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    １８５２年７月２０日于伦敦

    昨天收到科伦的来信，信中说：

    “我刚刚读了不下六十五至七十页的起诉书。如果被告还要坐牢，那末这完全要怪他们自己的供词。当然找不到比这些工人更蠢的蠢驴了。赖夫的供词带有直接告密的性质；其他人的表现也是笨拙的。这些人被折磨这样久，是不奇怪的；把他们单独拘禁得越久，他们的供词就越详尽。根本没有任何事实根据。”

    我们的施特劳宾人就是这样；要同这样一些人一起创造世界历史，真糟糕……(p.538)

    马克思致亚诺什•班迪亚    １８５２年１２月３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２８号

    决不能用任何“信任”来消除事实，凡是自重的人决不应盲目地相互信任。(p.562)
    （注）班迪亚，亚诺什（ １８１７—１８６８）——匈牙利新闻记者和军官，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成为科苏特的国外密使，同时也是秘密警探；后来改名穆罕默德－贝伊 到土耳其军队中供职，在切尔克斯人反俄战争时期作为土耳其间谍在高加索进行活动（１８５５—１８５８）。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    １８５２年１２月７日于伦敦

    如果小册子（按：指马克思的《揭露克伦共产党人案件》）在美国印，就应象在瑞士一样，匿名出版。如果你们考虑到，小册子的作者因无裤子和鞋子而被囚禁在家里，他的一家人过去和现在每分钟都受到确实极端贫困的威胁，那末你们是能够赏识这本小册子的幽默的。案件使我的处境更加恶化了，因为五个星期以来，我不是为糊口而挣钱，而是必须为党工作，揭露政府的阴谋诡计。（p.563)

    蒲鲁东以他惯用的精明的欺骗手段，从我这里剽窃了一些思想，宣称这些思想是自己的“最新发现”，例如：认为不存在任何绝对的科学；一切都必须根据物质关系来加以解释等等这样一些原理。他在他论路易•波拿巴的书中公开承认了我早就根据他的《贫困的哲学》所论证了的东西，即承认小资产者是他的理想。他说，法国是由三个阶级构成的：（１）资产阶级；（２）中等阶级（小资产者）；

    （３）无产阶级。历史的目的，特别是革命的目的，就在于把两极——第一个和第三个阶级——溶解在第二个阶级之中，即中庸之中，而这一点靠蒲鲁东的信贷业务就能达到，此种业务的最终成果应该是废除各种形式的利息。(p.565)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１８５３年４月１２日于曼彻斯特

    若米尼到底是写这方面历史的最好的著作家，而天生的天才克劳塞维茨（注2），虽然写了一些优秀的东西，但是并不完全适合我的口味。(p.583)

    （注1）若米尼，昂利（１７７９—１８６９）——将军，初在法军中供职，后在俄军中供职，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写有许多战略和军事史方面的著作；瑞士人。
    （注2）克劳塞维茨，卡尔（１７８０—１８３１）——普鲁士将军和资产阶级最大的军事理论家；１８１２—１８１４年在俄军中供职。

    令人厌烦的持久的繁荣使不幸的波拿巴几乎不能保持他的尊严——世界正感到厌烦，波拿巴也惹得世界厌烦起来。....这个扮演“国父”的无赖！他真的已经陷入了绝望的境地。他甚至不能发动一次战争：只要他稍微动一动，就会遇到密集的队伍、林立的刀枪。(p.585)

    这次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出场，这太好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预备条件，为我们准备基地和扫清道路的种种措施，例如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等等，我们当时为了反对某些人而必须加以捍卫的东西（这些人天然的正常的使命本来应该做到或至少要求这些东西），——这一切现在都已经得到了承认，而那些先生们也已经把这一切都学会了。这一次我们可以直接从《宣言》开始，这也特别是由于科伦案件，在这次案件中德国的共产主义（特别是在勒泽尔的身上）经受住了毕业考试。

    当然，这一切都只是理论；在实践中，我们和往常一样，将不得不限于首先要求措施坚决和毫不容情。麻烦也就出在这里。我感到，由于其他政党一筹莫展和委靡不振，我们的党有一天不得不出来执政，而归根结蒂是去实行那些并不直接符合我们的利益，而是直接符合一般革命的利益、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在无产阶级大众的压力下，由于被我们自己所发表的、或多或少地已被曲解的、而且在党派斗争中多少带着激昂情绪提出来的声明和计划所约束，我们将不得不进行共产主义的实验，并实行跳跃，但这样做还不是时候，这一点我们自己知道得非常清楚。这样做，我们会丢掉脑袋，——但愿只在肉体方面，—— 就会出现反动，并且在全世界能够对这种事情作出历史的判断以前，我们不仅会被人视为怪物（这倒无所谓），而且会被人看成笨蛋，（那就糟糕多了）。我看不出还能有别的什么结果。在德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里，它有一个先进的政党并且同法国这样先进的国家一起被卷入了先进的革命，只要一发生严重的冲突，一有真正的危险，这个先进的政党就不得不采取行动，而这对它来说无论如何是为时过早的。然而这无关紧要，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在我们党的文献中预先准备好在万一真的发生这种情况时为我们党作历史的辩护。(p.586-588)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     １８５３年６月１４日［左右］于伦敦

    你们在纽约并没有别的报纸。因此，抛开克耳纳（注1）和他的报纸岂不是失策？这样做你们就反而给这些家伙帮了忙。你们要装成天真的样子，继续给他写东西。对他说来，不可能有比这更坏的了。不要让他摆脱你们的影响，就一切情形来看，这已经使他非常难以忍受了。你们要象普鲁士的资产者那样干：政府和曼托伊费尔（注2）想方设法要摆脱这些资产者的友谊。可是他们却装作似乎相信自己的政府是真正立宪的，于是政府也只好成为立宪的了。这就是处世哲学。

    我们给我们的敌人写东西，不是给他们帮忙，而是完全相反。这是我们同他们开的最厉害的玩笑……   (p.597)

    （注1）克耳纳，哥特利勃泰奥多尔（１８１９—１８９８）——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参加了加塞尔民主主义运动；１８４８—１８５０年出版了《大胡蜂》报；１８５１年流亡美国，１８５３—１８５４年为《改革报》编辑，１８５６年起出版《费拉得尔菲亚民主主义者报》
    （注2）曼托伊费尔，奥托泰奥多尔（ １８０５—１８８２）——男爵，普鲁士国家活动家，贵族官僚的代表；曾任内务大臣（１８４８—１８５０），首相和外交大臣（１８５０—１８５８）。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    １８５３年９月１５日［于伦敦］

    他们的唯物主义实际上是庸人的唯物主义。（p.599）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    １８５３年１０月中于伦敦

    关于《改革报》，我考虑一下能托别人做些什么。唯一能指望得到实际帮助的人，就是恩格斯。....恩格斯工作实在繁重，不过他是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不管在白天还是黑夜，不管是头脑清醒还是喝醉酒，在任何时候他的工作能力都很强，写作和思索都极快，因此在这件事上从他那里还是能指望得到一些东西的……(p.604)

   恩格斯致《每日新闻》编辑赫•季•林肯    １８５４年３月３０日于曼彻斯特圣玛丽街南门街７号

    多年来，对军事科学的一切部门进行研究已成为我的主要工作之一。(p.608)

    在战争中，只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大的精力进行战争，粉碎敌人并迫使敌人同意你的条件。....此外，我还将坚持一个原则，即军事科学象数学和地理学一样，并不包括特殊的政治见解。(p.609)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１８５５年１１月８日于曼彻斯特格林码头巴特勒街３４号

    维尔特在大陆长期旅行后（他于７月底由西印度归来），现在又来到曼彻斯特。过一个星期他又要乘船离开这里到热带去。听他谈话是很有趣的。他见得多，经历多，观察也多。他走遍了南美、西美和中美的大部分地方。他骑马越过了帕姆帕斯草原，登上了秦布拉索峰。他在加利福尼亚也度过了不少时间。他现在虽然没有写小品文，但却在口述它们；这样，听的人还得到一个好处，可以看见他生动的模仿和面部表情，听到充满热情的笑声。维尔特总是幻想着西印度的生活，非常蔑视人类的糟粕，也不喜欢此地的天气及其北方气候。的确，这里是很糟的，糟透了。(p.633)

    附  录  燕妮•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    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１５日于伦敦

    卢格对我的丈夫散布了一些最卑劣、最恶毒的流言来败坏他的声誉，而且是在我的丈夫由于从党的立场考虑到他在德国的朋友们的处境而不便讲话的时刻散布的，这一点有谁过问过呢？

    我的孩子(注），他连同我的奶汁一起吸尽了这一切痛苦、悲伤和忧虑，如今他死了，我几乎由于悲痛而死去，这一点有谁关心过呢？还有那些接踵而来的痛苦!(p.646)
    (注）亨利希•格维多•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