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卷各篇均为恩格斯著作,《全集》未逐篇署名,本书也照此处理)
恩格斯(1883-1889) 《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
《宣言》中始终贯彻的基本思想,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智慧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这个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p.3)
格奥尔格•维尔特
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诗人维尔特,生在莱茵的德特莫耳特,……1848年三月革命后,我们为了创办《新莱茵报》,又都齐集在科伦。维尔特负责小品栏,我不相信在别的报纸上什么时候有过这样有趣而锋利的小品栏。他的主要作品之一是《著名的骑士施纳普汉斯基的生平事迹》;这篇作品描写了海涅(注1)在他的长诗《阿塔•特洛尔》中这样命名的李希诺夫斯基公爵的冒险事迹。一切事实都是符合现实生活的;……直到现在,还是非常有趣的。 但是在1848年9月18日,因为施纳普汉斯基—李希诺夫斯基和普鲁士将军冯•奥尔斯瓦特(也是议会议员)一起骑马去侦察那些前往援助法兰克福街垒战的农民队伍,他们两人都罪有应得地被农民们当做间谍杀死了,所以德意志帝国当局控诉维尔特侮辱已故的李希诺夫斯基。于是,早已在英国的维尔特,便在反动派封闭了《新莱茵报》很久之后,被判处了三个月的监禁。
我称他为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诗人。的确,他的社会主义的和政治的诗作,在独创性、俏皮方面,尤其在火一般的热情方面,都大大超过弗莱里格拉特的诗作。他常常利用海涅的形式,但仅仅是为了以完全独创的、别具只眼的内容来充实这个形式。
维尔特所擅长的地方,他超过海涅(因为他更健康和真诚),并且在德国文学中仅仅被歌德超过的地方,就在于表现自然的、健康的肉感和肉欲。……我不能不指出,德国社会主义者也应当有一天公开地扔掉德国市侩的这种偏见,小市民的虚伪的羞怯心,其实这种羞怯心不过是用来掩盖秘密的猥亵言谈而已。例如,一读弗莱里格拉特(注2)的诗,的确就会想到,人们是完全没有生殖器官的。但是,再也没有谁像这位在诗中道貌岸然的弗莱里格拉特那样喜欢偷听猥亵的小故事了。最后终有一天,至少德国工人们会习惯于从容地谈论他们自己白天或夜间所做的事情,谈论那些自然的、必需的和非常惬意的事情,就像罗曼语民族那样,就像荷马和柏拉图,贺雷西和尤维纳利斯(注3)那样,就像旧约全书和《新莱茵报》那样。(p.9)
(注1)海涅,亨利希( 1797—1856)—— 伟大的德国革命诗人。《阿塔.特洛尔》是他的一首讽刺长诗,借阿塔.特洛尔熊的形象,嘲笑了小产阶级革命家、伪社会主义空谈家、日耳曼民族主义者。 (注2)弗莱里格拉特,斐迪南(1810—1876)——德国诗人,初期为浪漫主义者,后来成为革命诗人,1848—1849年是《新莱茵报》编辑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五十年代脱离革命斗争。 (注3)荷马——传说中的古希腊盲歌手,据信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是他所作。柏拉图(前427-前347),古希腊哲学家,也是诗人。贺雷西(通译贺拉斯,前65-前8),古罗马诗人,批评家。尤维纳利斯(60-140)古罗马讽刺诗人。
启 示 录
基督教同现代社会主义完全一样,是以各种宗派的形式,尤其是通过彼此矛盾的个人观点来掌握群众的,这些观点中有的比较明确,有的比较混乱,而后者又占绝大多数;不过所有这些观点都敌视当时的制度,敌视“当局”。(p.10)
基督教同任何大的革命运动一样,是群众创造的。(p.11)
马克思和《新莱茵报》
当二月革命爆发的时候,我们所称的德国“共产党”仅仅是一个人数不多的核心,即作为秘密宣传团体而组成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但是,这个不大的战斗队,却拥有一个大家都乐于服从的第一流领袖马克思,并且赖有他才具备了一个至今还保留其全部意义的原则性的和策略的纲领—— 《共产党宣言》。(p.17)
从来没有一个策略纲领是像这个策略纲领一样得到证实的。它在革命前夜被提出后,已经受住了这次革命的考验;并且从那时起,任何一个工人政党要是背离了这个策略纲领,都因此而受到了惩罚。而现在,差不多过了四十年以后,它已成为欧洲——从马德里到彼得堡所有一切坚决而有觉悟的工人政党的准则。(p.18)
资产阶级不是被德国无产阶级当时的样子所吓倒,而是被它势将变成而法国无产阶级已经变成的样子所吓倒,所以资产阶级认为唯一的生路就是去同君主制度和贵族进行任何的、甚至最懦弱的妥协;而无产阶级则由于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所以它的绝大多数起初不得不充当资产阶级最先进的极左翼的角色。(p.19)
我们的敌人全是卑鄙的,我们对他们都一律采取了极端鄙视的态度。(p.21)
法兰克福议会(注)甚至不是一个辩论俱乐部;这里几乎没有进行过什么辩论,而大数场合都是宣读预先准备好的学院式论文,通过一些要用来鼓舞德国庸人,但却无人理睬的决议。(p.22) (注)1848年德国革命期间,政府迫于群众的压力,成立了议会,把议员送到法兰克福,让他们准备制宪。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民主派在议会里空谈时,政府全力镇压群众,革命失败后,议会解散,所有决议被一笔勾销。
凡是民主派小资产阶级想用它惯用的词句——我们大家希望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一切分歧只是出于误会——来抹煞它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的场合,我们也反对了民主派小资产阶级。而我们越是不让小资产阶级对我们无产阶级民主派发生误解,它对我们就越顺从,越好说话。越是激烈和坚决地反对它,它就越容易屈服,就对工人政党做更多的让步。(p.23)
在重新巩固起来的反动政府旁边存在着无权的议会,但这种议会却以为自己的无力的决议能扭转乾坤。这种愚不可及的自我欺骗,支配了直到极左派为止的所有的人。我们告诫他们,你们在议会中的胜利,同时也将是你们实际上的失败。(p.23)
我们在许多方面都不自觉地仅仅是模仿了真正的(不是保皇党人伪造的)“人民之友”(注1)的伟大榜样;一切的怒叫,以及使人们在几乎一百年中只知道马拉的完全被歪曲了的形象的那种全部历史捏造,只不过是由于,马拉无情地扯下了当时那些偶像——拉斐德、巴伊(注2)等人的假面具,揭露了他们已经成了十足的革命叛徒的面目,还由于,他也像我们一样不认为革命已经结束,而想使革命被宣布为不断的革命。(p.23-24)
(注1)“人民之友”是雅各宾派领袖之一让保尔马拉于1789年9月12日至1793年7月14日出版的报纸;该报于1789年9月16日至1792年9月21日用这个名称出版;报上有这样的题字:Marat,IAmiduPeuple。 (注2)拉斐德,玛丽约瑟夫保尔(1757—1834)——法国将军,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大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在当国民自卫军长官时(1789—1791)曾指挥士兵向马尔斯广场上的共和派游行示威(1791)群众开枪射击;1792年是一个军团的指挥官,妄图把它变成反革命工具,1792年8月10日人民起义后逃往国外;1830年资产阶级七月革命的领袖之一。
巴伊,让西尔万(1736—1993)法国天文学家,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的活动家,自由立宪资产阶级领导者之一,他任巴黎市长时(1789—1791)曾下令向马尔斯广场上的要求共和国的游行示威群众开枪射击(1791),因此在1793年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
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很简单的:赞助一切革命民族,号召革命的欧洲对欧洲反动势力的强大支柱——俄国,进行一场普遍的战争。(p.24)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第一版序言
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p.29-30)
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由于新形成的社会各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取而代之,而国家的基层单位已经不是血族团体,而是地区团体了。在这种社会中,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从此自由开展起来,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历史的内容。(p.30)
1 史前各文化阶段
摩尔根是第一个具有专门知识而想给人类的史前史建立一个确定的系统的人;他所提出的分期法,直到大量增加的资料认为需要改变时为止,看来依旧是有效的。
在三个主要时代——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中,不消说,他所研究的只是前两个时代以及向第三个时代的过渡。他根据生活资料生产的进步,又把这两个时代中的每一时代分为低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因为,他说: “这一生产上的技能,对于人类的优越程度和支配自然的程度具有决定的意义;……人类进步的一切伟大时代,是跟生存资源扩充的各时代多少直接相符合的。”(p.32)
2 家 庭
为了在发展过程中脱离动物状态,实现自然界中的最伟大的进步,还需要一种因素: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而成年雄者的相互宽容,嫉妒的消除,则是形成较大的持久的集团的首要条件,只有在这种集团中才能实现由动物向人的转变。(p.45)
有些民族的妇女所做的工作比我们所设想的要多得多,这些民族常常对妇女怀着比我们欧洲人更多的真正尊敬。外表上受尊敬的、脱离一切实际劳动的文明时代的贵妇人,比起野蛮时代辛苦劳动的妇女来,其社会地位是无比低下的;后者在本民族中被看做真正的贵妇人(lady frowa,Frau= 夫人),而就其地位的性质说来,她们也确是如此。(p.61)
随着财富的增加,它便一方面使丈夫在家庭中占居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利用这个增强了的地位来改变传统的继承制度使之有利于子女的意图。但是,当世系还是按母权制来确定的时候,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废除母权制,而它也就被废除了。这并不像我们现在所想像的那样困难,因为这一革命——人类所经历过的最激进的革命之一,——并不需要侵害到任何一个活着的氏族成员。氏族的全体成员都仍然能够保留下来,和以前一样。(p.67-68)
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妇女的这种被贬低了的地位,在英雄时代,尤其是古典时代的希腊人中间,表现得特别露骨,虽然它逐渐被伪善地粉饰起来,有些地方还披上了较温和的外衣,但却是丝毫也没有消除的。(p.69)
多妻制是富人和显贵人物的特权,多妻主要是用购买女奴隶的方法取得的;人民大众都是过着一夫一妻制的生活。(p.73)
一夫一妻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即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长成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丈夫在家庭中居于统治地位,以及生育只是他自己的并且应继承他的财产的子女,——这就是希腊人坦率宣布的个体婚制的唯一目的。(p.77)
个体婚制在历史上决不是作为男女之间的和好而出现的,更不是作为这种和好的最高形式而出现的。恰好相反。它是作为女性被男性所奴役,作为整个史前时代所未有的两性冲突的宣告而出现的。(p.78)
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个体婚制是一个伟大的历史的进步,但同时它同奴隶制和私有财富一起,却开辟了一个一直继续到今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是通过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压抑而实现的。个体婚制是文明社会的细胞,根据这种形态,我们可以研究文明社会内部充分发展着的对立和矛盾的本来性质。(p.78)
群婚制传给文明时代的遗产是两重的,正如文明时代所产生的一切都是两重的、口不应心的、分裂为二的、自相矛盾的一样:一方面是一夫一妻制,另方面则是杂婚制以及它的最极端的形式——卖淫。杂婚制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也是一种社会制度;它使旧时的性的自由继续存在,以利于男子。在实际上不仅被容忍而且特别为统治阶级所乐于实行的杂婚制,在口头上是受到非难的。但是实际上,这种非难决不是针对着参与此事的男子,而只是针对着妇女:她们被排除出去,被排斥在外,以便用这种方法再一次宣布男子对妇女的绝对统治乃是社会的根本法则。(p.79)
在一夫一妻制内部第二种矛盾也因此而发展起来了。同靠杂婚制取乐的丈夫并存的还有一个被遗弃的妻子。正如吃了半个苹果以后就再不能有一个整苹果一样,没有矛盾的另一面,就不可能有矛盾的这一面。(p.79-80)
虽然加以禁止、严惩但终不能根除的通奸,已成为与个体婚制和杂婚制并行的不可避免的社会制度了。(p.80)
在个体家庭中,在它仍然忠实于自己的历史起源,并且男女之间的冲突由于丈夫的独占统治而明白显露出来的场合,我们就看到了,它是自文明时代起分裂为各个阶级的社会在其中运动着、但是既不能解决又不能克服的那些对立和矛盾的一幅缩图。(p.80)
罗马人作为世界的未来征服者,具有虽不比希腊人细致但比他们远大的见识,在罗马人中间,妇女享有更多的自由和尊敬。(p.81)
正如马克思所常常说的,他在美洲印第安人中间找到了一把了解我们自己的原始时代的钥匙。(p.81)
在各民族混合的过程中,在罗马世界的废墟上发展起来的新的一夫一妻制,使丈夫的统治具有了比较温和的形式,而使妇女至少从外表上看来有了古典古代所从未有过的更受尊敬和更加自由的地位。从而就第一次造成了一种可能性,在这种可能性的基础上,从一夫一妻制之中——因情况的不同,或在它的内部,或与它并行,或违反它——发展起来了我们应归功于一夫一妻制的最伟大的道德进步:整个过去的世界所不知道的现代的个人性爱。(p.82)
在这两种场合(按:指天主教国家和新教国家),婚姻都是由双方的阶级地位来决定的,因此总是权衡利害的婚姻。这种权衡利害的婚姻,在两种场合都往往变为最粗鄙的卖淫——有时是双方的,而以妻子为最通常。妻子和普通的娼妓不同之处,只在于她不是像雇佣女工计件出卖劳动那样出租自己的肉体,而是一次永远出卖为奴隶。(p.84)
只有在被压迫阶级中间,而在今天就是在无产阶级中间,性爱才可能成为并且确实成为对妇女的关系的常规,不管这种关系是否为官方所认可。不过,在这里,古典的一夫一妻制的全部基础也就除去了。在这里没有任何财产,而一夫一妻制和男子的统治原是为了保存和继承财产而建立的;因此,在这里也就没有建立男子统治的任何刺激了。……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完全是另一种个人的和社会的关系。……在无产者家庭中,除了自一夫一妻制出现以来就扎下了根的对妻子的虐待也许还遗留一些以外,男子的统治的最后残余也已失去了任何基础。这样一来,无产者的家庭,即使在最热烈的爱情和双方都保持最牢固的忠实的情况下,也不管有可能得到什么宗教的和世俗的祝福,也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了。(p.84-85)
劳动契约仿佛是由双方自愿缔结的。但是,这种契约的缔结之所以被认为出于自愿,只是因为法律在纸面上规定双方处于平等地位而已。至于不同的阶级地位给予一方的权力,以及这一权力加于另一方的压迫,即双方实际的经济地位,——这是与法律毫不相干的。(p.86)
我们从过去的社会关系中继承下来的两性的法律上的不平等,并不是妇女在经济上受压迫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p.86)
随着家长制家庭,尤其是随着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的产生,情况就改变了。家务的料理失去了自己的公共的性质。它不再涉及社会了。它变成了一种私人的事务;妻子成为主要的家庭女仆,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只有现代的大工业,才又给妇女——只是给无产阶级的妇女——开辟了一条参加社会生产的途径。(p.87)
现代的个体家庭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妇女的家庭奴隶制之上,而现代社会则是纯粹以个体家庭为分子而构成的一个总体。……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p.87)
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个体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p.87) (按:着重号是编选者加的。)
这三种婚姻形式大体上与人类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相适应。群婚制是与蒙昧时代相适应的,对偶婚制是与野蛮时代相适应的,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在对偶婚制和一夫一妻制之间,插入了男子对女奴隶的统治和多妻制。(p.88)
自古就有的杂婚制现在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影响下愈是变化,愈是适应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愈是变为露骨的卖淫,它在道德上的腐蚀作用也就愈大。而且它在道德上对男子的腐蚀,比对妇女的腐蚀要厉害得多。卖淫只是使妇女中间不幸成为受害者的人堕落,而且即令她们也远没有堕落到普通所想像的那种程度。与此相反,它败坏着全体男子的品格。(p.88)
行将到来的社会变革至少将把绝大部分耐久的、可继承的财富——生产资料——变为社会所有,从而把这一切传授遗产的关切减少到最低限度。(p.88-89)
随着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雇佣劳动、无产阶级、从而一定数量的——用统计方法可以计算出来的——妇女为金钱而献身的必要性,也要消失了。卖淫将要消失,而一夫一妻制不仅不会终止其存在,而且最后对于男子也将成为现实。(p.89)
随着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个体家庭就不再是社会的经济单位了。私人的家庭经济变为社会的劳动部门。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成为公共的事业;社会同等地关怀一切儿童,无论是婚生的还是非婚生的。因此,对于“后果”的担心也就消除了,这种担心在今天成了妨碍少女毫无顾虑地委身于所爱的男子的最重要的社会因素——既是道德的也是经济的因素。这会不会成为更自由的性交和随之而来的社会舆论对于处女荣誉及女性耻辱的更加宽容的态度逐渐产生的原因呢?最后,难道我们没有看见,在现代世界上一夫一妻制和卖淫虽然是对立物,但却是不可分离的对立物,是同一社会秩序的两极吗?能叫卖淫消失而不叫一夫一妻制与它同归于尽吗?(p.89)
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关系,在古代只是在官方社会以外才有。(p.90)
现代的性爱,同单纯的性欲,同古代的爱,是根本不同的。第一,它是以所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在这方面,妇女处于同男子平等的地位,而在古代爱的时代,决不是一向都征求妇女同意的。第二,性爱常常达到这样强烈和持久的程度,如果不能结合和彼此分离,对双方来说即使不是一个最大的不幸,也是一个大不幸;……最后,对于性交关系的评价,产生了一种新的道德标准,不仅要问:它是结婚的还是私通的,而且要问:是不是由于爱情,由于相互的爱而发生的?(p.90-91)
当事人双方的相互爱慕应当高于其他一切而成为婚姻基础的事情,在统治阶级的实践中是自古以来都没有的。至多只是在浪漫事迹中,或者在不受重视的被压迫阶级中,才有这样的事情。(p.92)
应该认为,这种结婚方式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是非常合适的,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但是——世界历史的讽刺是无穷无尽的——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注定要把这种结婚方式打开一个决定性的缺口。它把一切变成了商品,从而消灭了过去留传下来的一切古老的关系,它用买卖、“自由”契约代替了世代相因的习俗,历史的法。(p.93)
但是,……历史的讽刺又重新出现了。统治阶级仍然为众所周知的经济影响所支配,因此在他们中间,真正自由缔结的婚姻只是例外,而在被压迫阶级中间,像我们所已看到的,这种婚姻却是通例。(p.95)
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p.95)
既然性爱按其本性来说就是排他的,——虽然这种排他性在今日只是对妇女才完全有效,——那末,以性爱为基础的婚姻,按其本性来说就是个体婚姻。(p.95)
男子在婚姻上的统治是他的经济统治的简单的后果,它将自然地随着后者的消失而消失。(p.96)
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末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p.96)
3.易洛魁人的氏族
国家是以一种与全体经常有关的成员相脱离的特殊的公共权力为前提的。(p.110)
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呵!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争端和纠纷,都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血族复仇仅仅当作一种极端的、很少应用的手段;我们今日的死刑,只是这种复仇的文明形式,而带有文明的一切好处与弊害。虽然当时的公共事务比今日更多,——家庭经济都是由若干个家庭按照共产制共同经营的,土地乃是全部落的财产,仅有小小的园圃归家庭经济暂时使用,——可是,丝毫没有今日这样臃肿复杂的管理机关。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不会有贫穷困苦的人,因为共产制的家庭经济和氏族都知道它们对于老年人、病人和战争残废者所负的义务。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包括妇女在内。……凡与未被腐化的印第安人接触过的白种人,都称赞这种野蛮人的自尊心、公正、刚强和勇敢,这些称赞证明了,这样的社会能够产生怎样的男子、怎样的妇女。(p.111)
这个时代的人们,不管在我们看来多么值得赞叹,但他们彼此并没有什么差别,用马克思的话说,他们还没有脱掉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脐带①。这种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权力一定要被打破,而且也确实被打破了。不过它是被那种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一种堕落,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的势力所打破的。(p.113) ① 参看马克思《资本论》196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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