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致恩格斯 1853年9月3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正是‘愚蠢的朋友’,才对每个小学生都知道的东西,即真理通过论战而确立,历史事实从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表示大惊小怪。(p.286)
马克思致恩格斯 1853年9月7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工厂工人必须绝对保持自己的队伍,不要同科伦、杜塞尔多夫等地的小市民和手工业者联合在一起。(p.290)
马克思致恩格斯 1853年10月8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这种罕见的卑鄙谣言(这是对我的全部劳动,对我花费的时间以及案件(注)所引起的其他令人高兴的后果而给予的奖赏),自然被某些人贪婪地抓住,用来掩盖他们自己对我所采取的卑鄙行径和他们自己的胆怯的背叛。
我打算一有机会就公开声明,我同任何一个党派都没有任何关系。我不愿再忍受党的任何一头蠢驴以党为借口来侮辱我了。(p.301) (注)指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案件。
马克思致恩格斯 1853年10月12日[于伦敦]
应该特别强调的是,象赖德律、路易•勃朗以及其他一切形形色色的人物,这些空谈家的宣言、文告等等,没有引起丝毫变化,而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却立即推动一切。(p.303)
马克思致恩格斯 1854年5月3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我现在正抽空学西班牙文,从卡德龙学起。歌德在写他的《浮士德》时不仅在个别地方,而且整场整场地汲取了卡德龙的《神奇的魔术家》——天主教的浮士德。(P.355) (注)卡德龙 德 拉 巴卡,彼得罗(通译卡尔德隆, 1600—1681)——杰出的西班牙剧作家。
马克思致恩格斯 1854年7月27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资产阶级当然只是在不再作为第三等级同僧侣和贵族相对立的时候,才开始和人民坚决对立。....法国资产阶级的胜利之所以推迟,只是因为他们在1789年才决定和农民采取共同行动。(p.382)
马克思致恩格斯 1854年9月2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我现在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西班牙。到目前为止,我主要研究了1808年到1814年和1820年到1823年这两个时期的西班牙史料。现在转入1834年到1843年这个时期了。历史相当混乱。最困难的是阐明事态发展的内在动机。(p.388)
马克思致恩格斯 1854年10月17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详细研究西班牙革命的历史,就可以弄清楚一个事实,即这些人为了摧毁僧侣和贵族统治的物质基础花了差不多四十年的工夫,但是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完成了旧社会制度的彻底变革。此外,....虽然整个种族具有满腔热血,而对流血事件又无动于衷,但值得注意的是,直到1834—1840年内战401时期,唯有革命党垄断了博爱主义的宽容,为此,它以后不得不一再受到惩罚。(p.399)
马克思致恩格斯 1854年10月26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我在研究西班牙垃圾堆的时候,也弄清了尊贵的沙多勃利昂(注1)的诡计,这个写起东西来通篇漂亮话的家伙,用最反常的方式把十八世纪贵族阶级的怀疑主义和伏尔泰主义同十九世纪贵族阶级的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在一起。自然,从文风上来看,这种结合在法国应当是件大事,虽然,这种文风上的矫揉造作有时一眼就可以看出(尽管施展了一切技巧)。至于此人的政治活动,他本人在其《维罗那会议》(注2)中把自己完全揭露出来了,问题只在于,他是得到了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的(注3)“现金”,还是简简单单地被阿谀奉承收买了,这个虚荣的花花公子比谁都爱奉承。不管怎样,他从彼得堡得到了安得列也夫勋章。“子爵”(?)先生虽然时而恶魔般地,时而基督徒般地向“vanitatumvanitas”〔“虚无中的虚无”〕卖弄风情,但是他的vanitas却从每个毛孔中散发出来。(p.401-402)
(注1)沙多勃利昂子爵,弗朗斯瓦 勒奈(1768—1848)—— 著名的法国作家,反动的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1822—1824),法国出席维罗那会议(1822)的代表。 (注2)沙多勃利昂《维罗那会议。西班牙战争。谈判。西班牙的殖民地》1838年布鲁塞尔版第1—2卷。
神圣同盟维罗那会议是由于1820—1823年西班牙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这一事件而召开的。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在1822年7月7日占领革命的马德里的试图失败以后,暗中吁请神圣同盟帮助他镇压革命。根据会议的决定,法国于1823年派出远征军团进入西班牙,恢复了那里的专制政体。法军在西班牙一直呆到1828年。 (注3)亚历山大一世( 1777—1825)—— 俄国皇帝(1801—1825)。
马克思致恩格斯 1854年12月2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美国佬特有的独立感和个人的勇气,也许比盎格鲁撒克逊人还强些。西班牙人则是退化了。但退化了的西班牙人,即墨西哥人,也是一种典型。西班牙人的一切毛病、吹牛、空谈和唐•吉诃德精神在他们那里都自乘了三次,而同时他们却远没有具备西班牙人所固有的扎实的品德。(p.415)
马克思致恩格斯 1855年2月13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我不愿意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场合同赫尔岑一起出面,因为我不赞成这样的意见:似乎旧欧洲要用俄罗斯的血液来更新。(p.433)
琼斯干了一件极其“愚蠢”的事,简直晕头转向,把工作的领导权交给了癞蛤蟆们和德国混蛋们。他由于希望在公开的大会上把所有外国流亡者都变成宪章派的尾巴,而不惜牺牲一切。(p.433)
虽然不能不承认琼斯有充沛的精力、坚强的毅力和主动精神,但是,他那大喊大叫的宣传,不知分寸地借各种理由进行的鼓动,以及毫无休止地想超越时间等等作法,会把一切都毁掉的。当他没有可能进行真正的鼓动的时候,他就追求表面形式,随意地掀起一个又一个的运动(自然,一切都不会有什么进展的),而且使自己周期性地处于一种虚假的紧张状态中。(p.433)
马克思致恩格斯 1855年4月12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孩子(注)曾使家中充满生气,是家中的灵魂,他死后,家中自然完全空虚了,冷清了。简直无法形容,我们怎能没有这个孩子。我已经遭受过各种不幸,但是只有现在我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不幸。我感到自己完全支持不住了。幸而从埋葬他那天起我头痛得不得了,不能想,不能听,也不能看。
在这些日子里,我之所以能忍受这一切可怕的痛苦,是因为时刻想念着你,想念着你的友谊,时刻希望我们两人还要在世间共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p.442) (注)埃德加尔•马克思。
马克思致恩格斯 1855年5月16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人民报》的剪报,从中你可以了解到琼斯先生同西蒂区改革派的奇怪的谈判,以及“他怎样被欺骗”(这些家伙显然希望工人民众作为哑角,站在他们门前的大街上,展示并证明他们的运动深入人心)。(注)真是件有趣的事情!(p.444)
(注)马克思指的是1855年5月12日《人民报》第158号的社论;在社论中琼斯谈到所谓行政改革协会的代表同宪章派首领的谈判以及这些代表的阴谋。这个协会由商业金融资产阶级的自由派领袖(西蒂区“实业界”)发起,于1855年5月成立,它指望依靠群众大会对议会施加压力,使自己有更大的可能获得英国贵族所把持的那些国家职位。协会的代表企图在同贵族寡头的斗争中利用宪章派,并且通过宪章派利用广大工人群众,他们的企图未能实现。协会宣传只要求在国家管理方面作一些温和的改革,这种宣传失败后,协会就不再存在了。马克思在一系列文章里,特别是在《资产阶级反对派和宪章派》(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252—255页)一文中,揭露了西蒂区改革派的真正目的(按:西蒂区是伦敦富人聚居区)。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书信 1842年2月—1851年12月
第二部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信 1852年1月—1855年12月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1852年1月1日[于伦敦]
我将把我们的朋友厄内斯特•琼斯——英国党最杰出的领袖所办的《寄语人民》从这里寄给你。对你来说,它将是一个真正的宝库,因为它能帮助你弥补你的刊物的材料不足。(p.470)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 1852年1月14日于曼彻斯特
路易-拿破仑越来越滑稽可笑。....这个家伙除了他那种狂热赌棍所特有的、特别是自12月2日(注)以来表现出的特性以外,终于开始表现出另一种特性,即认为自己是命中注定的“救世主”并盲目相信自己命运的、疯狂的王位追求者的天性。(p.472-473) (注)指1851年12月2日法国的波拿巴政变。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1852年1月16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我们的弗莱里格拉特在私生活上是一个最可爱最朴素的人,在他的真诚的善良心灵里隐藏着最灵敏和最善讽刺的才智;他的热情是“真实的”,但并不使他成为“非批判的”和“迷信的”。他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是一个十分忠诚的人——这是我只能对少数人用的赞语。(p.474)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1852年1月23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施泰翰(注)有些行会市民的妄自尊大和小手工业者的动摇性,但是他是可以教育的,并且他在德国北部的声望很高。因此,我也建议他给你写文章。我们逐渐把他推到他竭力想回避的前列,使他面对他原想掩饰的矛盾。(p.477) (注)施泰翰,哥特利勃路德维希(约生于1814年)——汉诺威的细木工,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1851年12月起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从1852年1月起领导伦敦工人协会。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1852年2月20日[于伦敦]
白痴卢格连同隆格(注)和其他两三头蠢驴在“鼓动者”名义下过着空虚的苟且偷安的生活,正象死水潭给自己命名为“汪洋大海”一样。(p.494-495)
(注)隆格,约翰奈斯(1813—1887)——德国教士,“德国天主教徒”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利用天主教为德国资产阶级服务;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
至于厄内斯特•琼斯的《寄语人民》——你在那里可以找到英国无产阶级的全部现代史——,只要我的经济状况允许,我马上就寄给你。(p.495)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1852年2月23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自从我上次给你写那封信以来,我的健康状况又有好转,虽然我的眼睛仍然很痛。可是社会条件却恶化了。我接到了出版商断然拒绝印刷我的《政治经济学》的通知;我的反蒲鲁东的手稿在德国漫游了整整一年,同样也找不到栖身之地;最后,财政危机达到了尖锐的程度,只有现今在纽约和伦敦所感觉到的商业危机才能与之相比。可惜我甚至连象商人先生们那样宣布自己破产的可能性都没有。波拿巴先生在冒险举行政变时就处于类似的境地。(p.496)
英国只有托利党人执政才能前进。辉格党人对各个方面都充当中间人,并使一切死气沉沉。(p.499)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1852年2月27日于曼彻斯特
在俄国的农村地区,在占人口压倒多数的农民当中,几乎完全没有货币流通,这些野蛮人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在每个村庄里都可以制造出来。城市和贵族自然会吃苦头,但是俄罗斯帝国的基础是农民和过着农民生活方式的小地产贵族。(p.501)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1852年3月5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我要是处在你的地位,我就要向民主派先生们指出,他们最好是先熟悉一下资产者的著作本身,然后再去大胆地对它的对立面狂吠。这些先生要弄清过去的“阶级的历史”,就应当譬如说研究一下梯叶里、基佐、约翰•威德(注)等人的历史著作。他们想要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就应当先懂得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p.507-508)
(注)梯叶里,奥古斯丹(1795—1856)——复辟时期法国自由资产阶级历史学家。
基佐,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约姆(1787—1874)——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1840年至1848年二月革命期间实际上操纵了法国的内政和外交,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
威德, 约翰( 1788—1875)——英国资产阶级政论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
美国的资产阶级社会现在还很不成熟,没有把阶级斗争发展到显而易见和一目了然的地步,关于这一点,北美唯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查•亨•凯里(费拉得尔菲亚人)提供了十分出色的证明。(注)他攻击李嘉图这个资产阶级的最典型的代表者和无产阶级的最顽强的反对者,认为他的著作是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制度的一切敌人的军火库。....他想证明,经济条件——地租(地产)、利润(资本)和工资(雇佣劳动)不是斗争和对立的条件,而是联合与和谐的条件。实际上他只是证明,美国的“不成熟的”社会关系在他看来是“正常的关系”。(p.508-509) (注)见亨•查•凯里《论工资率》。
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象海因岑(注)这类不仅否认阶级斗争,甚至否认阶级存在的无知的蠢才只不过证明:尽管他们发出一阵阵带有血腥气的和自以为十分人道的叫嚣,他们还是认为资产阶级赖以进行统治的社会条件是历史的最后产物,是历史的极限;他们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奴才。这些蠢才越不懂得资产阶级制度本身的伟大和暂时存在的必然性,他们的那副奴才相就越令人作呕。(p.509)
(注)海因岑,卡尔( 1809—1880)——德国激进派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参加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后来先后流亡瑞士和英国;1850年秋定居美国。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1852年3月25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祝世界的新公民幸福!没有比出世在当代更为美好的了。(p.511)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 1852年5月10日[左右]于伦敦
同这样一个疯子公开争吵,等于给他过高的荣誉——而这正是他玩弄伎俩的全部目的。(p.522) (注)克路斯,阿道夫( 1820左右—1889以后)——德国工程师,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年是美因兹工人教育协会的书记,1849年流亡美国;华盛顿海军部职员;五十年代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通信,曾为德国、英国和美国许多工人和民主派报纸撰稿,同魏德迈一起在美国宣传马克思主义。
关于瑟美列(注1)。我生来就不过于轻信他人,至少是对于1848—1849年公认的名人。可是对于瑟美列则不同。我正在校订他的《概述》(注2)的德译文,因为原文是匈牙利文。书中每行字都证明他是一个才智卓越的人;他以高超的技巧运用他那轻蔑而嘲讽的笔调,把民主派的狂怒描写得淋漓尽致。虽然他的小册子很自然地反映出匈牙利的观点,并且按古典的方式把“祖国和公民”提到首位,但在他的作品中却非常强烈地使人感到一种批判的思想。这样思考和这样写作的人,当然不是奥地利的代理人。(p.522-523)
(注1)瑟美列,贝尔塔兰(1812—1869)——匈牙利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曾任革命政府内务部长(1848)和首脑(1849);革命失败后逃离匈牙利。 (注2)贝•瑟美列《路德维希•鲍蒂扬尼伯爵、阿尔都尔•戈尔盖、路德维希•科苏特》。
我们作为一个政党如果不准备好反击:我们就会经常放马后炮……(p.526)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1852年6月11日于曼彻斯特
甚至对那些为了永世长存而写的多数作品来说,发挥其最大影响和最强时效,也是有一定时限的。我写作不是专门为了永世长存,相反,我所关心的是直接的当前现实。(p.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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