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怎样呢？

    要知道，目前之所以还能维持住和平，只是由于军事技术发生不断的革命，这种革命使任何人都不能认为自己已对战争做好准备，同时还由于对世界战争中的胜负完全无法估计普遍感到恐惧，而世界战争是现在唯一可能发生的战争。(p.10)

    在我们的队伍里已经有够多的老战士，他们当中有够多的人已经学会，在弹雨的袭击下持枪待命，直到冲锋的时刻到来。(p.11)

    德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

    这种向自己对立面的转变，这种最终会达到与出发点完全相反之点的现象，是所有不清楚自己的原因和存在条件，因而抱着纯粹幻想目的的历史运动的必然命运。“历史的讽刺”对它们作出无情的修正。(p.24)

    法国革命已经平息，它自己产生了自己的镇压者——拿破仑。(p.29)

    法国的压迫至少是现代的压迫，它迫使德意志的君主们消除了当时制度中最不能容忍的旧时代残余。(p.30-31)

    拿破仑由于站在令人目眩的高处，他所依靠的基础又很不稳固，已经无法下决心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他需要迅速获得成功，取得辉煌的胜利。(p.33)

    对拿破仑的胜利就是欧洲的君主国对法国革命的胜利，因为拿破仑帝国是法国革命的最后阶段；恢复“正统主义” 就是对这次胜利的庆祝。(p.35)

    克里木战争是一出无与伦比的大型误会喜剧，在看这出戏的时候，你时刻都会问自己：这儿被骗的究竟是谁？但是这出喜剧花了无数的钱财和一百多万人的生命。(p.42)

    年轻的资产阶级的出现反映在自由主义立宪运动中，而无产阶级的诞生则反映在通常称作虚无主义的运动中。(p.45)

    俄国沙皇专制制度的崩溃则会直接促使这个过程（按：即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加快。一旦沙皇政权这个全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堡垒垮台，整个欧洲的风向就会完全改变。因为欧洲的反动政府都很清楚，它们虽然由于君士坦丁堡等等而同沙皇争吵不休，但是可能有这么一天，它们会乐意把君士坦丁堡、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以及沙皇所要求的一切都抛给他，只要他能保护它们不受革命之害。所以，一旦这个主要堡垒本身转入革命的手中，欧洲的反动政府就会彻底丧失自信心和镇静；那时它们将只有指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并且很快会感到局势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也许，他们竟会派遣自己的军队去恢复沙皇政权，——这将是世界历史的莫大讽刺！(p.56)

    论反犹太主义

    反犹太主义，这是文化落后的标志，因而只是在普鲁士和奥地利，还有俄国，才有它的地位。（p.58）

    只有在生产还是掌握在农民、地主、手工业者以及诸如此类由中世纪保存下来的阶级的手里的地方，——只有在这种地方，犹太人的资本才占优势，也只有在这种地方才有反犹太主义。(p.59)

    反犹太主义无非是中世纪的、垂死的社会阶层反对主要由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组成的现代社会的一股反动逆流；因此，反犹太主义戴上伪装的社会主义假面具，只为反动的目的效劳；这是封建社会主义的畸形变种，我们同它不可能有任何共同之处。(p.59)

    资本愈强大，雇佣工人阶级也愈强大，从而资本家的统治也就愈接近灭亡。(p.59)

    《共产党宣言》１８９０年德文版序言

    在１８４７年，社会主义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运动，共产主义则意味着工人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方面，是可以进出沙龙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我们当时已经十分坚决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就丝毫没有怀疑究竟应该在这两个名称中间选定哪一个名称。而且后来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p.68)

    伦敦的５月４日

    无产阶级的五一节活动之所以有划时代的意义，不单单是因为它具有使之成为战斗工人阶级第一次国际行动的普遍性质。它还使我们能够证实各个国家里的运动所取得的最令人欢欣鼓舞的成就。(p.69)

    旧工联所网罗的都是“有技术的”工人；它们带有闭塞的性质，根本不接纳没有受过行会训练的工人；这样一来，它们就自己促使非行会工人来同它们竞争；它们有钱，但是越有钱，它们就越退化为单纯的患病职工补助会和丧葬基金会；它们保守，千方百计地尽一切可能躲避“可诅咒的”社会主义。与此相反，“没有技术的”工人的新工会则接纳每一个同行；它们基本上是，而煤气工人的工会甚至纯粹是，为了进行罢工而组织的联合会和罢工基金会；它们的行列中虽然还不是人人皆社会主义者，但它们至少是坚定不移地只愿意要社会主义者而不要其他任何人来做它们的领袖。(p.70)

    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的草稿
    多数往往是很快就变成少数的。（p.77)

    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
    在理论方面，我在这家报纸上看到了（一般来说在“反对派”的所有其他报刊上也是这样）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其特点是：第一，显然不懂他们宣称自己在维护的那个世界观；第二，对于在每一特定时刻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实一无所知；第三，明显地表现出德国文学家所特具的无限优越感。马克思在谈到七十年代末曾在一些法国人中间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时也预见到会有这样的学生，当时他说：“ｔｏｕｔｃｅｑｕｅｊｅｓａｉｓ，ｃ’ｅｓｔｑｕｅｍｏｉ，ｊｅｎｅｓｕｉｓｐａｓｍａｒｘｉｓｔｅ”—— “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p.81)

    在实践方面，我在这家报纸上看到的，是完全不顾党进行斗争的一切现实条件，而幻想轻率地“拿下障碍物”；这也许会使作者们的不屈不挠的年轻人的勇气受到赞扬，但是，如果把这种幻想搬到现实中去，则可能把一个甚至最强大的、拥有数百万成员的党，在所有敌视它的人们完全合情合理的哈哈大笑中毁灭掉。可是，甚至一个小宗派也不至于实行这种只有中学生水平的政策。(p.81)

    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应该从当兵做起；要在党内担任负责的职务，仅仅有写作才能或理论知识，甚至二者全都具备，都是不够的；要担任领导职务，还需要熟悉党的斗争条件，掌握这种斗争的方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最后还必须自愿地把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中——一句话，他们这些受过“学院式教育”的人，总的说来，应该向工人学习的地方，比工人应该向他们学习的地方要多得多。(p.82)

    1８９１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

    每一个多少有点国际运动经验的人都知道，一旦发生分裂，制造分裂的人或被公认为制造分裂的人始终是工人心目中的罪人。因此，如果在１８９１年召开两个代表大会，我们就要使制造这种分裂的过错不能落到我们身上。(p.84-85)

    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

    现在帝国政府又企图在普通法的范围内来反对我们，因此我们也试图利用我们通过坚决运用不合法手段而重新争得的合法手段。至于是否要把关于“合法”手段那一条重新列入纲领，这并不那么重要。应当设法暂时用合法的斗争手段对付下去。不仅我们这样做，凡是工人拥有某种法定的活动自由的所有国家里的所有工人政党也都在这样做，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用这种办法能获得最大的成果。但是这必须以敌人也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为前提。如果有人企图借助新的非常法，或者借助非法利决和帝国法院的非法行为，借助警察的专横或者行政当局的任何其他的非法侵犯而重新把我们的党实际上置于普通法之外，那末这就不得不使德国社会民主党重新走上它还剩下的唯一的一条道路，不合法的道路。即使是在英国人这个最尊重法律的民族那里，人民遵守法律的首要条件也是其他权力机关不越出法律的范围；否则，按照英国的法律观念，起义就成为公民的首要义务。
(p.91)

    有百分之二十的选票投给了党，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然而这同时也表明，还有百分之八十的选票投给了联合在一起的敌人。如果我们的党在这时候看到，投给它的选票在最近三年内增加了一倍，并且在下届选举时还能期望选票有更大的增长，那末除非它失掉理智，否则不会在今天百分之二十对百分之八十，而且面对军队的情况下进行暴动，因为暴动的结果毫无疑问会失掉二十五年来占领的一切重要阵地。(p.91-92)

    答保尔•恩斯特先生

    更危险得多的是傲慢的文学家和大学生集团，这特别是因为他们不能认清最简单的事物，在观察经济的和政治的情况时不能毫无偏见地衡量现实事实的相互关系和斗争着的力量的实际影响；因此他们想强迫党接受那种极其轻率的策略。(p.99)

    致《柏林人民报》编辑部

    我只是有幸来收获一位比我伟大的人——卡尔•马克思播种的光荣和荣誉。因此，我只有庄严地许约，要以自己的余生积极地为无产阶级服务，但愿今后尽可能不辜负给予我的荣誉。（p.100)

    致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

    请你们相信，我的余生和我尚存的精力将献始为无产阶级事业而进行的斗争。让我在我不能进行斗争的时候再死去吧。(p.101)

    致《工人纪事周报》和《人民言论》编辑部

    现代大工业要在任何国家确立，都不能不使旧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革命化，不能不在产生资本家阶级的同时产生无产阶级，并且产生它们之间的阶级斗争和力图推翻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工人政党。（p.103-104)

    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

    第一，工会的抵抗只有在市场处于中等和繁荣状态时才会起良好的作用；在停滞和危机时期，它们通常就失去作用；布伦坦诺先生断言“它们能克服后备军的致命的影响”，这是使人好笑的夸张。第二，——其他次要的限制更不必说了——无论劳动保护法，无论工会的抵抗，都无法消除应该消除的最主要的东西，即资本主义关系，这种资本主义关系始终不断地把资本家阶级和雇佣工人阶级之间的对立再生产出来。雇佣工人群众终身注定从事雇佣劳动，他们和资本家之间的鸿沟，随着现代大工业的逐渐占有一切生产部门而变得越来越深，越来越宽。但是，由于布伦坦诺先生想把雇佣奴隶变成心满意足的雇佣奴隶，他不得不大大地夸大劳动保护、工会的抵抗、舍本逐末的社会立法等等的良好作用；而由于我们用简单的事实就能驳斥这些夸大，所以他就大发雷霆。(p.110)
    (注）布伦坦诺，路约（１８４４—１９３１）——德国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讲坛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他的文章无论说是什么都可以，只是不能算做“使人感到愉快的”东西。如果说在这些文章中也还有点使人感到愉快的东西，那只是由于马克思对当时“不知为何许人”的布伦坦诺的阴暗面进行了打击，而被打击者现在事后想回避这些打击，把这些打击说成是“他那丑角插科打诨式的论战中的粗鲁话”。伏尔泰、博马舍、保尔•路易•古利耶（注）的辛辣的论战著作，都曾被他们的对手——容克地主、神甫、法官以及其他等级集团的代表叫做“丑角插科打诨式的论战中的粗鲁话”，这并没有能够阻止这些“粗鲁话”成为现在公认的卓越的典范著作。(P.133)
    （注）博马舍，比埃尔 奥古斯丹（１７３２—１７９９）—— 杰出的法国剧作家。《费加乐的结婚》等剧的作者。古利耶，保尔 路易（１７７２—１８２５）——法国语文学家和政论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反对法国贵族和教权派的反动势力。

    这篇演说用的是极其夸张和混乱的语言，附带许多保留条件，演讲人自己也被自己那些重复的词句弄得糊里糊涂。尤其是下面这句话是纯粹的胡说：资本的增长对工人有极大的好处，因为这种增长会降低在生产过程中直接和劳动竞争的那种商品的价格。如果说某种商品和劳动竞争而这种商品（例如，机器）变得便宜的话，那末由此产生的第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工资降低。按照格莱斯顿（注）先生的说法，这也会“对工人阶级有极大的好处”！（p.145）
    （注）格莱斯顿，威廉 尤尔特（１８０９—１８９８）—— 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派，十九世纪下半叶是自由党领袖；曾任财政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５和１８５９—１８６６）和首相（１８６８—１８７４、１８８０—１８８５、１８８６、１８９２—１８９４）。

    正是在财富获得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却处于困苦和被凌辱的状况。（p.148）

    在纺织业中，４５６６４６名棉纺工和织工（另奇缺、美国内战正酣的时候，在（１８６２年１０月）百分之六十的纱锭和百分之五十八的织机停工，其余的每周只开工２—３天，５万多棉纺织业工人（单身的和有家眷的）向社会慈善机关或救济委员会领取补助，而（１８６３年３月）１３６６２５人为不足糊口的一点钱从救济委员会那里获得公共工程或缝纫学校的工作的时候（瓦茨《棉荒实况》１８６６年版第２１１页１６１），如果他们竟听说自己是无比地幸福，大概会大吃一惊！(p.151)

    最后是成衣和制鞋业，……在这１２５万人中充其量有百分之三十为私人订货者干活的男工生活还多少可以过得去。其余的人，——和这里提到的所有行业中的人一样，—— 都遭到中间人、代理人、小业主这些在英国叫做ｓｗｅａｔｅｒｓ〔吸血鬼〕的人的剥削，可以用这样的话来概括他们的状况：从事大量的过度的劳动，领取少得可怜的工资。（p.152)

    最近二十年中工人阶级状况的“没有先例的”改善，就表现在伤寒、霍乱以及其他种种同样美妙的传染病的流行上，这些疾病最后终于从工人住宅区也蔓延到城市的贵族住宅区。在这些报告书中调查了英国工人在居住和饮食方面的“生活资料”的没有先例的“增长”，发现在无数情况下，他们的住宅都是传染病的真正发源地，饮食则只能勉勉强强达到，或者甚至低于不至于因饥饿致病的水平。(p.154)

    多么拙劣的诡辩！如果说工人阶级仍然“穷”，只是随着他们给有产阶级创造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而变得“不那么穷”了，那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相对地还是像原来一样穷。如果说穷的极端程度没有缩小，那末，穷的极端程度就增大了，因为富的极端程度已经增大。(p.158)

    格莱斯顿在１８６４年４月７日所作的下一个预算演说，是一首对于敛钱事业的进步和因“贫穷”而减色的国民幸福的品得式的赞歌。他谈到处于“赤贫边缘”的群众，谈到“工资没有提高的”行业，最后，他用下面这样的话概括了工人阶级的幸福：“人的生活十有八九都纯粹是为生存而挣扎”。不像格莱斯顿那样受官方考虑的约束的福塞特教授则直截了当地说：

    “自然我并不否认，货币工资随着资本的这种增加〈最近几十年〉而有所提高，但是，由于许多生活必需品日益昂贵〈他认为这是由于贵金属贬值造成的〉，这种表面上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都丧失了。…… 富人迅速地变得更富了，而工人阶级的生活却没有什么可以觉察得出来的改善……工人几乎成了小店主的奴隶，他们都是小店主的债务人。”(p.158-159)

    大学教授们所发动的整个这场攻击，在两大国持续二十年之久，而其结果是任何人也不敢再怀疑马克思写作上的认真态度了。（p.202-203)

    巴黎公社二十周年给法国工人的贺信

    在每一个健康的男子都在经历军队生活的今天，这种军队开始愈来愈多地反映人民的情绪和思想；作为主要的压迫工具的这种军队，日益变得不可靠了。各强国的首脑已经胆战心惊地预见到，终有一天掌握武器的士兵会拒绝杀害自己的父老兄弟。(p.214)

    既然军队中也出现了曙光，那就意味着旧世界的末日已经不远了。(p.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