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雅典国家的产生

    贵族的日益扩展的货币统治，为了保护债权人以对付债务人，为了使货币所有者对小农的剥削神圣化，也造成了一种新的习惯法。在阿提卡的田地上到处都竖立着抵押柱，上面写着这块地已经以多少钱抵押给某某人了。没有竖这种柱子的田地，大半都因未按期付还押款或利息而出售，归贵族高利贷者所有了；农民只要被允许作佃户租种原地，能得自己劳动生产品的六分之一以维持生活，把其余六分之五以地租的形式交给新主人，那他就谢天谢地了。不仅如此，如果出卖土地所得的钱不够还债，或者债务没有抵押保证，那末债务人便不得不把自己的子女出卖到国外去做奴隶，以偿还债务。父亲出卖子女——这就是父权制和一夫一妻制的第一个果实！要是吸血鬼还不满足，那末他可以把债务人本身卖为奴隶。雅典人的文明时代的欢乐的曙光，就是如此。(p.127-128）

    以前，当人民的生活条件和氏族制度还相适应时，这样的变革是不可能的；……生产是在极狭隘的范围内进行的，但生产品完全由生产者支配。这是野蛮时代的生产的巨大优越性，这一优越性随着文明时代的到来便丧失了。夺回这一优越性，但却以今日人类所获得的对自然的有力支配以及今日已有可能的自由结合为基础，这将是下几代人的任务。（p.128-129）

    希腊人的情形就不同了。业已出现的对畜群和奢侈品的私人占有，引起了单个人之间的交换，使产品变成了商品。这就包含着随之而来的全部变革的萌芽。当生产者不再直接消费自己的产品，而是通过交换把它转让出去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对自己的产品的支配权力。他们已不再知道产品的结局如何。于是利用产品来反对生产者、剥削和压迫生产者的可能性便产生了。因此，不论哪一个社会，只要它不消灭单个人之间的交换，它便不能长久保持对它自己的生产的支配，不能长久保持对自己生产过程的社会后果的控制。(p.129)

    迄今所发生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以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命。它们如果不侵犯另一种所有制，便不能保护这一种所有制。……的确，一切所谓政治革命，从头一个起到末一个止，都是为了保护一种财产而实行的，都是通过没收（或者也叫做盗窃）另一种财产而进行的。所以毫无疑问，二千五百年来私有制之所以能保存下来，只是由于侵犯了财产所有权的缘故。(p.131)

    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p.135)

    使雅典灭亡的并不是民主制，像欧洲那些讨好君主的学究们所断言的那样，而是排斥自由公民劳动的奴隶制。(p.136)

    8 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

    从共和制的末期起，罗马的统治已经建立在残酷剥削被征服的各行省的基础上；帝制不但没有消除这种剥削，反而把它变成了常规。帝国越是走向没落，税捐和赋役就越是增加，官吏就越是无耻地进行掠夺和勒索。商业和工业向来不是统治着各民族的罗马人的营生；只有在高利贷方面，他们才超过这些民族而空前绝后，商业所得到所保持的东西，都在官吏的勒索下毁灭了；……普遍的贫困化，商业、手工业和艺术的衰落，人口的减少，都市的衰败，农业退回到更低的水平——这就是罗马人的世界统治的最终结果。(p.169)

    奴隶制已不再有利，因而灭亡了。但是垂死的奴隶制却留下了它那有毒的刺，即鄙视自由人的生产劳动。于是罗马世界便陷入了绝境：奴隶制在经济上已经不可能了，而自由人的劳动却在道德上受鄙视。前者是已经不能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后者是还不能成为这种形式。只有一次彻底革命才能打破这种绝境。(p.170-171)

    有权势的地主和服劳役的农民之间的关系，对罗马人来说曾经是古代世界毫无出路的没落形式，现在对新的世代来说成了新的发展的起点。其次，不论这四百年看起来多么像白白度过，可是却留下了一个重大的成果：这就是一些现代的民族〔ｍｏｄｅｒｎ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ａｔｅｎ〕，亦即西欧人类为了未来的历史而实现的新的形成和新的组合。(p.176)

    德意志人，尤其在当时，是一个天资高的雅利安部落，并且正处在充满生命力的发展中。但是使欧洲返老还童的，并不是他们的特殊的民族特点，而只是他们的野蛮状态，他们的氏族制度而已。(pl.176)

    他们的个人才能和勇敢，他们的爱好自由，以及把一切公共的事情看做是自己的事情的民主本能，总之，是罗马人所丧失的一切品质，——只有这些品质才能从罗马世界的污泥中造成了新的国家，养成了新的民族〔ｎｅｕ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ａｔｅｎ〕——所有这一切，如果不是高级阶段野蛮人的特征，如果不是他们的氏族制度的果实，又是什么呢？(p.176-177)

    凡德意志人给罗马世界注入的一切有生命力的和带来生命的东西，都是野蛮时代的东西。的确，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p.178)

    9 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

    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在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使财富增加并且使生产场所扩大的同时，在既定的总的历史条件下，必然地带来了奴隶制。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即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p.184-185)

    妇女的家务劳动现在同男子谋取生活资料的劳动比较起来已经失掉了意义；男子的劳动就是一切，妇女的劳动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品。在这里就已经表明，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p.185)

    除了自由人和奴隶之间的差别以外，又出现了富人和穷人间的差别，——随着新的分工，社会又有了新的阶级划分。各个家庭首长之间的财产差别，炸毁了各地仍然保存着的旧的共产制家庭公社；同时也炸毁了在这种公社范围内进行的共同耕作制。耕地起初是暂时地、后来便永久地分配给各个家庭使用，它向完全的私有财产的过渡，是逐渐完成的，是与对偶婚制向一夫一妻制的过渡平行地完成的。个体家庭开始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p.187)

    文明时代巩固并加强了所有这些在它以前发生的各次分工，特别是通过加剧城市和乡村的对立……而使之巩固和加强，此外它又加上了一个第三次的、它所特有的、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它创造了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 商人。……这里首次出现一个阶级，它根本不参予生产，但完全夺取了生产的领导权，并在经济上使生产者服从自己，它成了每两个生产者之间的不可缺少的中间人，并对他们两者进行剥削。(p.189)

    一个寄生阶级，真正的社会寄生虫阶级形成了，它从国内和国外的生产上榨取油水，作为对自己的实际上非常有限的贡献的报酬，它很快就获得了大量的财富和相应的社会影响，正因为如此，它在文明时期便取得了愈来愈荣誉的地位和对生产的愈来愈大的统治权，直到最后它自己也生产出自己的产品——周期性的商业危机为止。(p;l189)

    随着金属货币就出现了非生产者统治生产者及其生产的新手段。商品的商品被发现了，这种商品以隐蔽的方式包含着其他一切商品，它是可以任意变为任何随心所欲的东西的魔法手段。谁握有它，谁就统治了生产世界。(p.190)

    完全的、自由的土地所有权，不仅意味着毫无阻碍和毫无限制地占有土地的可能性，而且也意味着把它出让的可能性。(p.190)

    像杂婚和卖淫紧紧跟着一夫一妻制而来一样，如今抵押制也紧紧跟着土地所有权而来了。你们希望有完全的、自由的、可以出售的土地所有权，现在你们得到它了——ｔｕｌ’ａｓｖｏｕｌｕ，ＧｅｏｒｅｇＤａｎｄｉｎ！〔这就是你所希望的，乔治唐丹！〕①(p.191)
    ①17世纪法国喜剧作家莫里哀的《乔治 唐丹》第一幕第九场。

    随着贸易的扩大，随着货币和货币高利贷、土地所有权和抵押制的产生，财富便迅速地积聚和集中到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手中，与此同时，大众日益贫困化，贫民的人数也日益增长。（p.191）

    现在产生了这样一个社会，它由于自己的全部经济生活条件而必然分裂为自由民和奴隶，进行剥削的富人和被剥削的穷人，而这个社会不仅再也不能调和这种对立，反而要使这些对立日益尖锐化。一个这样的社会，只能或者存在于这些阶级相互间连续不断的公开斗争中，或者存在于第三种力量的统治下，这第三种力量似乎站在相互斗争着的各阶级之上，压制它们的公开的冲突，顶多容许阶级   斗争在经济领域内以所谓合法形式进行。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它被国家代替了。（p.192-193)

    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道德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勿宁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p.194)

    阶级斗争和侵略竞争已经把公共权力猛增到势将吞食整个社会甚至吞食国家的高度。(p;.195）

    文明国家的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警察，都拥有比氏族社会的全部机关加在一起还要大的“权威”。(p.195）

    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因此，古代的国家首先是奴隶主用来镇压奴隶的国家，封建国家是贵族用来镇压农奴和依附农的机关，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p.196）

    在历史上的大多数国家中，公民的权利是按照财产状况分级规定的，这直接地宣告国家是有产阶级用来防御无产者阶级的组织。……但是，对财产差别的这种政治上的承认，决不是本质的东西。相反地，它标志着国家发展的低级阶段。国家的最高形式，民主共和国，在我们现代的社会条件下正日益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它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最后决定性斗争只能在其中进行到底的国家形式，——这种民主共和国已经不再正式讲什么财产差别了。在这种国家中，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其形式一方面是直接收买官吏（美国是这方面典型例子），另一方面是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p.196-197)

    有产阶级是直接通过用普选制来统治的。只要被压迫阶级——在这里就是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这个阶级的大多数人就仍将承认现存的社会秩序是唯一可能的秩序，而在政治上成为资本家阶级的尾巴，构成它的极左翼。但是，随着无产阶级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它就作为独立的党派结合起来，选举自己的代表，而不是选举资本家的代表了。因此，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不过，这也就足够了。在普选制的温度计标示出工人的沸点的那一天，他们以及资本家同样都知道该怎么办了。(p.197)

    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p.197-198)

    偶然性只是相互依存性的一极，它的另一极叫做必然性。在似乎也是受偶然性支配的自然界中，我们早就证实在每一个领域内都有在这种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内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然而适用于自然界的，也适用于社会。一种社会活动，一系列社会过程，愈是越出人们的自觉的控制，愈是越出他们支配的范围，愈是显得受纯粹的偶然性的摆布，它所固有的内在规律就愈是以自然的必然性在这种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这种规律也支配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偶然性：它们作为异己的、起初甚至是莫名其妙的、其本性尚待努力研究和认识的力量，同各个生产者和交换的参加者相对立。(p.199)

    直到今天，产品仍然支配着生产者；直到今天，社会的全部生产仍然不是由共同制定的计划，而是由盲目的规律来调节，这些盲目的规律，以自发的力量，终归是在周期性商业危机的风暴中，起着自己的作用。(p.199)

    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P.200)

    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p.201)

    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它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另方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p.201-202)

    文明时代愈是向前进展，它就愈是不得不给它所必然产生的坏事披上爱的外衣，不得不粉饰它们，或者否认它们，——一句话，是实行习惯性的伪善，这种伪善，无论在较早的那些社会形式下还是在文明时代第一阶段都是没有的，并且最后在下述说法中达到了极点：剥削阶级对被压迫阶级进行剥削，完全是为了被剥削阶级本身的利益；如果被剥削阶级不懂得这一点，甚至举行叛乱，那就是对行善的人即对剥削者的一种最卑劣的忘恩负义行为。①(p.203)
① 傅立叶已经把一夫一妻制和土地所有制作为文明时代的主要特征，他把文明时代叫做富人对穷人的战争。同样，我们也发现他有一个深刻的观点，即认为在一切不完善的、分裂为对立面的社会中，个体家庭（ｌｅｓｆａｍｉｌｌｅｓｉｎｃｏｈéｒｅｎｔｅｓ） 是一种经济单位。(恩格斯原注）

    现在把摩尔根对文明时代的评断引在下面作一个结束：

    “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巨大，它的形式是如此繁多，它的用途是如此广泛，为了所有者的利益而对它进行的管理又是如此巧妙，以致这种财富对人民说来变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然而，总有一天，人类的理智一定会强健到能够支配财富，一定会规定国家对它所保护的财产的关系，以及所有者的权利的范围。社会的利益绝对地高于个人的利益，必须使这两者处于一种公正而和谐的关系之中。只要进步仍将是未来的规律，像它对于过去那样，那末单纯追求财富就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了。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分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摩尔根《古代社会》第５５２页）（p.203)

    卡•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德文第一版序言

    劳动决定商品价值，劳动产品按照这个价值尺度在权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间自由交换，这些——正如马克思已经证明的——就是现代资产阶级全部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意识形态建立于其上的现实基础。（p.210)

    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尺度，这个认识一经确立，善良的资产者必然会因世界的邪恶而感到自己最高尚的感情深受伤害，这个世界，虽然名义上承认公平原则，但是事实上时时刻刻都在肆无忌惮地抛弃公平原则。特别是小资产者，他们的诚实劳动——即使只是他的帮工和学徒的劳动——在大生产和机器的竞争下天天跌价，特别是小生产者，必然会迫切希望有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产品按它的劳动价值来交换终于成为完全的毫无例外的真理，换句话说，他们必然迫切希望有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只有商品生产的一个规律绝对地不折不扣地发生作用，而唯一能够保证这条规律发生作用的那些条件，即商品生产以至资本主义生产的其他规律都排除了。(p.210-211)

    帝俄高级炸药顾问

    那些没有必要在西欧像小学生那样学步这种斗争的先生们，却竭力把革命弄到施因德汉斯（注）的水平，他们的枪甚至不是用来对付真正的敌人，而是对付一般公众，——这些先生们绝对不是俄国革命的追随者和同盟者，而是它的最凶恶的敌人。(p.223）
    （注）施因德汉斯（意即屠夫汉斯），是毕克列尔，约翰（１７８０左右—１８０３）的绰号，他是德国强盗，莱茵区匪帮的魁首，在德国文学中施因德汉斯作为“侠盗”，抱打不平的斗士，穷人的保护者的形象久享盛名。

    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

    １８４８年的革命，和它以前的许多次革命一样，有着奇特的同路人和继承人。正是那些把这次革命镇压下去的人，如卡尔马克思常说的，变成了它的遗嘱执行人。路易－ 拿破仑不得不建立独立而统一的意大利，俾斯麦不得不在德国实行根本的改革，不得不恢复匈牙利的独立，而英国的工厂主们不得不使人民宪章生效。(p.227)

    这个时期工人阶级的状况怎样呢？有时也有改善，甚至对于广大群众来说也是如此。但是，由于大量的失业后备军汹涌而来，由于工人不断被新机器排挤，由于现在同样日益受机器排挤的农业人口移来，这种改善每次都又化为乌有。(p.227)

    我们发现，工人阶级中只有两种“受保护的” 人的状况得到了长期的改善。第一种是工厂工人。第二种是巨大的工联。……从１８４８年以来，他们的状况无疑有了显著的改善；这方面最好的证明是：在十五年多的时期中，不但雇主非常满意他们，而且他们也非常满意雇主。他们形成了工人阶级中的贵族；他们为自己争到了比较舒适的地位，于是就认为万事大吉了。……对每个懂事的资本家和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他们现在的确是非常可爱、非常随和的人。(p.227-228)

    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价值限制在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上，另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平均价格照例降低到这种生活资料的最低限度上。这两条规律以自动机器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对工人起着作用，用它的轮子压轧着工人。(p.229)

    资本主义生产是不能停下来的：它必须继续增长和扩大，否则必定死亡。

    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易受伤害的地方，它的阿基里斯之踵（注）。必须经常扩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而这种经常的扩大现在越来越不可能了。资本主义生产正陷入绝境。英国一年比一年紧迫地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要么是民族灭亡，要么是资本主义生产灭亡。必然灭亡的究竟是哪一个？(p.230)
    （注）阿基里斯是古希腊英雄，出生后母亲曾将他在冥河里浸洗，所以全身刀枪不入，但母亲握住的脚踵未经浸泡，成为漏洞，后来敌人射中他的脚踵，致他于死命。

    真实的事情是：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某种程度上是分沾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的。这些利益在工人中间分配得极不均匀；取得绝大部分的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但广大群众有时也能沾到一点。正因为如此，所以从欧文主义灭绝以后，英国再也没有过社会主义了。当英国工业垄断一旦破产时，英国工人阶级就要失掉这种特权地位；整个英国工人阶级，连享有特权并居于领导地位的少数在内，将跟其他各国工人弟兄处于同一水平上。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将重新在英国出现。(p.231)

    《卡尔•马克思在科伦陪审法庭面前》一书序言

    我们那时号召过人民拿起武器来反对政府吗？是的，我们是这样做了。而且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破坏了法律，抛弃了法制基础吗？是的，然而政府早在我们破坏这些法律以前就撕毁了它们，把它们掷在人民的脚下，法制基础也就不再存在了。可以把我们作为战败了的敌人消灭，但不能判我们有罪。（p.235）

    对历史事件不应当埋怨，相反地，应当努力去理解它们的原因，以及它们的还远远没有完全显示出来的后果。(p.236)

    如果现存的政府利用现行法律来摆脱它的反对者，那末它所做的是任何一个政府所做的。但是，如果它以为要完全把他们吓倒只需要大喝一声：你们是革命者！那末它用这种办法最多只能吓倒庸人。(p.236)

    德国小市民对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要求，就只有一个意义：这个党应当成为像小市民自己那样的小市民的党，决不要参加革命，而只是忍受革命。（p.239）

    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
    共产主义者同盟于１８４７年在《共产主义宣言》中写在旗帜上的理论原则，则是目前欧洲和美洲整个无产阶级运动的最牢固的国际纽带。(p.241)

    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现代阶级对立所由产生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p.247）

    现代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摆脱阶级划分，从而摆脱阶级斗争，就不能争得自身的解放。因此，共产主义现在已不再意味着凭空设想一种尽可能完善的社会理想，而是意味着深入理解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p.248)

    德国无产阶级赫然可畏的大力士形象日益增长，对这个巨人来说，那个专供庸人使用的狭小的帝国建筑已经过于狭窄，他那魁伟的体格和宽阔的两肩不断壮大，有朝一日他从自己座位上站起来，就可以使帝国宪法的整个建筑变为废墟。(p.260)

    同盟在１８４７年至１８５２年所代表的学说，那时曾被聪明的庸人带着嘲笑的神情看做狂人呓语，看做几个孤单的宗派分子的秘密学说，现在，这个学说在世界一切文明国家里，在西伯利亚矿山的囚徒中，在加利福尼亚的采金工人中，拥有了无数的信徒；而这个学说的创始人、当时受到人们的憎恨和诽谤最多的一个人——卡尔马克思，临到逝世时，却是新旧两大陆无产阶级的经常被请教的和永远乐于帮助的顾问。(p.261)

    当前的形势

    共和国将要遭到的危险，足以迫使小资产者稍多地倾向极左派，而在其他情况下，他们是决不会这样做的，这正是我们共产主义者所需要的形势。(p.263)

    致《社会主义者报》编辑委员会

    我不是一个仅仅以政府善意或恶意来解释政府的行动的人；这种意愿本身取决于不以政府为转移的原因，即取决于总的形势。(p.264)

    不应该这样翻译马克思的著作

    马克思是当代具有最简洁最有力的风格的作家之一。为了确切地表达这种风格，不仅要精通德语，而且要精通英语。……富有表现力的德语应该用富有表现力的英语来表达，必须使用最好的词汇，新创造的德文名词要求创造相应的新的英文名词。(p.267)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德文第三版序言

    他对当前的活的历史的这种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种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p.290)

    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伟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p.291)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

    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之一（虽然通行的教科书里没有明确提出）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愈发展，它就愈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琐细的哄骗和欺诈手段。（p.292）

    与这样的发展同时，大工业看起来也有了某些道德准则。工厂主靠着对工人进行琐细偷窃的办法来互相竞争已经不合算了。事业的发展已经不允许再使用这些低劣的谋取金钱的手段；这些手段对拥资百万的工厂主说来已毫无意义，仅仅对那些在任何地方只要能抓到一文钱就很高兴的较小的生意人彼此之间保持竞争还有用处。(p.293)

    因此，工厂主们，尤其是大的工厂主们，就感染了一种新的精神。他们学会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默认工联的存在和力量，最后甚至把罢工——发生得适时的罢工——看做是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的有力手段。过去带头同工人阶级作斗争的最大的厂主们，现在却首先起来鼓吹和平和协调了。他们这样做是有很充分的理由的。所有这些对正义和仁爱的让步，事实上只是使资本加速积聚于少数人——对他们说来早年的那种小器的额外勒索已经毫无意义，而且成了严重的障碍——手中的手段，是最迅速而有效地消灭没有这种额外收入就不能维持下去的小竞争者的手段。(p.293)

    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进行的生产的发展本身已经足以免除所有那些在这一发展的较早阶段使工人命运恶化的小的病痛。这样一来，下面这件重大的基本事实就愈来愈明显了：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病痛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p.294)

    工人用这个附加的几小时剩余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不破费资本家一文钱，但仍然落入资本家的腰包。这就是这样一个制度的基础，这个制度使文明社会愈来愈分裂成两部分，一方面是一小撮万德比尔特们，全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广大的雇佣工人群众，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产生这个结果的，并不是工人的某些小的病痛而是制度本身。(p.294)

    资本主义制度的趋向是要使社会彻底分裂成两个阶级——一方面是少数的百万富翁，另一方面是广大的雇佣工人群众。(p.296)

    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既然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所以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p.297)

    现在也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从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工人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之上、企图把两个互相斗争的阶级的利益调和于更高的人道之中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p.297)

    纪念巴黎公社十五周年

    为阻挠无产阶级成功而精心策划的种种措施，只是加速无产阶级的胜利进军。敌人在做对我们有利的事，他们不得不这样做。而且他们在这方面做得又多又好，所以今天，１８８６年３月１８日，千百万工人，从加利福尼亚和阿韦龙的无产者矿工到西伯利亚的苦役矿工，都从内心发出了一致的呼声：“公社万岁！工人的国际团结万岁！”(p.300)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正像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一样，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p.305)

    不论政府或自由派都没有看到的东西，至少有一个人在１８３３年已经看到了，这个人就是亨利希海涅。（注）(p.306)
    （注）恩格斯指海涅关于德国哲学革命的言论，这些言论包含在海涅的著作《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中。这部著作发表于１８３４年，它是对德国精神生活中所发生的事件进行评论（一部分发表于１８３３年）的继续。海涅的这些言论贯彻了这样的思想：当时由黑格尔哲学总其成的德国哲学革命，是德国即将到来的民主革命的序幕。

    不论哪一个哲学命题都没有像黑格尔的一个著名命题那样引起近视的政府的感激和同样近视的自由派的愤怒，这个命题就是：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

    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凡是现存的决非无条件地也是现实的。在他看来，现实的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
    “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
    必然的东西归根到底会表明自己也是合理的。(p.306)

    在发展的进程中，以前的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起来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抵抗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这样一来，黑格尔的这个命题，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身，就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的，因而按其本性来说已经是不合理的，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凡在人们头脑中是合理的，都注定要成为现实的，不管它和现存的、表面的现实多么矛盾。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①（p.307）
    ① 套用歌德的悲剧《浮士德》第一部第三场（“浮士德的书斋”）中靡菲斯特斐勒司的话。

    真理是包含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包含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而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上升到较高阶段，愈升愈高，但是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p.307)

    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把人类的某种完美的理想状态看做尽善尽美的；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反之，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所由发生的时代和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同样是要走向衰落和灭亡的。(p.308)

    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相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也不过是这一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而已。(p.308)

    自然科学预言了地球本身的可能的末日和它的可居性的相当确实的末日，从而承认，人类历史不仅有上升的过程，而且也有下降的过程。(p.308)

    要在全部哲学的终点上这样返回到起点，只有一条路可走，即把历史的终点设想成这样：人类将达到正是对这个绝对观念的认识，并宣布对绝对观念的这种认识已经在黑格尔的哲学中达到了。但是这样一来，黑格尔体系的全部教条内容就被宣布为绝对真理，这同他那消除一切教条东西的辩证方法是矛盾的；这样一来，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闷死。(p.309)

    黑格尔是一个德国人而且和他的同时代人歌德一样地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歌德和黑格尔各在自己的领域中都是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完全脱去德国的庸人气味。(p.310)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妨碍黑格尔的体系包括了以前的任何体系所不可比拟的巨大领域，而且没有妨碍它在这一领域中发展了现在还令人惊奇的丰富思想。……在所有这些不同的历史领域中，黑格尔都力求找出并指出贯穿这些领域的发展线素；同时，因为他不仅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天才，而且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物，所以他在每一个领域中都起了划时代的作用。(p.310)

    黑格尔本人，虽然在他的著作中相当频繁地爆发出革命的怒火，但是总的说来似乎更倾向于保守的方面。(p.312)

    这时，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出版了。……它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自然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它是我们人类即自然界的产物本身赖以生长的基础；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我们的宗教幻想所创造出来的最高存在物只是我们所固有的本质的虚幻反映。(p.313)

    甚至这部书的缺点也加强了它的一时的影响。……对于爱的过度崇拜也是这样。……从１８４４年起在德国的“有教养的”人们中间像瘟疫一样传播开来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正是把费尔巴哈的这两个弱点当做自己的出发点的。它以美文学的词句代替了科学的认识，主张靠“爱”来实现人类的解放，而不主张用经济上改革生产的办法来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一句话，它沉溺在令人厌恶的美文学和泛爱的空谈中了。它的典型代表就是卡尔格律恩先生。(p.313-314)

    仅仅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加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p.314)

    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p.315)

    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创世说往往采取了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混乱而荒唐的形式），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P.316)

    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但是，另外还有许多哲学家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在近代哲学家中，休谟和康德就属于这一类，……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使它按照它的条件产生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末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p.317)

    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像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p.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