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致马克思     １８４７年３月９日

    格律恩把歌德的一切庸人习气颂扬为人的东西，他把作为法兰克福人和官吏的歌德变成了“真正的人”，而同时对于一切伟大的和天才的东西他却避而不谈，甚至加以唾弃。这样一来，这本书就提供了一个最光辉的证据：人＝德国小资产者。(p.89)

    如果我有五千法郎的年金，我就只是埋头工作，并且和女人们消遣，一直到我生命完结。如果没有法国女人，根本就不值得活着。（p.94）

    恩格斯致马克思     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１４—］１５日于巴黎

    总之，《改革报》编辑部的组成极其糟糕。论英国危机的文章和一切经济方面的文章通常是由一个毫无用处而妄自尊大的廉价文人制造出来的，他大概是根据某一个通讯社的交易所文章来研究这些问题，他用一种巴黎四等银行家手下的三等办事员的眼光来看待一切，用一种被英国人叫做“实际主义者”的稳妥态度来判断一切。(p.117)

    恩格斯致马克思     １８４８年１月２１日  星期五晚上于巴黎

    这些人追求这个无人知晓的定律真是太妙了。他们想要找到一个定律，用这个定律使生产增加到十倍。他们象寓言里的马车夫一样，到处寻找一个能替他们把社会马车从泥泞中拉出来的海格立斯（注）。而海格立斯就在他们掌握之中。“充足生产律”就在于使人们“充足地”生产。如果他们不能做到这点，那末任何符咒都帮助不了他们。取得特许证的发明家们对充足生产所作的贡献，比绞尽脑汁追求科学的整个路•勃(注2)要多得多。(p.130-131)

    （注1）海格立斯——希腊神话传说中的英雄，大力士。
    （注2）勃朗，路易（１８１１—１８８２）——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历史学家；１８４８年临时政府成员和卢森堡委员会主席；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１８４８年８月流亡英国，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导人之一。

    恩格斯致马克思     １８４８年４月２５日于巴门

    很遗憾，认股（注1）的事，在这里很少希望。布兰克（注2）是我曾经就此事写过信去的人，并且还是最好的一个，现在实际上已经变成一个资产者；其余的人，自从他们建立企业，开始同工人发生冲突以来，就更是资产者了。这些人都象害怕鼠疫一样害怕讨论社会问题，他们把这叫做煽惑人心。我费了不少唇舌，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外交手腕，仍然是不肯定的答复。现在我再做一次最后的尝试，如果失败，那末一切都完了。结果怎样，过两三天你会得到确实消息。问题的实质是，在这里甚至连激进的资产者都把我们看成是他们的未来的主要敌人，不愿意把武器交到我们手里，因为我们很快会把它掉转过来反对他们自己。

    从我的老头（注3）那里根本什么也弄不到。在他看来，《科伦日报》已经是叛逆的顶峰了，所以他宁愿叫我们吃一千颗子弹，也不会送给我们一千塔勒。(p.141-142)

    （注1）按：指为《新莱茵报》出资。
    （注2）布兰克，卡尔•艾米尔（１８１７—１８９３）——德国商人，四十至五十年代接近社会主义观点；恩格斯的妹妹玛丽亚的丈夫。
    （注3）按指恩格斯的父亲。

    马克思致恩格斯      １８４８年１１月中于科伦

    本来，不向报纸投入这样大笔款子，对我更加合理些，因为我被三四起违反出版法的诉讼案所缠，每天都可能被捕，那时我就会象鹿渴求清水那样渴求金钱了。但是问题在于，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守住这个堡垒（注），不放弃政治阵地。(p.147)
    （注）指《新莱茵报》。

    我能把你丢开不管吗！哪怕是一会儿，那也是纯粹的幻想，你永远是我的最知心朋友，正象我希望的我是你的最知心朋友一样。(p.147)

    恩格斯致马克思      １８５０年１２月１７日于曼彻斯特

    最近我去过约翰•瓦茨那里；看来这个家伙很会做生意；他在第恩斯孟特街的那家地基比较高的商店，现在已经大大扩充了。他成了一个地道的激进的庸人，除了教育运动以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醉心于“道德的力量”，并且选中蒲鲁东先生作为自己崇拜的对象。他翻译了《经济矛盾》(注)和其他著作，为此还亏了许多钱，因为英国的工人还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看不懂这些好书。....对于那些完成了这种转变而成了殷实的资产者的人来说，蒲鲁东在这里自然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人物：他似乎比欧文还走得远，但仍然是十分受人尊敬的。(p.173)
    (注)按：指蒲鲁东的著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

    恩格斯致马克思     １８５１年２月５日于曼彻斯特

    我将痛斥整个官方民主派；我将把包括马志尼、赖德律－ 洛兰（注1）等人在内的官方民主派同财政改革派（注2）看成一丘之貉，使他们在英国无产阶级面前威信扫地。(p.199)

    （注1）马志尼，朱泽培（１８０５—１８７２）——意大利革命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之一，１８４９年为罗马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脑，１８５０年是伦敦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组织者之一；在五十年代反对波拿巴法国干涉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赖德律－洛兰，亚历山大•奥古斯特（１８０７—１８７４）——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领袖之一，《改革报》编辑；１８４８年是临时政府成员，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在议会中领导山岳党；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示威游行后流亡英国，伦敦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导人之一。
    （注2）议会改革和财政改革派是加入全国议会改革和财政改革协会的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他们在１８４９年为了实行选举改革（所谓小宪章）和税收改革而成立了这个协会。资产阶级激进派用自己的纲领对抗宪章派的要求，指望在１８４８年４月１０日宪章派的示威游行失败后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积极性低落的情况下分裂宪章运动，并使工人群众接受自己的影响。受到宪章运动内改良派支持的资产阶级激进派的鼓动并没有获得成功。宪章派的大多数在五十年代仍然忠于人民宪章。全国议会改革和财政改革协会于１８５５年解体。

    此地的自由贸易论者正在利用繁荣或半繁荣，来收买无产阶级，而在其中充当经纪人的是约翰•瓦茨。(p.201)

    马克思致恩格斯     １８５１年２月１１日［于伦敦］

    尽管如此，我却很喜欢你我二人目前所处的真正的离群独居状态。这种状态完全符合我们的立场和我们的原则。一系列的互相让步，出于礼貌而不得不容忍的模棱两可的作法，以及必须在公众面前同所有这些蠢驴一起对一些可笑的事情分担一部分责任——现在必须抛弃这些。(p.205-206)

    恩格斯致马克思     １８５１年２月１２日  星期三［于曼彻斯特］

    聪明过度的路•勃朗的愚蠢的小人的虚荣心的发展方式，则表明这个高尚的矮子是个十足的蠢材。这是好事情。人们越来越看出，流亡是一所学校，在这里，一个人如果不彻底脱离流亡生活，不满足于不同所谓“革命党”发生任何关系的独立著作家的地位，他就必然会成为傻瓜、蠢驴或者十足的无赖。(p.206)

    你在经济学上的最新发现，我现在正在最认真地反复思考。今天我没有功夫详谈这个问题，不过我认为这个发现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数字不能开玩笑，因此我要仔细地加以研究。(p.208)

    恩格斯致马克思     １８５１年２月１３日星期四［于曼彻斯特］

    我们不需要任何名誉，不需要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党的任何支持，我们的立场不取决于这类小事情。从现在起，我们只对我们自己负责，而当这些先生用得着我们的时刻来临时，我们就可以迫使他们接受我们的条件。(p.209-210)

    革命是一种与其说受平时决定社会发展的法则支配，不如说在更大程度上受物理定律支配的纯自然现象。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些法则在革命时期具有大得多的物理性质，必然性的物质力量表现得更加强烈。只要你作为一个党的代表出现，你就要被卷到这个不可抗拒的自然必然性的漩涡里去。只有采取自主态度，实质上比其他人更革命，才能至少在一段时期对这个漩涡保持独立，当然最后还是要被卷到漩涡里去。（p.210）

    不替蠢驴们担负责任，对一切人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同时使这批蠢材的全部密谋都不能夺去我们的欢快。(p.210)

    马克思致恩格斯     １８５１年２月２３日［于伦敦］

    路•勃朗起草了一篇宣言，....这篇宣言——当然是蠢话连篇——却被路•勃朗看作是人的天赋在最有利的情况下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智慧”。

    矮子（按：即路易.勃朗）又接受巴黎工人的祝贺。这些“巴黎工人”....他们从来不代表任何人，在全巴黎是其他工人所憎恨或讥笑的对象....。他们需要随便一个小的上帝，即偶像，而这个矮子外表长得有些畸形，永远可以成为崇拜的对象。而他也让他们坚信，他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和最彻底的社会主义者。(p.213)

    至于他（按：即路易.勃朗的历史著作，他写这些东西，就象亚•大仲马（注1）写他的小品文一样。他总是只研究下一章的材料。  就这样出版了《十年历史》（注2）之类的书。一方面，这使他的叙述具有某种新鲜感，因为，他所讲的东西无论对他自己和读者都是新鲜的，但另一方面，这些东西全都是软弱无力的。(p.214)

    （注1）大仲马，亚历山大（１８０３—１８７０）——著名的法国作家。
    （注2）指路易.勃朗的《1830-1840的十年历史》

    哈尼（注）等人应该举行宪章派集会，....而不应该使自己成为矮子或半打蠢人的垫脚石。这个矮子最多只能封哈尼一个“好小伙子”的头衔。如果明天伦敦爆发运动，这个矮子或者在一年以后或者在二十年以后就会拿出真凭实据证明，是他把贫困的英国人推上了进步的道路。(p.215)
    （注）哈尼，乔治•朱利安（１８１７—１８９７）——著名的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宪章派左翼领袖之一；《北极星报》、《民主评论》、《人民之友》、《红色共和党人》以及宪章派其他刊物的编辑；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联系。

    哈尼之所以被卷入整个这件事情中去，首先是由于崇拜我们早就经常嘲笑的那些官方大人物的感情驱使了他。其次，他喜欢戏剧性的场面。他肯定是喜欢取宠于人的，但我不愿说他是爱虚荣的。他自己无疑处于空话主宰之下并且大放其慷慨激昂的臭气。他陷入民主派的泥坑比他愿意承认的要深些。他有两重精神，一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灌输给他的，一是他自己固有的。前者对他来说是一件约束疯人的紧身衣。后者是他的本性。(p.215)

    恩格斯致马克思     １８５１年２月２６日星期三［于曼彻斯特］

    就历史的可靠性甚至评价的正确性来说，梯也尔丝毫不比已故的桂冠诗人可怜的托利党人沙赛高明，后者也写过一部谩骂的和吹牛的西班牙战争史（注3）。(p.223)

    （注1）梯也尔，阿道夫（１７９７—１８７７）——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首相（１８３６、１８４０）；１８４８年为制宪议会议员，１８４９—１８５１年为立法议会议员，奥尔良党人；共和国总统（１８７１—１８７３），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
    （注2）沙赛，罗伯特（１７７４—１８４３）——英国诗人和作家，托利党人。
    （注3）恩格斯指阿•梯也尔《执政时代和帝国的历史》；第一卷１８４５年在巴黎出版，这一部多卷著作于１８６２年出齐；罗•沙赛《比利牛斯半岛的战争史》三卷集，１８２３—１８３２年伦敦版（１８２３—１８３２）

    恩格斯致马克思     １８５１年３月１７日［于曼彻斯特］

    失望之余，我只好去看西塞罗的书信，....这是一部极为有趣的丑闻录。西塞罗真正是无价宝....。自从世界开创以来，在庸人中间找不出比这家伙更下贱的无赖。
    （注）西塞罗（马可土利乌斯.西塞罗）（公元前１０６—４３）——杰出的罗马雄辩家和国家活动家，折衷主义哲学家。

    恩格斯致马克思      １８５１年］４月３日［于曼彻斯特］

    我愈是深入地研究战争，就愈是鄙视那种英雄气概；英雄气概只是一句无聊的空话，一个普通士兵是根本不放在嘴上的。拿破仑只要不是发表宣言和长篇演说，而是冷静地说话，他就从来不说什么“光荣的”、“不屈不挠的勇气”等等，至多不过说：“他打得好”。(p.250)

    恩格斯致马克思      １８５１年４月3日［于曼彻斯特］

    你终于把政治经济学搞完了，我很高兴。这个事情确实拖了很久，而只要你那里有一本你认为是重要的书还没有看，你是不会动笔去写的。(p.252)

    恩格斯致马克思      １８５１年４月１１日［于曼彻斯特］

    关于威灵顿（注1），我也开始逐渐有所了解。这个固执、倔强和顽固的英国人，有着足够的理智和他的民族所具有的利用资源的一切才能；他思考徐缓，行动谨慎，不论有多大幸运都从来不指望侥幸的偶然事件。如果这种“理智”能达到天才的程度，他就会是一个天才了。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十分标准，但却没有一件是卓越的（注2）。象他这样一个将军，似乎是专为英国军队而生的，这个军队的每个兵士，每个少尉，在他们各自的范围内都是一个小威灵顿。他也了解他的军队，了解他们在防御中的顽强坚持精神，这种精神是每个英国人从拳击场带来的，它使英国军队在八小时紧张的防御后（任何其他的军队在这种场合都会垮掉的），还能发起有力的攻击，而在这些攻击中，灵活性的不足可以由动作的一致性和持久性来弥补。在滑铁卢防御战（注3）中，如果没有三万五千名英国军队作核心，任何一支军队都不可能支持到普军到达的时候。

    此外，在西班牙战争中，威灵顿对拿破仑的军事学术，比其他那些被拿破仑用这种军事学术的优越性狠狠教训过的民族都领会得更多。....他并不模仿拿破仑的战法，但是他能够使法军极难于对他采用这一套战法。除了政治原因迫使他犯的错误外，他没有犯任何错误。虽然如此，我还没有发现他在任何问题上表现过一点天才。纳皮尔（注4）自己就指出，威灵顿曾有一些机会采取具有决定意义的天才的突击，可是他对此连想都没有想到过。据我所知，他从没有利用过这样的机会。他有他自己的伟大，也就是说，可以算作伟大，而仍然不失其为平庸。他具有军人的一切素质，这些素质都得到了很均衡而十分协调的发展，但正是这种协调状态才使这种种素质没有一种能发展到真正天才的程度。他是什么样的军人，就是什么样的政治家。他政治上的密友皮尔（注5）就是他的某种翻版。他们两人都是代表托利党的，这个党有着足够的理智，因而能够很有礼貌地把一个一个的阵地放弃，并溶化于资产阶级之中。这是向托列斯维德拉斯的退却。（注6）威灵顿就是这样的一个人。（p.253-254）

    （注1）威灵顿公爵，阿瑟威尔斯里（１７６９—１８５２）——英国统帅和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１８０８—１８１４年和１８１５年在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指挥英军；首相（１８２８—１８３０），外交大臣（１８３４—１８３５）。
    （注2）俏皮话：ｍｕｓｔｅｒｈａｆｔ—— “标准”；ｍｅｉｓｔｅｒｈａｆｔ—— “卓越的”。
    （注3）在１８１５年６月１８日的滑铁卢（培拉尔云斯）会战中，拿破仑的军队被威灵顿指挥下的英荷联军和布吕歇尔指挥下的普鲁士军队击溃。
    （注4）威•帕•纳皮尔《比利牛斯半岛战争史》
    （注5）皮尔，罗伯特（１７８８—１８５０）——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温和派（皮尔派）的领袖；曾任内务大臣（１８２２—１８２７和１８２８—１８３０），首相（１８３４—１８３５、１８４１—１８４６），在自由派的支持下废除了谷物法（１８４６）。
    （注6）恩格斯把保守的贵族政党托利党的某些首领的政治策略同威灵顿在１８０８—１８１０年比利牛斯半岛战争中的军事战术作类比，前者在顽强的对抗之后向资产阶级作了一些让步，后者于１８１０年指挥英军撤退到托列斯－维德拉斯（里斯本附近的城市）的筑垒阵地。

    马克思致恩格斯    １８５１年５月３日［于伦敦］

    维尔特今天给我来信表示极为不满：凄风苦雨和熏肉使他厌烦了。....他恐怕年纪已老，做不成庸人了。你是了解我们的朋友维尔特的。他总是很快就感到厌烦，尤其是当他处于庸俗而舒适的环境的时候。（p.261）

    恩格斯致马克思      １８５１年8月11日左右于曼彻斯特

    社会主义者和蒲鲁东想降低利息的全部永恒的迫切要求，依我看来，是资产者和小资产者的美好愿望的另一种表现。只要利息和利润成反比例的时候，这个要求只能导致增加利润。（p.327)

    蒲鲁东从１８４７年以来，非常彻底地完成了从黑格尔到施蒂纳的过渡，这也是一种进步。他在他自己的尸体上研究德国哲学一直研究到了最后腐烂阶段，还能说他不了解德国哲学！(p.328)

    马克思致恩格斯     １８５１年８月１４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２８号

    蒲鲁东主义的实质——整个蒲鲁东主义首先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一场论战，尽管他从共产主义中剽窃了许多东西，而且是通过卡贝（注）—勃朗的歪曲来认识共产主义的——我认为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论点：

    必须反对的真正敌人是资本。资本的纯粹经济表现是利息。所谓利润无非是工资的一种特殊形式罢了。把利息变成年金，即对资本的分年偿还，就可以废除利息。这样一来，将保证工人阶级——应读作产业阶级——永远占有优势，而资本家阶级本身则注定要逐渐消失。货币利息、房租、地租是利息的不同形式。因此，资产阶级社会仍然保存，并获得了正当的理由，只是要铲除其不良倾向。

    社会清算只是重建“健全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一种手段。是快还是慢，这对我们无关紧要。我想先听听你对这种清算本身的矛盾、不确切的地方和不清楚的地方是怎么看法。但是这种重新建立的社会的真正灵药是废除利息，即把每年支付的利息变为年金。这种不是当作经过改良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手段，而是当作它的经济规律提出来的措施，自然会造成两种结果：

    １．使小的非产业资本家变成产业资本家。２．使大资本家阶级永世长存，因为在实质上，如按平均计算，社会总的说来——产业利润不计在内——任何时候都只是支付年金。....因此，蒲鲁东不能通过施行一种即使他不提出而社会实质上也在遵循的规律来改造社会。

    蒲鲁东想赖以实现一切目的的手段就是银行。这里存在一种混淆。银行业务可以分为两部分：１．把资本变成现金。在这种场合我所给的只是货币而不是资本，其所以能这样做当然只是考虑到生产费用，也就是考虑到零点五厘或零点二五厘的利息。２．以货币的形式贷出资本，在这里利息要依资本的数量而定。在这种场合，信用所能做的，只是通过积聚等等办法把现存的、非生产性的财富变成真正的、能动的资本。蒲鲁东把这第二项看得同第一项一样容易，然而最后他会发现，如果他依靠假想的一定量的货币形式的资本，在最好的情况下，只是使资本的利息降低多少，资本的价格就以同样的比例提高多少。其结果无非是使他的证券失去信用。在他看来，法国的农民和法国的鞋匠、裁缝、商人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必须承认他们的存在。我越是研究这个臭东西，我就越确信：改造农业，因而改造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所有制这种肮脏东西，应该成为未来的变革的基本内容。否则，马尔萨斯神父就是对的了。(p.329-331)
    （注）卡贝，埃蒂耶纳（１７８８—１８５６）——法国政论家，和平空想共产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伊加利亚旅行记》一书的作者，１８４１—１８４９年是《人民报》编辑。

    恩格斯致马克思     １８５１年８月２１日于曼彻斯特

    蒲鲁东的书（注）我已经读完了一半，我认为你的看法完全正确。他诉诸资产阶级，他回到圣西门那里去以及在批判部分的成百件其他事情，都证明：他把产业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看成实质上相同的阶级，他认为，只是由于革命没有完成，它们之间才发生对抗。....我觉得，所有这些是想从理论上拯救资产阶级的最后的尝试；我们关于物质生产是决定性的历史动因、关于阶级斗争等等的论点，有很大一部分被他接受了，但大多数都被歪曲了，他在这个基础上，利用假黑格尔主义的魔术，制造了把无产阶级反过来纳入到资产阶级中去的假象。(p.334）
    （注）比•约•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

    马克思致恩格斯    １８５１年８月３１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２８号

    要指望在民主派的英雄们中间发生决定性的大转折，那总是要犯大错误的。(p.347)

    恩格斯致马克思    １８５１年９月２３日于曼彻斯特

    英国人将要破产，而被流放的杀人犯、强盗、强奸犯和扒手的合众国将向全世界提供一个惊人的例子，表明一个由公开的坏人聚居的国家能够创造什么样的奇迹。(p.3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