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的利益决不在于维护个人占有，而是在于排除它，因为凡是个人占有还存在的地方，公共占有就成为不可能。(p.572)

    你们企图在小农的所有权方面保护小农，这不是保护他的自由，而仅仅是保护他被奴役的特殊形式而已；这是延长他的求生不成求死不得的状况。(p.573)

    社会主义的任务，勿宁说仅仅在于把生产资料转交给生产者公共占有。（p.573)

    我坚决否认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有任务除了吸收农村无产者和小农以外，还将中农和大农，或者甚至将大地产租佃者、资本主义畜牧主以及其他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国内土地的人，也都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p.575)

    我们党内可以有来自任何社会阶级的个别人物，但我们绝对不需要任何代表资本家、中等资产阶级或中等农民的利益的集团。((p.576)

    小农的田地及其经营方式只容许小规模地运用机器。(p.576)

    违反小农的意志，任何稳固的变革在法国都是不可能的。(p.579)

    要求我们永久保存其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农民，我们是不需要他来做党员的，正如我们不需要那希望永久保存其师傅地位的小手工业师傅来做党员一样。(p.580)

    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用强制的办法，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p.580-581)

    在把各小块土地结合起来并且在全部结合起来的土地上进行大规模经营的条件下，一部分过去使用的劳动力就会变为多余的；劳动的这种节省也就是大规模经营的主要优点之一。(p.581)

    这里主要的任务是使农民明白地看到，我们要挽救和保全他们的房屋和土地，只有把它们变成合作社的占有和合作社的生产才能做到。正是以个人占有为条件的个体经济，使农民走向灭亡。如果他们要坚持自己的个体经济，那末他们就必然要丧失房屋和家园，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将排挤掉他们陈旧的生产方式。情况就是如此。现在我们来让农民有可能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共同利益自己进行大规模经营。难道不能使农民明白地看到，这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这是他们唯一得救的途径吗？(p.581-582)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谁也搞不清楚到何处为止算是诚实，从何处起就算是欺诈。(p.582)

    而我们则坚决站在小农方面；我们将竭力设法使他们的命运较为过得去一些，如果他们下决心的话，就使他们易于过渡到合作社，如果他们还不能下决心，那就甚至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考虑考虑这个问题。(p.582)

    们无须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后果到处都以极端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的时候，才来实现这个变革。我们在这方面为了农民的利益而必须牺牲一些社会资金，这从资本主义经济的观点看来好像是白费金钱，然而这却是善于投资，因为这种物质牺牲可能使花在整个社会改造上的费用节省十分之九。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我们可以很慷慨地对待农民。(p.582-583)

    如果我们所给的诺言使农民哪怕有一点借口设想我们是要想长期保全小块土地所有制，那就不仅对于党而且对于小农本身也是最坏不过的帮倒忙。这就简直是把农民解放的道路封闭起来并把党降低到招摇过市的反犹太主义的水平。(p;583)

    现在分为小块的土地也是必定要转归公共占有的。(p.583)

    工人政党当然应该首先维护雇佣工人，即维护男女长工和短工的利益；仅仅由于这一点，工人政党就不能向农民做出任何包括有让工人雇佣奴隶制继续存在的诺言。但是只要还存在真正的大农和中农，他们就非用雇佣工人不可。如果我们支持小块土地农民想长期作为小块土地农民存在的希望是荒谬的话，那末向大农和中农做这样的许诺就几乎是背叛了。(p.584)

    对于大农和中农也是如此。当然，我们更关心得多的是他们的男女长工和短工，而不是他们。如果这些农民想要获得他们的经济继续存在下去的保证，我们是决不能给的。(p.584)

    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竞争和海外廉价的粮食生产，无论大农和中农都同样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灭亡，这是日益增加的债务和他们的经济到处显著衰落所证明了的。对于这种衰落我们根本没有办法阻止，这里我们也只能建议把各个农户联合为合作社，以便在这种合作社内愈来愈多地消除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并把这些合作社逐渐变成全国大生产合作社的拥有同等权利和义务的组成部分。如果这些农民懂得他们现在的生产方式必然要灭亡并且从中作出必要的结论，他们就要到我们这里来，而我们的职责就是要尽力使他们也易于过渡到新的生产方式。(p.585)

    我们的党一掌握了国家权力，就应该干脆地剥夺大土地占有者，就像剥夺工厂主一样。这一剥夺是否要用赎买来实行，这大半不是取决于我们，而是取决于我们取得政权时的情况，尤其是取决于大土地占有者老爷们自己的行为。我们决不认为，赎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好多次！）他的意见：假如我们能用赎买摆脱这整个匪帮，那对于我们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了。(p.585)

    我们将把这样归还给社会的大地产，在社会监督下，转交给现在就已耕种着这些土地并将组织成合作社的农业工人使用。……资本主义农场之转变为公有农场在这里是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并且可以马上实行，比方说，就像在克虏伯先生或施杜姆先生的工厂中一样。这些农业合作社的范例，将使最后一些可能仍在反抗着的小块土地农民看到合作的大规模农场的优越性，而且也许会使某些大农看到这些优越性。(p.586)

    就《工人报》改为日报一事给奥地利工人的贺信

    如果你们能以最近十五个月内所显示的那种才能来利用日益有利于你们的政治形势，如果你们善于及时地采取坚决行动，可是又同样及时地（这常常是必要的）等待时机，也就是使情况对你们有利，那末在这方面你们也能保证取得胜利。（p.590)

    卡•马克思《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

    这部著作，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这里的问题是要把一个对全欧洲都很紧要同时又很典型的多年历史发展时期中的内在因果联系揭示出来，从而按照作者的观点，把政治事件归结于终究是经济原因的作用。(p.591)

    使这部著作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是，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国工人政党都一致用以概述自己的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p.593)

    这样，这里就第一次表述了一个使现代工人社会主义既与形形色色封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又与空想和自发的工人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模糊的“财产公有”截然不同的原理。(p.594)

    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这个决战定将在一个很长的和充满变迁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然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获得最终胜利。(p.595）

    在１８４９年失败以后，我们并没有与那些ｉｎｐａｒｔｉｂｕｓ〔在国外〕聚集在未来临时政府周围的庸俗民主派抱着相同的幻想。他们指望“人民”很快就会彻底打败“暴君”，我们却估计到这个“人民”内部所隐藏着的对立成分在铲除“暴君”后定会彼此进行长久的斗争。(p.595)

    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１８４８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p.595)

    实际上情形多半是这样：第一次胜利的成果，只是由于较激进的一派取得第二次胜利才会巩固下来；当这点一经达到，从而使当时必须实现的事情获得实现时，激进派及其成绩就又重新从舞台上消失了。

    从十七世纪英国大革命起的近代一切革命，都显示了这些似乎是与任何革命斗争分不开的特征。看来，无产阶级争取自己解放的斗争也具有这些特征。(p.596)

    既然在一切稍微长久的革命时期中，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样容易被那些拚命挤到前面来的少数人用骗人的花言巧语所诱惑，那末他们对于那些最确切地反映他们经济状况的思想，对于那些不外是明确而合理地表达他们自己虽还未理解到、但已经模糊感觉到的要求的思想，难道会更难接受吗？(p.597)

    既然连这支强大的无产阶级军队也还没有达到目的，既然它没有能够以一次决定性的打击取得胜利，而不得不慢慢向前推进，在严酷顽强的斗争中夺取一个一个的阵地，那末这就彻底证明了，在１８４８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p.598)

    １８４８年革命的掘墓人，竟成了它的遗嘱执行者。 而在他们旁边则已有１８４８年革命的继承者威严地站立起来，这就是以国际为代表的无产阶级。(p.599)

    在本书所考察的那个时期后已经过了二十年的时候，工人阶级的这种统治还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法国让巴黎听天由命，无动于衷地观望着它在麦克马洪的炮弹下流血；另一方面，公社本身分成了布朗基派（多数）和蒲鲁东派（少数），无论哪一派都不知道应该干什么，彼此进行着无谓的斗争，致使公社精力疲惫。１８７１年的轻易胜利，也和１８４８年的突然袭击一样，都是没有什么成果的。(p.599-600)

    《共产党宣言》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p.;601-602)

    斗争的条件也已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１８４８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p.603)

    即使在巷战的典型时代，街垒也与其说是在物质上，不如说是在道义上起作用。街垒是一种动摇军心的手段。如果它能坚持到这个目的实现的时候，斗争就获得胜利；如果坚持不到，斗争就遭受失败。(p.604)

    在起义者方面，一切条件都变坏了。人民各阶层都表同情的起义，恐怕不会再有了；在阶级斗争中，中等阶层大概永远不会这样毫无例外地统统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致使那纠集在资产阶级周围的反动党派几乎完全消失。(p.605)

    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末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他们为什么流血牺牲。最近五十年来的历史，已经使我们领会了这一点。但是，为了使群众明白应该做什么，还必须进行长期而坚忍的工作，而我们现在正是在进行这种工作，并且进行得很有成效，竟使敌人陷于绝望了。(p.607)

    甚至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也日益认识到，他们只有预先把广大人民群众——在这里就是指农民——争取过来，才可能取得持久的胜利。(p.607-608)

    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一无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p.608）

    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毫不停手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政府统治制度所能支配的范围，不是要把这个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p.609)

    请不要忘记，德意志帝国，也如一切小国家和一切现代国家一样，乃是契约的产物：首先是君主之间的契约的产物，其次是君主与人民之间的契约的产物。如果有一方破坏契约，契约就要全部作废，另一方也不再受契约义务的约束。(p.611)

    附  录（以下访谈录，在《马恩全集》第22卷列入附录中，现选录数则，供参考。）

    １８９２年４月１日弗•恩格斯对法国《闪电报》记者的谈话

    路特希尔德家族只是从他们作为银行家的利益出发，这种利益就是要得到尽可能多的代售佣金和剥削尽量多的糊涂虫，如此而已。”(p.621)

    如果法国同俄国结成同盟进攻德国，德国将为保卫民族的生存而进行殊死的斗争，而对于民族的生存，德国社会党人远较资产者更为关心。因此社会党人将战到最后一人，并且将毫不犹豫地采取１７９３年法国采用过的革命手段。(p.623)？

    １８９３年５月１１日弗•恩格斯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

    我们并不那么愚蠢，以致自己投到政府为我们设下的圈套里去；要知道德国政府为了能镇压我们，它最希望的就是起义。对于目前我们和政府之间的力量对比，我们知道得太清楚了，还不至于冒冒失失地决定走这一步。(p.626)

    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但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在目前的君主联邦制政府的统治下，这是不可能的。(p.628-629)

    如果明天我们必须掌握政权，我们就需要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我坚信，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已经准备同我们在一起。(p.629-630)

    １８９３年６月底弗恩格斯对英国《每日纪事报》记者的谈话
    我们的纲领是纯粹社会主义的。我们的第一个要求是：一切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归社会公有。（p.633)

    悉尼•维伯先生直到头发花白还在打算感染自由党。我们不相信能感染资产阶级政党。我们在感染人民。(p.636)
    （注）维伯，悉尼詹姆斯（１８５９—１９４７）—— 英国政治活动家，费边社创建人之一；曾和自己的妻子比阿特里萨•维伯合写了许多关于英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和理论方面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宣扬关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有可能来解决工人问题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