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致恩格斯      １８６４年９月７日［于伦敦］

    海尔维格，这个“劳动”的虚幻的朋友和“缪斯”的实际的朋友，并不是那种有用的人。(p.423)

    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目前林肯再度当选是十拿九稳的，仍然是一百对一。但是在这个民主诈骗成风的典型国家里，竞选时期总是充满偶然事件，这就可能完全出其不意地使“事变的理性”颠倒过来。

    如果林肯这次也能闯过去——这是非常可能的——，那只能是在远为激进的纲领的基础上和在完全改变了的形势下。所以，那时老头将运用他那律师的手腕，认为更激进的手段并不违背他的良心。(p.424)

    第二部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信（１８６０年１月—１８６４年９月）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１８６０年２月２３日于曼彻斯特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６号

    看来对于我在伦敦和柏林提起的诉讼（注1）的意义理解错了。这些诉讼对于党在历史上的声誉和它在德国的未来地位具有决定性意义。柏林诉讼的意义之所以更加重大，还由于将同时审理以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为注意中心的艾希霍夫—施梯伯案件（注2）。(p.449)

    （注1）指马克思对柏林报纸《国民报》和伦敦报纸《每日电讯》的诉讼，因为这两家报纸转载了福格特对马克思及其战友的诽谤性的捏造。
    （注2）１８５９年底德国社会党人艾希霍夫，由于在《海尔曼》周报刊登了反对普鲁士警察制度的文章，被普鲁士当局交法庭审讯。这些文章揭露了普鲁士政治警察局局长施梯伯在普鲁士政府于１８５２年策划反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挑衅性科伦案件当中所起的作用，施梯伯在策划这个案件时利用了普鲁士警探希尔施所伪造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假“记录本”。１８６０年５月艾希霍夫被柏林法院判处十四个月的徒刑。１８５９年１２月马克思会见了尤赫，因为他为了替艾希霍夫辩护需要了解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情况，希望马克思协助。关于这一点，见马克思１８５９年１２月１３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９卷第５０４页，以及本卷第４７９、４８０页）

    如果我们两个人都认识到，我们都按各自的方式抛开一切个人利益，并且从最纯正的动机出发，在许多年中间打起“最勤劳和最不幸的阶级”（注）的旗帜，把它举到庸夫俗子所不可企及的高度，那末我认为，我们若是由于归根到底不过是出于误会的小事情而分手，就是对历史犯下了不应犯的罪过。(p.452)
    （注）马克思套用圣西门的用语“人数最多和最贫穷的阶级”。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１８６０年２月２9日于曼彻斯特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６号

    我深信，我的理论工作比参加大陆上已经过了时的组织对工人阶级更有好处。

    当勒维（第一次）从杜塞尔多夫到这里来的时候（那时他也常去拜访你），他甚至想以在伊塞隆、佐林根等地发动工厂工人起义的诺言来引诱我。我坚决地反对了这种无益而又危险的愚蠢想法。另外，我还向他声明，我再也不属于任何“同盟”，而且无论如何我不能加入这类组织，至少因为这类联系会给我们在德国的人带来危险。勒维回到杜塞尔多夫，正如不久以后有人写信告诉我的，他对你赞扬备至，而对我的“空谈主义的”冷漠态度则尽量揭露。（注）(p.481)

    （注）马克思指的是莱茵省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后来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积极活动者古斯达夫•勒维于１８５３年１２月下半月第一次来伦敦。勒维是受杜塞尔多夫工人的委托来见马克思的。勒维在拜访马克思时，曾试图说服马克思，要他相信在德国必须举行起义，并且莱茵省的工厂工人对此已有准备。但是马克思向勒维证明，起义以及勒维所建议的恢复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都还不是时候。马克思之所以持这种立场，是因为当时残酷的反动的政治势力统治着德国，在法国和英国还没有革命的高潮，经济情况对资产阶级是有。利的，因此根本谈不上在德国举行成功的起义。

    对我来说，１８４９—１８５２年的经验已经够了。“同盟”跟巴黎的四季社（注）和成百个其他的团体一样，不过是在现代社会的土壤上到处自然成长起来的政党的历史中的一段插曲而已。(p.481)
    （注）四季社是在布朗基和巴尔贝斯领导下于１８３７—１８３９年在巴黎进行活动的秘密的共和派社会主义的密谋性组织。

    我和大洋彼岸几个意气相投的同志在１８５２年以后还继续了一段必要的时间即继续到１８５３年年底的唯一的活动，就是对民主派流亡者的骗局和革命儿戏进行了正如１８５１年路德维希•西蒙（注）先生在《论坛报》上所说的那种“轻蔑嘲笑的做法”。(p.483)
    （注）西蒙，路德维希（１８１０—１８７２）——特利尔的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曾流亡瑞士。

    在风暴中扬起一些尘土，在革命时代闻不到玫瑰油的香气，时而有人甚至被溅一身脏东西，这是肯定无疑的。不是这样，就是那样。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整个官方世界如何拚命地反对我们：为了要毁灭我们，他们对刑法典不是稍稍触犯一下，而是通通彻底违犯了；如果我们考虑到那些“愚蠢的民主派”不会原谅我们的党比他们自己具有更高的才智和风格而进行恶毒的诽谤；如果我们熟悉同一时期的其他一切政党的历史；最后，如果我们问一下自己，究竟能够提出什么事实来反对整个党，那末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说，我们的党在这个十九世纪由于它的纯洁无瑕而出类拔萃。

    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日常生活或事务关系中，难道能够避免肮脏龌龊的事情吗？那里正好是藏垢纳污的自然场所。(p.484)

    有支付能力的（这也象每次商业危机所证明的那样，必须作一些极为含糊的保留）道德所表现的可敬的卑鄙或卑鄙的可敬，在我看来，丝毫也不高于不可敬的卑鄙，而后者不论是最初的基督教团体或者是雅各宾俱乐部和我们过去的“同盟”，都没有完全避免掉。只是在资产阶级的相互交往中人们才习惯于失去这种对可敬的卑鄙或卑鄙的可敬的感觉。(p.485)

    布林德（注）尽管具有巴登人的小聪明，但是他忘记了他是在同这样一个人打交道，这个人（按：指马克思自己）在事情关系到个人的荣誉或者他的党的荣誉时，是毫不留情的。(p.487)
    （注）布林德，卡尔（１８２６—１９０７）——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是伦敦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后为民族自由党人，普法战争期间为狂热的沙文主义者。

    所有这些事情当然都使人厌恶，但是并不比１８５１年以来欧洲的全部历史，包括它在外交、军事、文学和信贷方面的全部发展在内，更使人厌恶。

    “不管这一切”,（注）对我们来说，“受庸人攻击”这一口号始终要比“让庸人踩在脚下”这一口号更好一些。（p.488)

    （注）这是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的诗《不管这一切》中的叠句，弗莱里格拉特曾以该诗曲调作诗，并套用此句。

    我所理解的党，是指按伟大历史意义上来讲的党。(p.488)

    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     １８６０年３月３日于曼彻斯特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６号

    《新莱茵报》从来没有象《国民报》那样力图把革命变成摇钱树；而只是以牺牲大量资金为代价并且冒着个人的危险，我才得以把报纸一直维持到被普鲁士政府封闭的时候。(p.503)

    在对内政策方面我同（与他（注）敌对的）宪章派的意见是一致的。我有六年的时间为宪章派的报刊（特别是为《人民报》）写稿而不取稿酬（见附件ｍ）。

    附件ｍ中的信是伦敦的律师厄内斯特•琼斯写的，他是宪章派的公认的首领，也是公认的诗人。(p.507)
    （注）乌尔卡特。

    我们１８４８年在《新莱茵报》上比所有德国报纸都更坚决地主张自由独立的意大利，现在我们也这样主张；我们对匈牙利和波兰的态度也是如此。但是我们不希望波拿巴（同俄国秘密勾结）利用意大利的自由或者任何其他民族问题作为破坏德国的借口。(p.508)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１８６０年４月９日于伦敦（原址）

    魏德迈是我们的优秀分子之一。(p.518)

    马克思致格奥尔格•洛美尔      １８６０年４月９日［于伦敦］

    试问，为了事业的利益，是不是最好把进攻的力量集中起来呢？(p.521)
    （注）洛美尔，格奥尔格——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年４月巴登起义的参加者，后流亡瑞士；曾为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搜集材料。

    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１８６０年４月９日于伦敦西北区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９号

    我至今始终确信，凡是真正坚强的人....一经踏上革命的道路，即使遇到失败，也总是能从中汲取新的力量，而且在历史的洪流中漂游得愈久，就变得愈坚决。(p.522)

    （注）贝克尔，约翰•菲力浦（１８０９—１８８６）——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制刷工，三十至四十年代德国和瑞士民主主义运动的参加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积极活动家，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逃出德国，六十年代是第一国际的著名活动家，国际各次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先驱》杂志的编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

    洛美尔的那篇玩意儿（注）很有趣，其中有关于１８４７—１８４８年的一些有益的揭露。不过，他在谈到革命年代事变的起因时把一切都归结为琐碎小事的做法，我不能同意。但是也许正是他的见解狭隘，才使得他能够生动而又真实地描绘他个人所接触过的领域。(523)
    （注）格•洛美尔《在幕后》

    马克思致摩里茨•佩尔采尔      １８６０年４月１６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９号

    我早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任《新莱茵报》主编的时候，就是德国支持革命匈牙利的最坚决战士。我现在也完全和那时一样，把匈牙利的独立和自主看成德国摆脱被奴役地位的必要条件。但是我同样坚决地拒绝那些要把一些民族贬为掩盖俄国佬和十二月帮阴谋活动的外衣的努力。(p.526-527)
    （注）佩尔采尔，摩里茨（１８１１—１８９９）—— 匈牙利将军，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其，１８５１年侨居英国。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１８６０年６月２日左右于伦敦

    你大概读过乌尔卡尔特的著作，因此在这里来分析这个十分复杂的人物是多余的。他在主观上无疑是一个反动分子（浪漫主义者）（当然不是从任何一个真正反动的党派都是反动的这个意义上来说，而是从所谓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来说），但是这丝毫不妨碍他所领导的在对外政策方面的运动成为客观上革命的运动。(p.547)

    一当我们在德国进入革命的时代，我们当然就会停止搞外交，即无论哪一方面都丝毫不掩掩盖盖，甚至不口是心非的外交。但是即便在那个时候，这些英国的联系对我们还是有用的。

    同时十分明显，在对外政策方面，象“反动的”和“革命的”这类字眼是毫无用处的。(p.548)

    我们革命者必须在他们还有用时利用他们。这并不妨碍我们，当他们在对内政策上反对我们而成为一种障碍时就毫不留情地打击他们。(p.549)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１８６０年9月15日于伦敦

    我们的“小的”、但在某种意义上是“强大的党”（因为其他政党不知道自己要干的事，或者不愿干自己所知道的事），已经临近应当制定自己战斗计划的时刻了。正是由我们（在英国这里）从民族立场出发采取行动，这在我看来——姑且不说这种政策的内在合理性——即使在策略上也是正确的。(p.563)

    至于我们对俄国的态度，我以为你是弄错了。我和恩格斯所持的观点，是完全独立形成的，可以说是费了不少力气，对俄国外交作了多年研究之后才得出的。诚然，在德国，人们仇视俄国，而我们早在《新莱茵报》创刊号上就已宣布对俄国人的战争是德国的革命使命。但是仇视和理解完全是两回事。(p.563)

    在报纸编辑部里应当实行专制，而不是普选权。(p.564)

    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     １８６０年１１月２２日［于伦敦］

    恩格斯，您应当把他看作是我的第二个“我”。(p.569)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１８６１年１月１６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９号

    美国的奴隶占有制危机几年之后将在英国导致可怕的危机；曼彻斯特的棉花巨头现在就已开始战栗了。(P.574)

    不久前我偶然看到一本阿•巴斯提安（注）的书《人在历史中……》。我发现这本书不好，条理不清，装腔作势。他对心理学的“自然科学的”论证并没有超出虔诚的愿望。另一方面，对历史作“心理学的”论证表明，这个人既不知道心理学是什么，也不知道历史是什么。(p.474)

    （注）巴斯提安，阿道夫（１８２６—１９０５）—— 德国资产阶级民族志学家。

    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粗率的英国式的阐述方式当然必须容忍。虽然存在许多缺点，但是在这里不仅第一次给了自然科学中的“目的论”以致命的打击，而且也根据经验阐明了它的合理的意义。(p.574-575)

    恩格斯致爱利莎•恩格斯      １８６１年２月２７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妈妈，你不要担心我会由于事务上的问题生弟弟们的气；这我连想都没有想过。被迫自行放弃父亲的企业，使我感到很不愉快，而且，我认为是属于我的那种权利，在与此毫无关系的种种借口下被轻易地剥夺，而要求我同意又好象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也不能不使我深感不快。....我高兴的是我能够大笔一挥就把这一切作个了结。我还会有成百个别的企业，但是我永远不会有另一个母亲。(p.580-581)

    马克思致南尼达•菲力浦斯      １８６１年３月２４日于柏林贝尔维街１３号

    星期三晚上，他们一定要我去歌剧院看芭蕾舞演出。我们有自己的包厢，它紧挨着——说来可怕——国王的“包厢”。这种芭蕾舞是柏林所特有的。它不象在巴黎或在伦敦那样是幕间剧或歌剧的结尾，而是演了整整一个晚上，分为好几幕，等等。演员不讲一句话，一切通过面部表情来表现，真是枯燥得要命。但是布景很出色，例如，你看到从利伏诺到那不勒斯的海上旅行；海洋、群山、海岸、城市等等，一切都仿造得象照相一样真实。(p.585)
    （注）南尼达•菲力浦斯 ,马克思的表妹。

    马克思致南尼达•菲力浦斯      １８６１年4月13日于爱北斐特

    “到亲爱的祖国去”（注1）——是句很好的名言，但是我可以完全信赖地告诉你，德国这个国度美妙得最好不要在那里生活。至于我，要是我完全自由，而且又没有某种可以称作“政治良心”的东西驱使我，那我决不会离开英国而去德国，更不会去普鲁士，而且无论如何不会去这个可怕的柏林，不管它有什么“沙土”（注2）、“教育”和“最聪明的人”。(p.591)
    （注1）席勒《威廉•退尔》第二幕第二场。
    （注2）柏林位于沙土壤很多的勃兰登堡省的中央。

    马克思致莱昂•菲力浦斯    １８６１年５月６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９号

    亲爱的表舅，你记得吗，我经常和你开玩笑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人的培育大大落后于畜牧业。(p.595)

    在伦敦这里，对美国的事变进程表现出极大的惊慌。....毫无疑问，在斗争初期，南部会占优势，那里无产的白人冒险分子阶级成为作战的民军取之不尽的源泉。最后当然将由北部获胜，因为它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打出最后一张牌——奴隶革命。(p.596)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１８６１年５月８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９号

    布朗基还被关在马扎斯监狱（巴黎），在那里根据侦查员的指令，他在肉体上遭到宪兵等的残酷折磨。他是利用大赦的机会，以一个商人代办的身分从这里去巴黎的，毫无阴谋计划可言。无论是英国还是欧洲其他地方的下流报刊都企图封锁这整个案件。我已同深知案件始末的西蒙•贝尔纳约定在本星期六会晤，详细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打算，可能同厄内斯特•琼斯一起，举行公众集会，抗议这种骇人听闻的罪行。(p.598-599)

    科苏特在诉讼期间在这里表现得极可鄙。起初，他在他的ａｆｆｉｄａｖｉｔｓ（注）等中大话连篇，但是在审理过程中却变得低声下气和卑躬屈节，怯懦和畏缩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和动机的任何革命性，这样一来，他就由于自己的愚蠢行为而使原先对这种传奇剧演员抱有好感的公众不再对他表示同情。(p.599)
    （注）向法官作的声明，与宣过誓的证词有同等的效力。

    关于洛贝尔图斯的著作（注），它的倾向是完全值得赞扬的。至于其他方面，则好的地方不新，新的地方不好。然而罗雪尔是教授式学识渊博的真正代表。如傅立叶所说的是假科学。(p.599-600)
    （注）约•卡•洛贝尔图斯《给冯•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第三封信》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１８６１年５月29日于伦敦

    为了排遣我因各方面不安定的情况而引起的恶劣情绪，我正在阅读修昔的底斯的著作（注）。这些古代人至少总还是令人感到新鲜。(p.601-602)
    （注）修昔的底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１８６１年6月11日于伦敦

    绝对的遗嘱自由（根据这种自由，没有一个英国人或美国佬有义务给自己的家属哪怕遗留下一文钱）是１６８８年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确立的，是随着“资产阶级”所有制在英国的发展而形成起来的。因此，绝对的遗嘱自由以及一般遗嘱——如果撇开它的地道的罗马起源等等不谈——看来是一种幻觉，这种幻觉即使在资产阶级社 会里也具有不依赖于神话等等的独立的根源。(p.602-603)

    马克思致南尼达•菲力浦斯      １８６１年７月１７日［于伦敦］

    谋刺普鲁士陛下——也就是美男子威廉——的消息使我十分惊讶。（注）一个思维健全的人怎么能冒着生命危险去杀一头没有头脑的蠢驴呢？(p.606)
    （注）１８６１年７月１４日，大学生奥斯卡尔•贝克尔在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逗留巴登－巴登期间对他谋刺，没有得到成功。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１８６１年7月22日于伦敦

    我理解的“遗嘱自由”不是立遗嘱本身的自由，而是立遗嘱时对家属丝毫不加考虑的自由。这样的遗嘱在英国从很古的时候就有了，而且毫无疑问，这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从罗马法学中借用来的。英国人在很久以前就不是把根据血统关系的继承当作准则，而是把根据遗嘱的继承当作准则，这可以从下面这种情况看出来，即早在中世纪初期，如果家长去世时没有留下遗嘱，那末他的妻子和孩子只能得到法律所规定的那份遗产，而根据情况把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交与教会。教士们把事情描绘成这样，即要是他立遗嘱，那末他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会把一定数量的遗产留给教会。总之，就这方面来说，在中世纪遗嘱无疑具有宗教的意义，立遗嘱不是为了还活着的人，而是为了死人。但是我要提请注意这样一种情况，即在１６８８年革命以后曾取消了在那以前在家属继承权（这里，我当然不是说封建所有制）方面法律加在遗嘱人身上的限制。毫无疑义，这是适合于自由竞争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社会的本质的；同样毫无疑义，多少经过修改的罗马法为当代社会所接受，是因为建立在自由竞争基础上的社会里的人关于自己的法的观念是同罗马法中的人的观念相一致的（这里，我完全不涉及极其重要的一点，即虽然一定所有制关系所特有的法的观念是从这种关系中产生出来的，但另一方面同这种关系又不完全符合，而且也不可能完全符合）。

    你证明罗马遗嘱的袭用最初是（至于照法学家的科学理解，那末现在也还是）建立在曲解上的。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现代形式的遗嘱——不管现代法学家据以构想遗嘱的罗马法被曲解成什么样子——是被曲解了的罗马遗嘱。否则，就可以说，每个前一时期的任何成就，被后一时期所接受，都是被曲解了的旧东西。....大家也知道，所有现代的宪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建立在被曲解了的英国宪法上的，而且当作本质的东西接受过来的，恰恰是那些表明英国宪法在衰落、只是现在在形式上勉强还在英国存在着的东西，例如所谓的责任内阁。被曲解了的形式正好是普遍的形式，并且在社会的一定发展阶段上是适于普遍应用的形式。Pp.607-608)

    毫无疑问，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剧作家从理论上构想的那种三一律，是建立在对希腊戏剧（及其解释者亚里士多德）的曲解上的。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毫无疑问，他们正是依照他们自己艺术的需要来理解希腊人的，因而在达西埃和其他人向他们正确解释了亚里士多德以后，他们还是长时期地坚持这种所谓的“古典”戏剧。(p.608)

    你大概知道，对布朗基的判决（这是所有判决中最可耻的判决之一）在第二审级批准了。(注）我正焦急地等待他的布鲁塞尔朋友[瓦托]给我来信。(p.609)
    (注）１８５９年大赦后回到法国的布朗基，于１８６１年３月在巴黎再次被捕，罪名是组织秘密团体。布朗基在判决前被关在马扎斯监狱，在那里遭到监狱当局的残酷对待。尽管没有罪证，布朗基于１８６１年夏天被判四年徒刑，在巴黎圣珀拉惹监狱服刑。１８６４年布朗基患病，因而转到奈克尔医院，在那里被软禁在单人病房里。１８６５年他逃跑到布鲁塞尔。在这里他住在他朋友瓦托博士那里。一直到１８６９年大赦以后，布朗基才回到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