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书信  １８４２年２月—１８５１年１２月

    第一部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之间的书信 １８４４年１０月—１８５１年１２月

    恩格斯致马克思    １８４４年１０月初于巴门

    只要我们的原则还没有从以往的世界观和以往的历史中逻辑地和历史地做为二者的必然继续在几个著作中发挥出来，人们就仍然不会真正清醒，多数人都得盲目摸索。（p.6)

    近几年来，工人们已达到了旧文明的最后阶段，他们通过迅速增多的犯罪、抢劫和杀人来反对旧的社会制度。晚间，街上很不安全，资产阶级被殴打、刺杀和抢劫；如果这里的无产者按照英国无产者那样的规律发展下去，那他们不久就会明白，用这种方式，即作为个人和以暴力来反对旧社会制度是没有用的，要作为具有普遍品质的人通过共产主义来反对它。(p.7)

    恩格斯致马克思    １８４４年１１月１９日于巴门

    这种利己主义只不过是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达到了自我意识的本质，是现代社会所能用来反对我们的最后论据，是现存的愚蠢事物范围内的一切理论的顶峰。(p.12)

    而不管怎样，这里正确的地方是，在我们能够为某一件事做些什么以前，我们必须首先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事，利己的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抛开一些可能的物质上的愿望不管，我们也是从利己主义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想从利己主义成为人，而不仅仅是个人。(p.12)

    费尔巴哈的“人”是从上帝引伸出来的，费尔巴哈从上帝进到“人”，这样，他的“人”无疑还戴着抽象概念的神学光轮。达到“人”的真正道路是与此完全相反的。我们必须从“我”，从经验的、肉体的个人出发，不是为了象施蒂纳那样陷在里面，而是为了从这里上升到“人”。只要“人”的基础不是经验的人，那末他始终是一个虚幻的形象。(p.12-13)

    如果说肉体的个人是我们的“人”的真正的基础，真正的出发点，那末不言而喻，利己主义——当然，不仅仅是施蒂纳的理性的利己主义，而且也包括——也就是我们的对人的爱的出发点，否则这种爱就要飘浮在空中了。(p.13)

    如果人们不去研究所有这一切幻影——要知道，甚至还没有现实化的人在现实化以前也仍然是一个幻影——而去研究真实的、活生生的事物，研究历史的发展和结局，那末情况就完全不同。这样做至少是上策，因为现在我们还只是靠使用我们的笔杆子，而不能直接用手，或者如果有必要，用拳头去实现我们的思想。(p.13-14)

    恩格斯致马克思     １８４５年１月２０日于巴门

    如果那个写诗的“手工业者”(注）肯出力气给我们提供一些那里的苦难的材料就好了，特别是具体的事例，因为这适用于那些需要使之理解共产主义的庸人。(p.17)
    (注）１８４４年下半年在《前进报》上有人用这个笔名发表了一组诗歌《生活之歌》和短文《关于手工业者的训练》。

    还没有开始工作，我已经感到发愁了，做生意太讨厌，巴门太讨厌，浪费时间也太讨厌，而特别讨厌的是不仅要作资产者，而且还要作工厂主，即积极反对无产阶级的资产者。....身为共产主义者如果不从事写作，或许还可以在外表地位上作一个资产者和一个做生意的牲口，但是，如果既要广泛地从事共产主义宣传，同时又要从事买卖和工业，那就不行了。够了。复活节我一定要离开这里。此外，再加上这个彻头彻尾基督教的、普鲁士的家庭里的沉闷生活，实在使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我留在这里，到头来可能使自己变成一个德国庸人，并把庸人习气带到共产主义运动中去。(p.21)

    恩格斯致马克思     １８４５年２月２２—２６日，３月７日于巴门

    我收到费尔巴哈的一封信（我们给他写过信）费尔巴哈说，他首先要彻底清算宗教的脏东西，然后才能好好研究共产主义，从而写文章来捍卫共产主义；他还说，他在巴伐利亚与全部生活完全隔绝，所以难于做到这一点。又说，他是共产主义者，因此对他来说，问题只不过是如何实现共产主义而已。(p.23)

    站在真正的活生生的人面前，直接地、具体地、公开地进行宣传，比起胡乱写一些令人讨厌的抽象文章、用自己“精神的眼睛”看着同样抽象的公众，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p.24)

    恩格斯致马克思     １８４５年３月１７日于巴门

    我主张我们只出版那些其积极内容到今天仍很有意义的著作。葛德文的《政治上的公正》（注），作为从政治的和市民社会的观点对政治的批判，尽管有许多出色的地方（葛德文在这些地方接近共产主义），但还是不能入选，因为你得对政治作出全面的批判。尤其是，葛德文在他的著作的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应当尽可能从社会中解放出来，人只能把社会作为一种奢侈品来使用（《政治上的公正》第二卷第八册第八章附录）；而且一般来说葛德文的结论都是坚决地反社会的。(p.29)
    （注）葛德文，威廉（１７５６—１８３６）——英国小资产阶级作家和政论家，唯理论者，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政治上的公正》（通译《政治正义论》是其主要著作。

    恩格斯致马克思     １８４６年８月１９日于［巴黎］罗亚尔宫瓦鲁瓦环行路

    我在《爱比格尼》上粗略地看了一遍费尔巴哈的《宗教的本质》。这篇东西，除了有几处写得不错外，完全同过去一样。一开头，当他只限于谈论自然宗教的时候，他还不得不较多地守着经验主义的基地，但是接下去便十分混乱了。又全是本质呀，人呀，等等。（p.37-38）

    傅立叶主义者先生们也一天比一天无聊。《法郎吉》除了荒谬以外毫无内容。已经发表的傅立叶遗著全部只限于芳香运动以及或多或少似乎是从后面进行的行星交配。土星和天王星交配就产生了蜣螂，傅立叶主义者自己无疑都是这种蜣螂。(p.39)

    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１８４６年９月１６日星期三［于巴黎］

    首先必须清除格律恩，他的确是直接或间接地对他们起着一种可怕的松懈意志的作用，一旦他们抛掉了这些空谈，我就有希望对这些人做些工作了。(p.46)

    蒲鲁东在一本还没付印的新书里（该书由格律恩翻译），想出了一个妙方，能够凭空弄到钱，使所有工人早日进入地上天堂。(注1）没有人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格律恩也严守秘密，但却极力吹嘘他知道了一块新的点金石。大家都在紧张地期待着。终于，上星期艾泽曼老爷子来到了木工中间，这时我也在座，渐渐地，这个装模作样的老家伙带着天真而神秘的神情全盘泄露了出来。格律恩先生信任地把全部计划告诉过他。现在请听听这个拯救世界的宏伟计划是些什么吧：这是不折不扣的在英国早已就尽人皆知并且破产了十次的ｌａｂｏｕｒ－ ｂａｚａｒｓ，或者是ｌａｂｏｕｒ－ ｍａｒｋｅｔｓ(注2），各行业全体手工业者组成的协作社，大货栈；在那里，由协作社社员提供的全部产品都严格按照原料费用加上劳动费用来议价，并用协作社的以同样方式议价的其他产品来支付。超出协作社需要量的那部分产品，就在世界市场上出售，收入付给生产者。狡猾的蒲鲁东发议论说，这样一来，他和他的协作社的其他社员，就可以废除中间商人所得的利润了。可是这位大聪明人却没有想到，这样一来他连他的协作社的资本的利润也废除了，这种资本及其利润同被他废除了的中间商人的资本及其利润恰好是一般多，因此，他用左手得到的东西，又用右手抛出去了。他也完全忘记了：他的工人根本筹集不了足够的资本，否则他们就能同样成功地独自创业了；在协作社所能提供的费用上节约，与巨大的风险相比根本不算一回事；整个这一套办法无非是希望用魔术把利润从世界上清除而把利润的生产者保留下来；这一切完全是施特劳宾人（注3）的田园诗，它一开始就完全排斥大工业、建筑业、农业等等；这些生产者不分享资产者的利润，却不能不承担资产者的亏损；——所有这一切，以及其他成百个自然产生的异议，他由于沉醉于他那自以为是的幻想中，都完全忘记了。这一套真是可笑之极！家长格律恩自然是相信这个新的救世办法，他心里已经认为自己领导着有两万个工人的协作社了（他们想马上就大规模地干），而且他的整个家族自然将免费得到衣食和住宅。但是，蒲鲁东如果把这一套办法公开出来，一定会使自己，使所有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面前永远地丢尽脸皮。这也就是他抱怨和攻击革命５１的原因，原来他心里藏着一个和平的药方。蒲鲁东正好和约翰•瓦茨（注4）一模一样。瓦茨认为自己的使命是：尽管自己相信不可敬的无神论和社会主义，但在资产阶级眼里，却要成为一个可敬的人；蒲鲁东也竭尽全力做到：尽管同经济学家论战，自己却要成为一个公认的大经济学家。宗派分子就是这样。而且这一套又是那样陈旧！(p.47-48)

    (注1）指比•约•蒲鲁东著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第１—２卷，１８４６年巴黎版。１８４７年格律恩在达姆斯塔德出版了这本书第１卷的德译本《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或贫困的必然性》。
    (注2）恩格斯说的劳动市场，是指英国各城市中由工人的合作团体建立起来的劳动产品交换市场；１８３２年，这一运动由罗•欧文所领导，他在伦敦建立了这样的市场；在这种市场上，通过“劳动货币”（纸币）进行劳动产品的交换，劳动货币以一工时为单位。这些办法，是企图在商品资本主义关系的条件下组织无货币交换的空想，因而很快就破产了。
    （注3）施特劳宾人是德国的流动的手工业帮工。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这种名称来称呼那些在很大程度上还受着落后的行会意识和成见支配的德国手工业者，这些人抱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幻想，认为可以从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退回到小手工业去。
    （注4）瓦茨，约翰（ １８１８—１８８７）——英国政论家，初为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信徒；后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

    我最后还要报告你们一件事，就是海涅又到这里来了，前天我和艾韦贝克去拜访了他。这个可怜的人憔悴已极。....眼看着这样一个杰出的人物一步步走向死亡，真使人十分难受。（p.50-51)

    恩格斯致马克思     １８４６年９月１８日于［巴黎枯树］街１１号

    这些先生们很快就会象下面这句话所说的那样：

    “要是骑士没有屁股，
    那他又怎样骑马呢？”（注1）
    威斯特伐里亚似乎也慢慢觉察到，它的共产主义没有屁股，或者用莫泽斯（注2）的话来说，没有“物质基础”。(p.54)

    （注1）摘自歌德《完整无缺》一诗。
    （注2）赫斯，莫泽斯（１８１２—１８７５）——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四十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加入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六十年代是拉萨尔分子。

    对蒲鲁东，....我原来以为他是做了一件小小的荒唐事，常理范围内的荒唐事。昨天这件事又一次提出来详细讨论，我才弄清楚，这一新的荒唐事的确是一件超出一切范围的荒唐事。....这些人所想的不多不少地正是：用无产阶级的储金并通过让他们放弃他们的资本所产生的利润和利息的办法，暂时购买整个法国，以后也许还要购买其余的世界。这样一个卓越的计划真是从来没有人想到过，而且，既然打算表演这样的戏法，那末用月亮的银光立刻铸出五法郎硬币，岂不是更简捷得多吗？而这里工人中的一些愚蠢的青年（我指的是德国人）却相信这种无稽之谈。他们口袋里连晚上在酒铺聚会时喝酒用的六个苏都没有，却想用他们的储金来购买整整一个美丽的法国！(p.57-58)

    恩格斯致马克思    １８４６年１０月１８日于巴黎 圣日耳曼郊区百合花路２３号

    （话题转到了一神论上面——费尔巴哈把上述的虚无缥渺的“意识”同理智和意志的力量分了家。）随着理智和意志对世界的统治，就出现了超自然主义、从虚无中进行创造以及一神论，还特别用“人的意识的统一性”来说明一神论。至于没有统一的君主就决不会出现统一的神，至于神的统一性不过是统一的东方专制君主的反映，无非那个神支配着形形色色的自然现象，联合着各种互相对抗的自然力，而这个君主在表面上或实际上联合着利益冲突、彼此敌对的人——关于这一切，费尔巴哈却认为没有谈论的必要。(p.65-66)

    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１８４６年１０月２３日于巴黎

    蒲鲁东的协作社计划争论了三个晚上，最初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反对我，到最后只剩下艾泽曼（注）和其余三个格律恩分子。我所要证明的主要就是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同时证明：在蒲鲁东的万应灵药中找到了新生命力的格律恩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根本是反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和庸人的东西。(p.70)
    （注）艾泽曼——德国细木工，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卡尔•格律恩的拥护者。

    他们首先想要知道，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我当时给他们下了一个最简单的定义，这个定义恰好涉及目前争论的各点，它用财产公有排斥了对资产者和施特劳宾人采取和解、温情和尊敬的态度，最后也排斥了蒲鲁东的股份公司及其所保留的私人财产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此外，这个定义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他们作为借口来离题发挥和回避所提出的投票表决。这样，我把共产主义者的宗旨规定如下：（１）维护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２）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３）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p.70-71)

    恩格斯致马克思     １８４６年１０月２３日左右于巴黎

    格律恩已经造成了可怕的危害。他把这些人脑子里的一切明确的东西都变成朦胧的幻梦，全人类的意向等等。他以反对魏特林（注1）的和其他空谈的共产主义为幌子，给这些人的脑袋塞满了意义含混的美文学上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辞句，而把其余的一切都指责为空谈学理。甚至那些从来就不是或者只有个别人是魏特林信徒的木工，也怀着对“粗鄙的共产主义”（注2）的迷信般的恐惧，并且至少在通过决议之前宁肯相信极其荒唐的梦呓、为人类造福的和平计划等等，而不相信这种“粗鄙的共产主义”。(p.76-77)

    （注1）魏特林，威廉（１８０８—１８７１）——德国工人运动初期的著名活动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家之一；职业是裁缝。
    （注2）原文是：Ｌｏｆｆｅｌｋｏｍｍｕｎｉｓｍｕｓ，直译是：“汤匙的共产主义”或“饕餮的共产主义”。

    恩格斯致马克思     １８４６年１２月于巴黎

    实践中的党内分歧，由于在委员会里他们的人也不多，我们的人也没几个，很快就会降低为纯粹的私人事件和争吵，或者让人看起来是这样。...我们从这件事中学到的是，只要在德国不存在真正的运动，对施特劳宾人就无法做出什么事来，甚至对其中的佼佼者也是如此。最好是平心静气地随他们怎样干去，只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整个地加以批判，而不要引起争吵，发生争吵我们只会陷到污泥中去。(p.8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