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之间的书信 （１８６０年１月—１８６４年９月）

    马克思致恩格斯    １８６０年１月１１日[左右]于伦敦

    据我看来，现在世界上所发生的最大的事件，一方面是由于布朗的死而展开的美国的奴隶运动（注），另一方面是俄国的奴隶运动。你当然已经看到，俄国的贵族已经直接投入了立宪的宣传，在最显贵的家族中已经有两三个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同时，亚历山大在最近的诏书中直截了当地宣布“村社的原则”应当同解放一起终止，从而破坏了他和农民的关系。西方和东方的“社会”运动就这样开始了。这和中欧即将发生的崩溃加在一起，将是非常壮观的。(p.6-7)

    （注）1８５９年１０月１６日，美国争取黑人解放的战士约翰•布朗试图在各蓄奴州掀起奴隶起义。他带领一小队伙伴占领了弗吉尼亚州哈帕尔斯渡口的国家军械库。但是布朗没有能够掀起更广泛的起义。这次发动的参加者（共二十二人，其中有五个黑人）在向政府军队作了殊死反抗后，差不多都牺牲了。约•布朗和他的五个伙伴被绞死。约翰•布朗的起义是美国革命危机增长的一个标志，它加剧了黑人反对奴隶制的斗争，推动了美国废奴派力量的团结。

    马克思致恩格斯      １８６０年１月２８日［于伦敦］

    我认为现在要一点外交手腕是绝对必要的，这至少可以弄清楚我们可以指靠谁。（p.12)

    恩格斯致马克思      １８６０年１月３１日于曼彻斯特

    关于可能发生新的风暴问题，我完全赞成你的意见。但是我想，为了能违反福格特（注）之流的愿望而保住我们在公众中的威望，我们必须发表一些科学著作。
    （注）福格特，卡尔（ １８１７—１８９５）——德国自然科学家，庸俗的唯物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１８４９年逃离德国，五十至六十年代是路易波拿巴雇用的密探，对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诬蔑性攻击的积极参加者之一；马克思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揭露了他。

    恩格斯致马克思      １８６０年２月１日［于曼彻斯特］

    从拉萨尔那里排泄出这些滔滔不绝的毫无价值的谈论，看来就象他排泄粪便一样自然，也许还更容易些。(p.19)

    恩格斯致马克思      １８６０年２月2日［于曼彻斯特］

    公众即庸人们事先就恨我们；他们即使不是指责我们憎恨人类，至少也是指责我们憎恨资产者类，而在他们看来这是一回事。(p.21)

    恩格斯致马克思      １８６０年5月31日［于曼彻斯特］

    一般地说，在对外政策这个专门领域内，有可能把它同对内政策作非常微妙的思辨的区分，从而使你一定会很愉快地向他解释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主观上反动的如何在对外政策上能够成为客观上革命的。

    你也许还可以向这个人指出，如果借口德国国土上目前的统治者是反动派，而先去剥夺或者是让别人去剥夺德国人的最牢固的立足点和民族生存条件，然后还指望会发生革命，这样做在多大程度上算是革命的。(p.21)

    马克思致恩格斯      １８６０年１１月２３日［于伦敦］

    我妻子患的是天花，而且非常厉害，....。这是一种可怕的病。....直到现在，我自己担负看护的任务（主要任务）。但是这使我非常疲劳....许多星期以来，我妻子非常焦躁，因为我们遇到了许多麻烦事，这样一来她对传染病的抵抗力就减弱了，可能在公共马车、店铺或这一类地方受到了感染。

    写文章现在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可能了。我能用来使心灵保持必要平静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数学。(p.112-113)

    马克思致恩格斯     １８６０年１２月１９日［于伦敦］

    在我经受折磨的时期——最近一个月——我读了各种各样的书。其中有达尔文的《自然选择》一书。虽然这本书用英文写得很粗略，但是它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p.130-131)

    马克思致恩格斯     １８６1年１月１8日［于伦敦］

    我象约伯（注）那样多灾多难，虽然不是那么怕上帝。(p.144)
    （注）约伯——圣经中的人物，作为身受莫大困苦仍对上帝恭顺驯服，因之得到上帝赐福的典型。

    马克思致恩格斯     １８６1年１月29日［于伦敦］

    至于他(注)打算重新出版《新莱茵报》一事，——哈茨费尔特拥有三十万塔勒的财产，....——那末在目前条件下我会抓住这根稻草。但是德国的浪潮还不够高，还冲不动我们的船。一开始就会流产。(0.148-149)
    (注)按：指拉萨尔。

    恩格斯致马克思     １８６１年２月６日于曼彻斯特

    《论坛报》（注）的做法真正象是一张不值钱的小报。它的社会主义实际上不过是小铺老板所特有的那种最丑恶的欺诈。（p.154）
    （注）《纽约每日论坛报》——美国的一家报纸，１８４１年至１９２４年出版。该报由著名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霍拉斯格里利创办，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四十至五十年代，该报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反对奴隶占有制。１８５１年８月至１８６２年３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此处讲到的是该报克扣稿费问题。

    马克思致恩格斯     １８６１年２月２７日［于伦敦］

    由于最近两星期令人讨厌的奔走，——要不使我的全家彻底垮台，真是需要很大的本事，—— 我根本没有看报，甚至连《论坛报》关于美国危机的报道也没有过目。但是，晚上为了休息，我读了阿庇安关于罗马内战的希腊文原本。一部很有价值的书。作者祖籍是埃及。施洛塞尔说他“没有灵魂”，大概是因为他极力要穷根究底地探索这些内战的物质基础。他笔下的斯巴达克是整个古代史中最辉煌的人物。一位伟大的统帅（不象加里波第），高尚的品格，古代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而庞培是十足的废物；....莎士比亚在写喜剧《爱的徒劳》时，看来对庞培的真正面目已经有一些概念了。(p.159-160)

    马克思致恩格斯      １８６１年6月19日［于伦敦］

    布朗基（注1）本人通过德农维耳（注2），非常热情地感谢我和德国无产阶级党（在国外的）对他的同情。（注3）我们同法国最极端的党重新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我认为这非常好。

    （注1）布朗基，路易•奥古斯特（１８０５—１８８１）—— 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法国无产阶级运动的著名领袖，１８３０年和１８４８年革命的积极参加者；秘密的“四季社”的领导人，曾多次被判徒刑。
    （注2）德农维尔——瓦托，路易（生于１８２４年）的笔名——法国政论家，四十至五十年代法国革命运动的参加者，后来侨居比利时；布朗基的近友。
    （注3）信里是指瓦托（德农维耳）准备为布朗基案件出版的小册子。该小册子载有揭露波拿巴的警察和司法机关的材料。瓦托请求马克思帮助他编辑和印刷这本小册子。１８６１年１１月，马克思把在德国侨民工人当中为出版这本小册子募集来的钱转寄给了瓦托。

    马克思致恩格斯      １８６１年7月1日［于伦敦］

    在这里看到鲁普斯，我和我的家里人都很高兴。....他把你的信和两英镑交给了我，这两英镑立刻就落到了税务官手里。....因为我仍然没有任何收入，而“消费不断地继续着”（某些经济学家企图以此来解释“利润”，认为利润不取决于生产费用，而取决于消费费用），所以曼彻斯特只要来钱，就是值得高兴的。(p.180)

    恩格斯致马克思      １８６１年１２月２日于曼彻斯特

    这几天我终于开始读拉萨尔的书（注）。....即使从纯哲学观点来看，他也应当懂得，只是过程而不是过程的仅仅暂时的结果是绝对，这样，除了历史过程本身以外，他就不能得出任何别的法的观念了。....但是更可笑的是他认定，对“充分的具体事例”这样毫无意义地胡扯一通，就是对他所提出的原理的论证，而他的著作因此也就最后完成了。(p.206-207)
    （注）斐•拉萨尔《既得权利体系》。

    马克思致恩格斯      １８６１年１２月９日［于伦敦］

    同意你对伊戚希的批评。....空想主义贯穿了全卷，而辩证方法则用得不对。黑格尔从来没有把归纳大量“事例”为一个普遍原则的做法称为辩证法。(p.209)
    （注）按：指对拉萨尔《既得权利体系》的批评。见前信。

    马克思致恩格斯      １８６2年２月25日［于伦敦］

    使情况变得更令人不愉快的是，小燕妮在医生的护理下差不多已经有两个月。这孩子眼见得瘦了下去。燕妮现在已经长大，她已经意识到我们景况的全部艰难困苦，我认为，这就是她生病的主要原因。....例如她曾背着我们到杨格夫人那里，打听能不能在剧院里找个工作。

    总而言之，这样穷困的生活实在不值得过下去。（p.217)

    马克思致恩格斯      １８６2年3月6日［于伦敦］

    我要写信告诉《新闻报》（注）的这些家伙，必须重新订立合同。他们不登载最好的文章（尽管我一直在设法写得使他们能够登载），我倒不在乎。但是他们在四五篇文章中只登载一篇，而且只给一篇的稿酬，从财政方面来说是不行的。这使我甚至连文丐也不如。(p.226)
    （注）《新闻报》——奥地利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日报，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９６年在维也纳出版；１８６１年至１８６２年期间，该报采取反波拿巴主义的立场，曾经刊载马克思的文章和通讯。

    马克思致恩格斯      １８６2年4月28日［于伦敦］

    维科（注）在自己的《新科学》中说，德国是欧洲唯一的还在用“英雄语言”的国家。如果这个老那不勒斯人有幸领略维也纳《新闻报》或柏林《国民报》的语言，那他是会抛弃这种成见的。(p.230)
    （注）维科，卓万尼.巴蒂斯特（１６６８—１７４４）—— 意大利杰出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他企图确立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著有《新科学。论天主教教条的形成》一书，１８４４年巴黎版。

    恩格斯致马克思      １８６２年５月１８日左右于曼彻斯特

    你应该原谅我没有写信给你。我接待的客人从来没有象这个星期那样多过。....真是一派美妙的情景！这些人把我弄得头昏脑胀。此外还要同这帮家伙饮酒作乐。博览会真是该死！(p.239)

    马克思致恩格斯      １８６２年６月18日于伦敦］

    妻子天天对我说，她还不如同孩子们进坟墓，的确，我也不能责怪她，因为我们由于目前处境而忍受的屈辱、痛苦和可怕的事情实在非笔墨所能形容。....我对可怜的孩子们特别感到心疼，因为这一切正好发生在展览季节，他们的熟人都在尽情游玩，而他们却只怕有人来，会看到这种寒伧景象。(p.251)

    我现在正在加紧工作，奇怪的是，在种种困苦的包围之下，我的脑袋倒比前几年更好用了。我正在把这一卷（注）大加扩充，因为德国的狗东西是按篇幅来估量一本书的价值的。现在我终于顺便把地租这个烂摊子（但是在这一部分我一点也不打算涉及它）清理出来了。很久以来，我就怀疑李嘉图的学说是否完全正确，现在我终于揭穿了骗局。在我们没有见面的这一期间，我又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极其新鲜的东西，准备加到这一卷里去。(p.251)

    （注）马克思在１８５９年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名称出版了自己专门批判经济学范畴的著作的第一分册，随后马克思就打算出版第二分册，这一册应当包括这部著作的最重要和篇幅最大的一章，即关于资本那一章。但是１８６０年他忙于写反福格特的抨击性著作，不得不中断自己的经济学研究，直到１８６１年夏季才回到这项工作上来。后来，在马克思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的写作过程中，上面所说的那一章的手稿，扩大到总共有将近二百印张的二十三本的巨大篇幅，后来加工成为《资本论》的头三卷。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中未经作者加工的部分，后来被编为《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出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３册。

    我重新阅读了达尔文的著作，使我感到好笑的是，达尔文说他把“马尔萨斯的”理论也应用于植物和动物，其实在马尔萨斯先生那里，全部奥妙恰好在于这种理论不是应用于植物和动物，而是只应用于人类，说它是按几何级数增加，而跟植物和动物对立起来。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在动植物界中重新认识了他自己的英国社会及其分工、竞争、开辟新市场、“发明”以及马尔萨斯的“生存斗争”。这是霍布斯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使人想起黑格尔的《现象学》，那里面把市民社会描写为“精神动物的世界”，而达尔文则把动物世界描写为市民社会。(p.251-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