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的信

    拉萨尔的响亮的但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是错误的说法：对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都只是反动的一帮。这句话只有在个别的例外场合才是正确的。（p.4)

    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末，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p.7)

    把社会主义社会看做平等的王国，这是以“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旧口号为根据的片面的法国看法，这种看法作为一定的发展阶段在当时当地曾经是正确的，但是，像以前的各个社会主义学派的一切片面性一样，它现在也应当被克服，因为它只能引起思想混乱，而且因为已经有了阐述这一问题的更精确的方法。(p.8)

    一般说来，一个政党的正式纲领没有它的实际行动那样重要。但是，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p.9)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给威•白拉克的信
    一步实际运动要比一打纲领更为重要。(p.13)

    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

    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的表现，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只有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分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做隶属于他的东西去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p.15)

    什么是“公平的”分配呢？难道资产者不是断定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吗？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吗？难道经济关系是由法权概念来调节，而不是相反地由经济关系产生出法权关系吗？(p.18-19)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p.21）

    显然，这里通行的就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环境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末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p.21)

    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存在于平均数中，并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

    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p.21）

    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p.22）

    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p.22)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p.22-23)

    除了上述的一切之外，把所谓分配看做事物的本质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

    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就在于：物质的生产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的手中，而人民大众则只有人身的生产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末自然而然地就要产生消费资料的现在这样的分配。如果物质的生产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末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会主义）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p.23)

    如果我废除了雇佣劳动，那末我当然也废除了它的规律，不管这些规律是“铁的”还是海绵的。(p.26-27)

    自从拉萨尔死后，在我们党内，这样一种科学见解已经给自己开辟了道路，这就是工资不是它表面上呈现的那种东西，不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而只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掩蔽形式。这样，过去关于工资的全部资产阶级见解以及对这种见解的全部批评都被彻底推翻了，并且弄清了：雇佣工人只有为资本家（因而也为他们的剩余价值的分享者）白白地劳动一定的时间，才被允许为维持自己的生活而劳动，就是说，才被允许生存；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中心问题就在于：用延长劳动日的办法，或者用提高生产率、从而使劳动力更加紧张的办法等等，来增加这个无偿劳动；因此，雇佣劳动制度是奴隶制度，而且社会劳动生产力愈发展，这种奴隶制度就愈残酷，不管工人得到的报酬较好或是较坏。(p.27-28)

    随着阶级差别的消灭，一切由此差别产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也就自行消失。(p.28)

    纲领中还荒谬地滥用了“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等字眼，甚至更荒谬地误解了向之提出自己要求的那个国家！

    “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发展了。“现代国家”却各不相同。它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同在瑞士不一样，在英国同在美国不一样。所以，“现代国家”是一种虚构。(p.30)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P.31）

    庸俗的民主派把民主共和国看做千年王国，他们完全没有想到，正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最后的国家形式里阶级斗争要进行最后的决战，——就连这样的庸俗的民主派也比这种局限于为警察所容许而为逻辑所不容许的范围内的民主主义高明得多。(p.32)

    资产阶级的“信仰自由”不过是容忍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自由而已，而工人党却力求把信仰从宗教的妖术中解放出来。(p.34)

    普遍禁止童工是和大工业的存在不相容的，所以这是空洞的虔诚的愿望。

    实行这一措施——如果可能的话——是反动的，因为在按照年龄严格调节劳动时间并采取其他保护儿童的预防措施的条件下，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p.35)

    恩格斯：在一八六三年波兰起义纪念会上的演说

    波兰在欧洲革命的历史上起着非常特殊的作用。西方任何一次革命，凡是不能把波兰吸引到自己方面以及保证它获得独立和自由的，都注定要失败。....在法国和德国，人们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决定性的关键在于：联合波兰，革命就保证成功，否则，革命就必定灭亡。(p.39)

    欧洲所以处在沙皇的支配之下，就是因为放弃了波兰。波兰确实不同于任何其他国家。从革命的观点来看，这是欧洲大厦的基石，因为革命势力或反动势力谁能在波兰站稳脚跟，谁就能在整个欧洲取得彻底胜利。正是这一个特点使波兰对一切革命者说来都具有莫大的意义，使我们现在也要高呼：波兰万岁！(p.40)

    恩格斯：威廉•沃尔弗

    老爷和他的管事们宁肯把农民的孩子培养成猪倌，也不愿让他们成为大学生。(p.64)

    由于德国仍然主要是一个农业国，那里的居民群众靠农业生活，住在农村，所以工人党的最重要的、然而也是最困难的任务，就是向农村工人说明他们的利益和他们的状况。为此要作的第一步，是亲自去研究农村工人的这些利益和状况。(p.98)

    恩格斯：关于一八七七年德国选举给恩•比尼亚米的信

    举行考虑欠周的起义，采取轻率的行动，我们自己就会把运动葬送掉，....显然，我们不会很容易地取得胜利；普鲁士人不会让社会主义感染他的全部军队，不会不采取对策；但是，反动和镇压愈厉害，掀起的波浪就愈高，直到最后把所有的堤坝冲毁。(p.108)

    恩格斯：意大利的情况
    应当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所以也要采取政治手段，来保证运动的成功。(p.114）

    社会主义工人应当组织成为不依赖任何其他政治或宗教党派的社会主义政党，....但是将一如既往地继续证明自己是讲团结的。(p.114)

    意大利南部的无产阶级也很快就会摆脱那些由于自己破产的资产者的地位而产生领导工人运动志向的人加在他们肩上的桎梏。(p.114)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
    第一个给社会主义、因而也给现代整个工人运动提供了科学基础的人——卡尔•马克思。(p.115)

    在马克思使自己的名字永垂于科学史册的许多重要发现中，这里我们只能谈到两点。

    第一点就是他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以前所有对于历史的见解，都以下述观念为基础：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应当到人们变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求，并且在一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的、决定全部历史的是政治变动。....而马克思则证明，过去的全部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全部纷繁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始终是社会阶级的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可是，这些阶级是由于什么而产生和存在的呢？是由于当时存在的物质的、可以实际感觉到的条件，即各该时代社会借以生产和交换必要生活资料的那些条件。....从这个观点来看，在充分认识了该阶段社会经济状况（而我们那些历史学专家却完全没有这种认识）的条件下，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而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同样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生活的经济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应有的权威此时终于被承认了。(p.121-123)

    这种新的历史观，对于社会主义的观点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证明了：过去的全部历史都是在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中发展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是一直存在的；人类的大多数总是注定要从事艰苦的劳动和过着悲惨的生活。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只是因为在人类发展的以前一切阶段上，生产还是如此不发达，以致历史的发展只能在这种对抗形式中进行，历史的进步整个说来只是极少数特权者的事，广大群众则不得不为自己谋取微薄的生活资料，而且还必须为特权者不断增殖财富。这种历史观以上述方法对以往的阶级统治作了自然而合理的解释，不然这种阶级统治就只能用人的恶意来解释，可是这同一个历史观还使我们得到这样的信念：由于现时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把人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最后根据，至少在最先进的国家里已经消失了；统治的大资产阶级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不但不能再领导社会，甚至变成了生产发展的障碍，如各国的商业危机——尤其是最近的一次大崩溃——和工业受压抑的状况就是证明；历史的领导权已经转到无产阶级手中，转到这个由于自己的整个社会地位只有用完全消灭任何阶级统治、任何奴役和任何剥削的方法才能解放自己的阶级手中，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资产阶级不能控制的程度，只等待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去掌握它，以便建立这样一种制度，使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并通过有计划地组织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所制成的产品增长到能够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日益得到满足的程度。(p.123-124)

    马克思的第二个重要发现，就是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揭露了在现代社会内，在现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怎样进行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两个社会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一方面是资本家阶级，他们占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他们没有这一切而仅有一种商品即劳动力可以出卖，而他们是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获取必需的生活资料的。....给这个资本家做事的工人，不仅再生产着他那由资本家付酬的劳动力的价值，而且还额外地生产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起先被这个资本家所占有，然后按一定的经济规律在整个资本家阶级中进行分配，组成为地租、利润、资本积累的源泉，即非劳动阶级所消费或积累的一切财富的源泉。这样也就证明了，现代资本家，也像奴隶主或剥削农奴劳动的封建主一样，是靠占有他人无偿劳动发财致富的，而所有这些剥削形式彼此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占有这种无偿劳动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这样一来，有产阶级的所谓现代社会制度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公道、正义、权利平等、义务平等和利益普遍协调这一类虚伪的空话，就失去了最后的根据，于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就像以前的各种社会一样被揭穿：它也是微不足道的并且不断缩减的少数人剥削绝大多数人的庞大机构。(p.124-125)

    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
    为了能够对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１８６１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p.129)

    我把生产的历史趋势归结成这样：它“本身以主宰着自然界变化的必然性产生出它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的因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个体生产者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的所有制。(p.130）

    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怀抱以后，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事情就是这样。但是这对我的批评家来说是太少了。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p.130）

    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p.131)

    恩格斯：德国、法国、美国和俄国的工人运动
    只要俄国一发生革命，整个欧洲的面貌就要改变。(p.134）

    恩格斯：一八七七年的欧洲工人
    造成分歧的祸首是俄国人巴枯宁和他的追随者，他们不择任何手段，力图在他们只占区区少数的组织中占据统治地位。他们主要的拿手办法是根本反对工人阶级进行任何政治活动；而他们在这方面走得如此之远，以致在他们眼里，参加选举就是背叛无产阶级的利益。除了直接的暴力革命以外，他们不容许任何其他的行动方法。（p.141）

    意大利和比利时一样，爆发了对“无政府主义”的和放弃政治活动的学说的反抗，人们开始问自己和别人，为什么他们恰恰要放弃运用那些结果证明是最有效的斗争手段，而去迎合愚蠢的教条主义。这就是当德国人在选举中获得巨大胜利，从而打消了各种怀疑，克服了一切动摇时的情况。在这种顽强的事实面前，是不可能进行任何反抗的。(p.142)

    如果在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精神是正确的，纲领的措词本身并没有多大的意义。(p.148)

    政治自由，只要涉及出版、集会和结社时，在这里也就降到了同伪宪制的君主制相适应的最低水平。法典具有空前的伸缩性，因此，甚至在胆怯地表达工人阶级的要求和利益的情况下，政府也可以设法给人定罪。(p.148-149)

    这个民族（按：指法兰西）的工人阶级将近一百年来，不仅在本国历史上的每次危机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同时还一直是欧洲革命的先锋，这样的工人阶级是不能过那种比较闭关自守的生活，而大陆上其他国家的工人目前实际上还是在这种生活范围内活动。像法国工人阶级这样的工人阶级，是同它过去的历史有联系的，而且是由这种过去的历史所决定的。它的历史，同它得到公认的决定性战斗力量一样，是同国家总的政治发展分不开的。(p.151)

    巴黎工人阶级以前所取得的每次胜利，都由于占法国人口大多数的小农阶级的反动精神而很快就化为乌有。（p.153）

    法国农民终于有了充分的觉悟，要去寻找长期贫困的真正原因和消灭贫困的实际办法了。而既然他们已开始思考，他们一定很快就会发现，他们得救的唯一办法，就是同那个丝毫不希望农民处在目前这种悲惨境地的唯一阶级，即同城市工人阶级结成联盟。(p.154)

    共和国的最终建立毕竟使法国工人有了一个基础，可以组织起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并且在将来不是为他人的利益而是为它本身的利益进行战斗。在这种基础上，他们还可以同以前敌视他们的农民群众联合起来，从而使将来的胜利由以前那种巴黎对法国的暂时胜利，变为巴黎和外省大城市的工人所领导的法国一切被压迫阶级的最后胜利。(p.154)

    人们早已知道，政府做不出什么好事，人们只是由于害怕才服从它；政府现在表明，它自己也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维持自身的生存，它至少也像人民害怕它一样地害怕人民；对于这样的政府，人们一天天地愈来愈瞧不起，还有什么比这更自然的呢？(p.157)

    摆在任何面临着不可克服的人民反抗的政府面前的道路——那就是对外战争。(p.157)

    马克思：乔治•豪威耳先生的国际工人协会史
    乔治•豪威耳先生这位著作家，是结晶学中称为“假晶”的人物。他那种笔法的外形，只是摹仿那种有着满腹的德行、有支付能力的道德、钱袋满满的英国人所固有的思维方式和文体。(p.168)

    国际工人协会所以博得世界声誉并在人类历史上占有一个地位，并不是由于钱袋的大小，而是由于思想的力量和奋不顾身的毅力。(p.168)

    恩格斯：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俄国的状况
    这种合法活动使得某些人开始觉得，似乎为了达到无产阶级的彻底胜利，并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了。在德国这样一个缺乏革命传统的国家里，这种现象可能成为危险的现象。幸亏俾斯麦的暴行和支持俾斯麦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怯懦改变了局面。德国工人体会到了，当无产阶级竟对宪法自由信以为真并用来反对资本主义的统治的时候，宪法自由有什么价值。如果对这一点还有某些幻想，那末俾斯麦这位朋友粗暴地把这种幻想打破了。(p.170)

    在俄国，有决定意义的事件正在成熟。在那里，政府和秘密团体之间的斗争非常尖锐，达到了再不能长久继续下去的地步。运动好像眼看就要爆发了。在那里，政府的走狗干着难于置信的暴行。对付这些嗜血的野兽，只要可能，就必须用火药和子弹来自卫。俄国的政治性谋杀就是聪明、勇敢和有自尊心的人们用来自卫和对付前所未闻的专制制度走狗的唯一手段。(p.171)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
    实际上，德国社会民主党患了议会症，以为有了人民的选举，当选人就体现了一种神圣的精神，可以把党团会议变成绝对正确的会议、把党团决议变成不容违背的原理的神圣精神，难道不是这样吗？(p.180)

    如果党在国外的机关报上对俾斯麦表示感谢，放弃这个唯一强大的反对党的作用，俯首听命，驯顺地挨打，那只是证明，它该挨打。(p.182)

    资产阶级民主派在社会民主党中有什么事情可做呢？如果资产阶级民主派都是“诚实的人”，那末他们就根本不可能有参加党的愿望，而如果他们竟然希望加入党，那末这完全是为了挑起争吵。(p.183)

    在这些先生看来，社会民主党应当不是片面的工人党，而是“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为了证明这点，它首先必须抛弃粗鲁的无产阶级热情，在有教养的博爱的资产者领导下，“养成良好的趣味”和“学会良好的风度”。那时，一些领袖的“有失体统的态度”也会让位于很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态度”！(p.183-184)

    因此，选举资产者吧！

    总之，工人阶级是不能靠自己来解放自己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它就应当服从“有教养的和有财产的”资产者的领导，因为只有他们才“有时间和可能”来研究有利于工人的一切东西。其次，千万不要反对资产阶级，而要通过大力宣传把它争取过来。

    如果我们打算争取社会上层或者仅仅是他们中对我们怀有善)意的分子，我们就千万不要吓唬他们。(p.184)

    他们永远不容许自己利用重大的外部事件、由这一事件所引起的突然的革命高潮以及人民在由此发生的冲突中所争得的胜利！如果柏林在某个时候又重新表现得非常没有教养，以致重演三月十八日事变(注），那末社会民主党人就不应当像“爱好街垒战的无赖”那样参加斗争，而宁可“走合法的道路”,使暴动平息下来，拆除街垒，必要时就和光荣的军队一起向片面的、粗鲁的和没有教养的群众进军。如果这些先生们硬说他们不是这样想的，那末他们是怎样想的呢？(p.185)
(注）指３月１８日柏林的街垒战，它为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的革命奠立了始基。

    为了不让资产阶级怀有一丝一毫的恐惧，必须清楚明白地向它证明，赤色幽灵确实只是一个幽灵，它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但是，赤色幽灵的秘密如果不是资产阶级对他们自己和无产阶级之间必然发生的生死斗争的恐惧，对近代阶级斗争的必然结局的恐惧，又是什么呢？如果消灭了阶级斗争，那末无论是资产阶级或是“一切独立人士”“都不怕和无产者携手前进了”！但是要上当的正是无产者。（p.185)

    纲领不应当放弃，只是实现要延缓——无定期地延缓。人们接受这个纲领，但是真正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在一生中奉行它，而只是为了遗留给儿孙们。而暂时“全部力量和全部精力”都用于各种琐琐碎碎的事情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可怜的补缀，为的是让人看起来毕竟还在做一点什么工作，而同时又不致吓倒资产阶级。(p.186)

    对任何人的攻击都应当中止，一切论战、一切斗争我们都应当放弃；我们应当平心静气地忍受敌人的脚踢，因为我们是聪明人，知道这些敌人“只是时代的产物”，他们不能不这样行动。我们不应当加上利息偿还他们的脚踢，反而应当怜悯那些可怜虫。(p.186)

    这就是苏黎世三个检查官的纲领。....这是些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满怀恐惧地声明，无产阶级被自己的革命地位所推动，可能“走得太远”。不是采取坚决的政治上的反对立场，而是全面地和解；不是对政府和资产阶级作斗争，而是企图争取他们，说服他们；不是猛烈地反抗从上面来的迫害，而是逆来顺受，并且承认惩罚是罪有应得。一切历史地必然发生的冲突都被解释为误会，而一切争论都以大体上我们完全一致这样的断语来结束。(p.187)

    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对后者来说也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对当前的政治实践是绝对没有意义的；因此可以尽情地和解、妥协和大谈其博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也是如此。在纸上是承认这种斗争的，因为要否认它简直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实际上是在抹杀、冲淡和削弱它。社会民主党不应当是工人党，它不应当招致资产阶级或其他任何人的怨恨；它应当首先在资产阶级中间大力进行宣传；党不应当把那些能吓跑资产者并且确实是我们这一代人所不能实现的远大目的放在主要地位，它最好是用全部力量和精力来实现这样一些小资产阶级的补补缀缀的改良，这些改良会巩固旧的社会制度，因而可以把最终的大崩溃变成一个逐步实现的和尽可能和平进行的瓦解过程。正是这些人在忙个不停的幌子下不仅自己什么都不干，而且还企图阻止任何事情发生，只有空谈除外；正是这些人在１８４８年和１８４９年由于自己害怕任何行动而每一步都阻碍了运动，终于使运动遭到失败；正是这些人从来看不到反动派，而十分惊奇地发现他们自己终于陷入既无法抵抗又无法逃走的绝境；正是这些人想把历史禁锢在他们的狭隘的庸人眼界之内，但是历史总是从他们身上跨过去而自己走自己的路程。(p.187-188)

    在阶级斗争被当做一种不快意的“粗野的”事情放到一边去的地方，当做社会主义的基础留下来的就只是“真正的博爱”和关于“正义”的空话。(p.188)

    一直是统治阶级的阶级中也有人归附于斗争着的无产阶级并且向它提供启蒙因素，这是发展的过程所决定的不可避免的现象。这一点我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清楚地说明了。但是这里应当指出两种情况：

    第一，要对无产阶级运动有益处，这些人必须带来真正的启蒙因素。....这些启蒙者的基本原则就是拿自己没有学会的东西教给别人，党完全可以不要这种启蒙者。

    第二，如果其他阶级中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末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可是，正像已经证明的那样，这些先生满脑子都是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观念。....在工人党中，他们是冒牌货。如果有理由暂时还容忍他们，那末我们就应当仅限于容忍他们，而不要让他们影响党的领导工作，并且要清楚地知道，和他们分裂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且这个时间看来是已经到了。....但是，既然连党的领导也或多或少地落到了这些人的手中，那就是说党简直是受到了阉割，再没有无产阶级的锐气了。(p.188-189)

    至于我们，那末，根据我们的全部过去，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规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p.189-190）

    恩格斯：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

    俾斯麦先生说，要粉碎社会主义，仅仅采取镇压手段是不够的，还必须采取种种措施以消除不可争辩地存在的社会混乱现象，保证工作的秩序，防止工业危机以及其他等等。他答应要提出为社会谋福利的这种“积极”措施的建议。他说，因为像我这样一个领导本国事务１７年的人，有权认为自己是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内行。这很像一个人说，只要他吃了１７年马铃薯，他就精通农学了。(p.191)

    所谓对贸易、交通线、消费资料等等的社会需要，无非是用来掩饰交易所强盗把手头的几十亿投入周转的不可遏止的需要而已(p.193)

    除了铁路....，主要是在制铁工业中进行投机活动。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甚至建立了几个胜过克列索的企业。不幸，在危机的时刻发现，这样大规模的生产没有消费者。(p.193)

    由于德国工业比英法工业出现得晚，它就不得不限于去填补它的先行者留给它的那些不大的空白点，即提供大批对英国人来说过于零碎而对法国人来说又过于粗糙的商品，生产小量经常变化的产品，价格便宜而质量低劣的商品。(p.194)

    这个政府当然不会遭到它的两院的反对，因为两院就是交易所的真正的分所。(p.200)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统治于现代社会中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和统治于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p.205)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按：指18世纪启蒙主义的社会理想）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p.206)

    资产阶级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背负着自己的对立物：资本家没有雇佣工人就不能生存，而且，随着中世纪的行会师傅发展成为现代的资产者，行会帮工和行会外的短工便相应地发展成为无产者。（p.206）

    在每一个大的资产阶级运动中都爆发过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多少发展了的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平等的要求已经不再限于政治权利方面，它也扩大到个人的社会地位方面了；必须加以消灭的不仅是阶级特权，而且是阶级差别本身。(p.207)

    我们也已经看到，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正好在那时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悟性而已。现在，当法国革命把这个理性的社会和这个理性的国家实现了的时候，就发现新制度不论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决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p.208)

    理性的社会的遭遇也并不更好一些。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并没有在普遍的幸福中得到解决，反而由于缓和这种对立的行会特权和其他特权的废除，由于减弱这种对立的教会慈善设施的取消而更加尖锐化了；现在已经实现的脱离封建桎梏的“财产自由”，对小资产者和小农说来，就是把他们的被大资本和大地产的强大竞争所压垮的小财产出卖给这些大财主的自由，于是这种“自由”对小资产者和小农说来就变成了失去财产的自由；工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迅速发展，使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条件。现金交易，如卡莱尔所说的，日益成为社会的唯一纽带。犯罪的次数一年比一年增加。如果说，以前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干出来的封建罪恶虽然没有消灭，但终究已经暂时被迫收敛了，那末，以前只是暗中偷着干的资产阶级罪恶却更加猖獗了。商业日益变成欺诈。革命的箴言“博爱”在竞争的诡计和嫉妒中获得了实现。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了刀剑，成为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初夜权从封建领主手中转到了资产阶级工厂主的手中。卖淫增加到了前所未闻的程度。婚姻本身和以前一样仍然是法律承认的卖淫的形式，是卖淫的官方的外衣，并且还以不胜枚举的通奸作为补充。总之，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竞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p.208-209)

    只有大工业才能发展那些使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消灭成为绝对必要的冲突——不仅是大工业所产生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而且是它所产生的生产力和交换形式本身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大工业又正是通过这些巨大的生产力来发展解决这些冲突所必需的手段。(p.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