的规律”，就等于劳动力价值的降低，所以归根到底会引起工资的相应降低。因此，工资下降的平均数量就会相当于节约出来的房租的平均数量，也就是说工人住自己的房屋还是付了租金，不过不是像以前那样以货币形式交给房东，而是以无酬劳动形式交给他为之做工的厂主。于是，工人投在小屋子上的储蓄确实会成为某一种资本，但不是归他自己所有的资本，而是归那个雇他做工的资本家所有的资本。(p.269)

    上面所说的话对于一切归根结底是会节约或降低工人生活资料费用的所谓社会改良办法都是适用的。如果这些改良能普遍推行起来，那时工资也就会相应地降低；如果它们一直只是个别的实验，那末它们作为个别例外而存在这个事实，就证明大规模实现这种改良是同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相容的。(p.269)

    如果每个工人能节约出５２塔勒的独立收入，那末他的每周工资最后一定会降低１塔勒。总之，他愈节约，他所得到的工资就愈少。因此，他节约不是对自己有利，而是对资本家有利。(p.270)

    住宅问题，只有当社会已经得到充分改造，以致可能着手消灭城乡对立，消灭这个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已弄到极端地步的对立时，才能获得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不能消灭这种对立，反而不得不使它日益尖锐化。(p.271-272）

    并不是住宅问题的解决同时就会导致社会问题的解决，而只是由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即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废除，才同时使得解决住宅问题成为可能。（p.272）

    把属于有产阶级的豪华住宅的一部分加以剥夺，并把其余一部分征用来住人，就会立即有助于消除住宅缺乏现象。(p.272)

    农村大工厂主，尤其在英国，....早就确信，修建工人住宅不仅是一种必要的措施，不仅是工厂建筑工程本身的一部分，而且还带来丰厚的收入。....可是工人并不感谢慈善为怀的资本家，很早以前就对这种“小宅子制”提出了非常严重的抗议。问题不仅在于他们必须为房屋付出垄断价格，因为厂主没有竞争者；而且在于在每一次罢工的时候，他们立刻就无家可归，因为厂主一句话不说立刻就把他们赶出去，使得任何反抗都极难进行。(p.273-274)

    英国的工厂主、矿主和采矿厂主实际上就已经确信，假如他们同时又是工人的房主，他们对于罢工的工人该能施加多么大的压力。(p.276)

    十分明显，现代的国家不能够也不愿意消除住宅灾难。国家无非是有产阶级即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用来反对被剥削阶级即农民和工人的有组织的总合权力。个别资本家（这里所指的也只是资本家，因为参加这种事业的土地所有者首先也是以资本家资格出现的）不愿意做的事情，他们的国家也不愿意做。因此，如果说个别的资本家即使对住宅缺乏的现象感到遗憾，也不大愿意哪怕稍微在表面上掩饰一下由此产生的极坏的后果，那末，总合的资本家，即国家，也并不会做出更多的事情。(p.288)

    如果说国家政权，即俾斯麦，企图组织一个自己御用的无产阶级，借以箝制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那末这岂不就是一种必要的人所共知的波拿巴主义手段吗？这个手段对于工人没有任何义务，只是对他们说一些善意的空话，顶多也只是像路易•波拿巴那样给予建筑公司一些最小限度的国家帮助罢了。(p.291)

    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的时候，企图单独解决住宅问题或其他任何同工人命运有关的社会问题都是愚蠢的。真正的解决办法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工人阶级自己占有全部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p.294)

    第三篇  再论蒲鲁东和住宅问题

    工人运动的“活的灵魂”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不在于“原则”，而在任何地方都在于大工业的发展及其后果：一方面是资本的积累和积聚，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积累和积聚。(p.296)

    公社莫大的荣幸，就在于它的一切经济措施的“活的灵魂”不是由什么原则，而是由简单的实际需要所构成。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些措施——废除面包工人的夜工、禁止工厂罚款、没收停业工厂和作坊并将其交给工人团体——一点不合乎蒲鲁东的精神，而合乎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蒲鲁东主义者所实行的唯一社会措施就是拒绝没收法兰西银行，而这却是公社复灭的一部分原因。(p.297)

    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即关于无产阶级必须采取政治行动，必须实行专政以过渡到废除阶级并和阶级一起废除国家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共产主义宣言》中已经申述过并且以后又重述过无数次。(p.297)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因为它是工人政党，所以必然实行“阶级政策”，即工人阶级的政策。既然每个政党都力求取得在国家中的统治，所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就必然力求争得自己的统治，工人阶级的统治，即“阶级统治”。而且，每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从英国宪章派起，总是把阶级政策，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独立政党作为首要条件，把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斗争的最近目的。（p.299）

    谁要是宣称小资产阶级——哪怕仅仅在一方面——所受的痛苦“比无产阶级也许还更厉害些”，那末当人家把他归在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中间的时候，他就无论如何也不能抱怨了。(p.299)

    既然小资产者的利益与工人的利益是内在地同一的，那末工人的利益也就与小资产者的利益是同一的了。因此，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在运动中也就与无产阶级的观点同样正当合理了。而这种主张两种观点权利平等的思想，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p.300)

    十分显然，这整个改良计划是几乎仅仅有利于小资产者和小农，因为它巩固着他们作为小资产者和小农的地位。(p.304)

    我们描述——而真实描述某一事物....同时也就是说明这一事物，——我们描述经济关系，描述这些关系如何存在和如何发展，并且严格地从经济学上来证明这些关系的发展同时就是社会革命各种因素的发展：一方面是被本身的生活条件必然引向社会革命的那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发展，另一方面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一发展到超出资本主义社会范围时就必然要把它爆破，同时这些生产力又提供了为了社会进步本身而一举永远消灭阶级差别的可能性。相反，蒲鲁东则要求现代社会不是依照本身经济发展的规律，而是依照公平的规定....来改造自己。(p.305)

    诚然，蒲鲁东把“革命”变成一种体现和实现他的“公平”的神灵；同时他陷入一个奇怪的错误，把１７８９—１７９４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混为一谈。(p.305)

    蒲鲁东在其一切著作中都用“公平”的标准来衡量一切社会的、法权的、政治的、宗教的原理，他摒弃或承认这些原理是以它们是否符合他所谓的“公平”为依据的。在他的《经济矛盾》（注）中，这个公平还被称为“永恒公平”，ｊｕｓｔｉｃｅéｔｅｒｎｅｌｌｅ。后来永恒性就不再提起了，但实质上还是保存着。(p.306)
    （注）指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

    蒲鲁东在判断一切经济关系时不是依据经济规律，而只是依据这些经济关系是否符合他这个永恒公平的观念，从而掩饰自己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愚昧无知和束手无策。(p.307)

    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而在刚才引证过的蒲鲁东的主要著作中，却明明白白地写着，“各社会中统治的、有机的、最高主权的、支配着其他一切原则的基本原则”，并不是利益，而是公平。（p.307）

    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p.308)

    蒲鲁东和拉萨尔的差别只在于拉萨尔是一个真正的法学家和黑格尔主义者，而蒲鲁东在法学和哲学方面，也如在其他一切方面一样，却不过是一个涉猎者。(p.309)

    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在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进程中，法律便发展成或多或少广泛的立法。这种立法愈复杂，它的表现方式也就愈益不同于社会日常经济生活条件所借以表现的方式。立法就显得好像是一个独立的因素，这个因素并不是从经济关系中，而是从自己的内在基础中，例如从“意志概念”中，获得存在的理由和继续发展的根据。人们往往忘记他们的法权起源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正如他们忘记了他们自己起源于动物界一样。随着立法发展为复杂和广泛的整体，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工的必要性：一个职业法学者阶层形成起来了，同时也就产生了法学。法学在其进一步发展中把各民族和各时代的法权体系互相加以比较，不是把它们视为相应经济关系的反映，而是把它们视为本身包含有自己根据的体系。比较都是以具有某种共同点为前提的：这种共同点表现在法学家把这些法学体系中一切多少相同的东西统称为自然法权。而衡量什么算自然法权和什么又不算自然法权的标准，则是法权本身最抽象的表现，即公平。于是，从此以后，在法学家和盲目相信他们的人们眼中，法权的发展只在于力求使获得法律表现的人类生活条件愈益接近于公平理想，即接近于永恒公平。而这个公平却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在其保守方面或在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神圣化的表现。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平观认为奴隶制度是公平的；１７８９年资产者阶级的公平观则要求废除被宣布为不公平的封建制度。在普鲁士的容克看来，甚至可怜的专区法也是破坏永恒公平的。所以，关于永恒公平的观念不仅是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人而异，它是如米尔柏格正确说过的那样“一个人有一个理解”。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接触到的关系很简单，那末公平的、不公平的、公平感、法权感这一类名词甚至应用于社会现象也不致引起什么大误会，可是在关于经济关系的科学研究中，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名词便引起一种不可救药的混乱，就好像在现代化学中企图保留燃素论的术语会引起的混乱一样。如果人们像蒲鲁东那样相信这种社会燃素即所谓“公平”原则，或者像米尔柏格那样断定说燃素论①是与氧气论一样正确，则这种混乱就会更加厉害了。(p.309-310)

    ① 在发现氧气以前，化学家们为了说明物体能在空气中燃烧的原因曾假定存在着一种特别的燃烧体，即在燃烧时消散的燃素。因为他们发现燃烧的简单物体在燃烧后比燃烧前重，他们就说燃素是具有负重量的，所以物体不含燃素时就比含有燃素时重些。这样人们便把氧气所具有的一切主要特性逐渐加在燃素身上，可是一切都被颠倒了。当人们发现燃烧就是燃烧的物体与另一种物体即氧气相结合并且已取得了纯氧的时候，就把——然而也还是经过守旧化学家的长期抗拒之后——这种假设打破了。(恩格斯自注）

    反动性就正在于米尔柏格想恢复工人对于住宅的个人所有权，即恢复早已被历史消灭了的事情；就在于他所设想的工人解放只能是使每个工人再成为自己住宅的所有者而不是别的。（p.311)

    蒲鲁东的拯救社会计划是完全以资产阶级社会为基础的幻想。(p.312)

    消灭城乡对立并不是空想，正如消除资本家与雇佣工人间的对立不是空想一样。消灭这种对立日益成为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实际要求。(p.313)

    像蒲鲁东那样想改革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而同时又保持农民本身，才真是十足的空想。只有使人口尽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国，只有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密切的内部联系，并使交通工具随着由此产生的需要扩充起来——当然是以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前提，——才能使农村人口从他们数千年来几乎一成不变地栖息在里面的那种孤立和愚昧的状态中挣脱出来。断定说人们只有在消除城乡对立后才能从他们以往历史所铸造的枷锁中完全解放出来，这完全不是空想；只有当有人企图“从现存关系出发”，预先规定一种应该借以来解决现存社会中所特有的某种对立的形式，那才是空想。(p.313-314)

    必须指出，由劳动人民“实际占有”一切劳动工具和全部工业，是同蒲鲁东主义的“赎买”办法完全相反的。如果采用后一种办法，单个劳动者将成为某一所住宅、某一块农民土地、某些劳动工具的所有者；如果采用前一种办法，则“劳动人民”将成为全部住宅、工厂和劳动工具的集体所有者。这些住宅、工厂等等，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或协作社使用。同样，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 虽然是用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会。所以，由劳动人民实际占有一切劳动工具，无论如何都不排除承租和出租的保存。(p.315)

    一般说来，问题并不在于无产阶级在取得了政权之后，是否简单用暴力夺取生产工具、原料和生活资料，或是立刻为此付出报酬，或是分期付款逐渐地赎买这些财产。企图预先回答和针对一切可能场合来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制造空想，这种事情我情愿让别人去做。(p.325-316)

    那末我对这个蒲鲁东主义计划提出了什么反驳意见呢？

    第一，把地租转交给国家，就等于消灭个人土地所有权。
    第二，赎买出租住宅并把住宅所有权转交给原来的承租人，根本不能触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第三，在现代的大工业和城市发展情况下提议这样做是既荒谬又反动的；恢复各个人对自己住宅的个人所有权，就是后退一步。
    第四，强制降低资本利息，丝毫也不会侵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反，如高利贷法所证明的，这是既陈旧而又不能实现的办法。
    第五，房屋的租金决不会随着资本利息的消灭而消灭。(p.317)

    米尔柏格暗示说我不认为必须吸引农民加入运动，对于这一点我无须为自己辩白。但是，企图为此目的而向农民推荐蒲鲁东式的江湖医术，我总认为是蠢事。德国还存在很多大田庄。按照蒲鲁东的理论，所有这些田庄都应该分割成为细小农户，这种办法在现有的农业科学状况下并且在已经有法国和德国西部施行小块土地所有制的经验之后，乃是一种完全反动的措施。相反，现存的大土地所有制将给我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来由组合工作者经营大规模的农业，只有在这种巨大规模下，才能应用一切现代辅助工具、机器等等，从而使小农明显地看到基于组合原则的大规模经济的优越性。(p.218)

    从研究以前各种生产方式的基本条件出发，我们顶多只能断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倾复，旧社会所特有的一定占有形式就将成为不可能的了。甚至过渡的措施也是到处都必须适应当前存在的关系；这些措施在小土地所有制的国家里和在大土地所有制的国家里将大不相同，等等。(p.319)

    要知道接近一定的具体的社会关系的第一步就是研究这些关系，考察它们之间的实际的经济联系。(p.319)

    没有人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更加“接近一定的具体的社会关系”了。他用了２５年功夫来从各方面研究这些关系，而且他的批判工作的结果到处都包含有种种在现今一般可能实现的所谓解决办法的萌芽。(p.320)

    这些消除一切社会祸害的实际建议，这些社会的万应灵丹，无论何时何地都是那些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在幼年时出现的宗派创始人制造出来的。蒲鲁东也是其中之一。无产阶级的发展把这些襁褓扔在一边，并在工人阶级本身中培养出一种认识：再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些预先虚构出来适用于一切场合的“实际解决办法”更不切实际的了，相反地，实际的社会主义是在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各个方面的正确认识。对具有这种认识的工人阶级说来，要在每个具体场合决定应该反对哪些社会机构，以及应该怎样进行自己的主要打击，无论何时都是不会发生困难的。(p.321)

    恩格斯：普鲁士“危机”

    资产阶级至多不过是一个没有英雄气概的阶级。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甚至资产阶级的最光辉灿烂的成就都不是它自己争得的，而是平民大众，即工人和农民为它争得的。(p.325)

    世界上有一种为黑格尔所发现并被他称为“历史的讽刺”的东西。这种历史的讽刺捉弄了许多比俾斯麦还大的人物；普鲁士国家同俾斯麦一起都受到了它的摆布。从普鲁士政策的渴望已久的目的接二连三地得到实现的时候起，普鲁士国家的基础就开始动摇了。(p.327)

    任何一个政府甚至最专制的政府，在自己的活动中都必须考虑到现存的种种条件，否则它就要招致灭亡。(p.328)

    恩格斯：论权威
    联合活动、互相依赖的工作过程的复杂化，正在取代各个人的独立活动。但是，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能够组织起来吗？(p.341-342)

    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末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他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即想消灭蒸汽纺纱机而恢复手纺车。(p.342-343)

    这样，我们看到，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造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不管社会组织怎样，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下，都是我们所必需的。(p.343)

    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p.343)

    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p.344)

    总之，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反权威主义者自己不知所云，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只是在散布糊涂观念；或者他们是知道的，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就是在背叛无产阶级运动。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只是为反动派效劳。(p.344)

    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

    我们面对着的是一个戴着量极端的无政府主义的假面具的，目的是要打击那些不接受它的教条和领导的革命者而不是要打击各国现存政府的团体。这个由其一个资产阶级代表大会的少数派建立的团体，混入了工人阶级国际组织的队伍，企图先夺取这个组织的领导权，如果这个计划不能实现，就力图破坏这个组织。这个团体横蛮无礼地用它自己的宗派主义纲领和自己的陕隘思想来偷换我们协会的广泛的纲领和伟大的意向：它在国际各个公开存在的支部内部组织自己的秘密的小支部，这些秘密小支部服从统一的命令，因此往往能通过事先商妥的一致行动来操纵国际的支部；它在自己的报纸上公开攻击一切不愿意屈从它的意志的人；并且，用它自己的原话来说就是，在我们的队伍中挑起了一场公开的战争。这个团体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任何手段，不顾任何信义；造谣、诬蔑、恫吓、暗杀——所有这一切同样都是它惯用的伎俩。最后，这个团体在俄国完全窃取了国际的地位，并且在国际的名义的掩饰下犯刑事罪，进行诈骗、谋杀，政府的和资产阶级的报刊却把责任加在我们协会身上。(p.371)

    要对付这一切阴谋诡计，只有一个办法，然而是具有毁灭性力量的办法，这就是把它彻底公开。把这些阴谋诡计彻头彻尾地加以揭穿，就是使它们失去任何力量。（p.372）

    所有社会主义者都把无政府状态理解为：在无产阶级运动的目的——消灭阶级——达到以后，为了保持为数极少的剥削者对由生产者组成的社会绝大多数的压迫而存在的国家政权就会消失，而政府职能就会变成简单的管理职能。同盟则本末倒置，它宣布在无产阶级队伍中实行无政府状态，是摧毁集中在剥削老手中的强大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最可靠的手段。(p.382-383)

    同盟....指责《解放报》的编辑们背叛了无产阶级的事业，借口是他们要求
    没收这些盗窃国家资财的人的财产就是承认私有制。为了证明同盟的革命诈骗术后面所隐藏的、它想灌输给工人阶级的那种反动性，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证据了。同盟分子把那些由于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而被他们革除教籍的人当作私有制的维护者加以开除，为了证实同盟分子的诡诈性，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证据了。(p.411)

    第二篇文章的标题是：《略述过去和现在的事业观》。....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会看到，他们怎样大肆攻击车尔尼雪夫斯基，攻击这个在俄国吸引青年学生（巴枯宁和涅恰也夫冒充是他们的代表）参加社会主义运动方面贡献最大的人。(p.449)

    在这里，无政府状态已经变成了普遍的破坏一切的行动，革命已经变成了一系列起初是单个人的然后是大规模的暗杀活动；唯一的行为规范就是被颂扬备至的耶稣会的道德；革命者的楷模就是强盗。(p.451)

    多么可怕的一群革命者！他们想要消灭一切，“一切的一切”，把一切都变成无定形的东西；他们拟定公敌名单，用匕首、毒药、绞索、枪弹对付他们要加害的对象；他们甚至打算把某些人的“舌头拔掉”，但是他们匍匐在沙皇的威严之下。(p.452)

    这些想使一切都成为无定形状态以便在道德领域内也确立无政府状态的，破坏一切的无政府主义者，把资产阶级的不道德品行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p.472）

    这些“毫无升官发财的前途，看不到出路”的“游民”在国际内部进行秘密活动的目的，是为了使国际屈服于秘密的专政并把巴枯宁先生的纲领强加于它！

    剥去这个纲领的破烂的奇装异服，可以把它归结如下：

    １．把那些出身上等社会阶层的游民的生活所必然产生的一切龌龊行为，宣布为超革命的善行美德。
    ２．把必须腐蚀极少数细心挑选出来的工人奉为原则，迎合他们的心理，用神秘的引为亲信的办法使他们脱离群众，强迫他们参加秘密领导机关所策划的阴谋和诈骗勾当，鼓励他们放纵自己的“恶欲”——这就是从根本上动摇旧社会。
    ３．主要的宣传方法是：瞎吹秘密团体的规模如何庞大、力量如何雄厚，预言秘密团体所准备的革命必不可免等等，以此来吸引青年；在各国政府面前陷害那些出身于各富裕阶级的最进步的人，以便以后在金钱方面剥削他们。
    ４．用刑事犯罪——这个革命的最高体现——的英雄们的破坏一切的行为来代替工人为争取自身解放而进行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总之，他们建议把在“按照西方典范炮制的各次革命”时期由工人自己清除了的流氓放出来，从而让反动分子无偿地支配这个由奸细密探组成的受过严格训练的匪帮。（p.485)

    事实上，关于废除农奴制的法令无非是一种诈骗伎俩。相当大一部分土地被从真正的所有者手中夺走，而宣布了实行农民赎买土地的制度。沙皇这个背信弃义的法令成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他那一派人反对皇帝的各项改革的新的、无可辩驳的论据。而自由派却站到赫尔岑的旗帜下面，大声高呼：“加利利人，你胜利啦！”加利利人这个词在他们嘴里就是亚历山大二世。——从此以后，以赫尔岑的《钟声》为主要机关报的自由派，就不断吹捧解放者沙皇，为了转移社会上对这个反人民的法令所引起的怨恨和抗议的注意力，他们竟呼吁沙皇继续进行他的解放事业，并且为解放被压迫的各斯拉夫民族、为实现泛斯拉夫主义的思想而开始一次十字军征讨。

    １８６１ 年夏天，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同时代人》（《Ｓｏｖｒｅｍｅｎｎｉｋ》）杂志３７４上揭穿了泛斯拉夫主义者的阴谋，并且向各斯拉夫民族说明了关于俄国的真正局势和他们的虚伪朋友——泛斯拉夫主义者主张自私自利的蒙昧主义的真相。当时，从西伯利亚回来的巴枯宁认为发表意见的时候到了。于是，他写了《告俄国、波兰和全体斯拉夫族友人书》为题的长篇宣言的第一部分，作为附录刊载在１８６２年２月１５日的“钟声”上。宣言的第二部分一直没有出现。

    就是这个从１８６８年以来一直伪装成国际主义者的人，在１８６２年为了俄国政府的利益宣扬种族战争。泛斯拉夫主义是圣彼得堡内阁的发明，它的目的无非是要把俄国的欧洲疆界向西面和南面推进。但是，因为他们不敢向居住在奥地利、普鲁士和土耳其的斯拉夫人直截了当地宣布，他们将要被溶化在大俄罗斯帝国之中，所以他们只是在这些人面前把俄国描绘成一个能够把他们从外国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并把他们联合成伟大的自由联邦的强国。于是，泛斯拉夫主义就具有了各种不同的色彩，从尼古拉的泛斯拉夫主义一直到巴枯宁的泛斯拉夫主义；但是，这一切泛斯拉夫主义所追求的是同一个目的，实质上它们彼此之间是完全一致的。(p.489-492)

    在１８６２年，革命对巴枯宁说来意味着俄国的彻底破产，于是他央求沙皇预防国内发生革命。(p.496)

    遗憾的是，沙皇认为无需乎召开国民议会，而从这个小册子可以看出，巴枯宁已经提出自己作为这个议会的议员候选人了。他的竞选宣言和对罗曼诺夫的屈膝下跪算是白费功夫了。他的幼稚的轻信态度可耻地受了欺骗，于是他没有其他出路，只好冒冒失失地投身到破坏一切的无政府状态中去。(p.500)

    恩格斯：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

    西班牙是一个工业很落后的国家，那里根本谈不上工人阶级的立即完全解放。在达到这步以前，西班牙还必须经过各种预备发展阶段，并清除道路上的许多障碍物。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走过这些预备阶段，迅速清除这些障碍物，——这就是共和国所提供的可能性。但是，只有通过西班牙工人阶级积极干预政治的办法才能利用这些可能性。(p.522)

    一当事件本身把无产阶级推上前台，放弃政治就成为一种显然的荒谬行为，而工人阶级的积极干预政治则成为绝对必要的了。(p.523)

    国际的巴枯宁派会员对于只要是“国家”采取的措施，甚至最革命的措施都一概加以拒绝，他们宁可支持不妥协派中间最狂妄的骗子，而决不支持一个部长。(p.526)  

    同盟的首领们却号召巴塞罗纳的工人们不要用他们掌握的武器，而是……实行总罢工，即采取仅仅直接触及个别资产者，但不触及他们的共同代表——国家政权——的措施，去反对政府的武装力量！(p.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