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致马克思    １８70年3月7日于曼彻斯特

    请把有关的几号《马赛曲报》和《国际报》寄给我用几天。小燕妮在这方面的成就引起了这里的一片欢呼声，并且以一切应有的敬意为燕•威廉斯（注）先生的健康干杯。我对这件事的进一步发展很感兴趣。(p.442)
    （注）燕妮.马克思所用的笔名。

    恩格斯致马克思    １８70年3月13日于曼彻斯特

    燕•威廉斯先生确实获得了出色的和当之无愧的成就。《马赛曲报》把信当作原件发表的巧妙做法，使整个英国报界狼狈不堪，并且终于迫使《爱尔兰人报》向《马赛曲报》和《国际报》承认自己的过错。....好啊，燕妮！莉希（注）因《国际报》上的文章非常合她心意，也特别感激你。(p.445)
    （注）恩格斯夫人莉希.白恩士。

    恩格斯致马克思    １８70年3月31日于曼彻斯特

    燕妮可以欢呼：全线胜利！没有她，可尊敬的格莱斯顿绝不会同意进行新的调查。（p.450）

    马克思致恩格斯    １８70年3月24日于伦敦

    巴枯宁直到最近还在到处拚命说赫尔岑的坏话，可是赫尔岑一死，他马上就唱起赞歌来了。他用这种手法达到了他的目的，即富翁赫尔岑每年从俄国（他那里的党）得到的近二万五千法郎的宣传费，现在转给巴枯宁了。尽管巴枯宁对继承权深恶痛绝，看来，这种“遗产”他是很喜欢的。(p.453)

    马克思致恩格斯    １８70年4月14日于伦敦

    弗列罗夫斯基的书，虽然在自由主义盛行的时候过了检查关，但他恰恰由于这本书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我的书的译本还在它问世以前就被没收和查禁。(p.461)

    《济贫法视察员报告》很有意思。这些报告象你手头已有的这些视察员的《农业工人工资的报告》一样，也证明从饥荒以来，就开始了以农业工人为一方同以农场主和租佃者为另一方之间的冲突。至于《工资》报告,....总的说来，证实了我在论爱尔兰的一节里所说的，工资的增加远远赶不上生活资料价格的上涨。....《大地主和租佃者的权利报告》指出的下述事实也是重要的，即机器的进步，把大批手工织工变成了贫民。

    从济贫法委员的两份报告中可以看出：

    （１）从饥荒以来，在这里，象在英格兰一样，开始了把农业工人赶出住宅的清扫领地（不同于１８２９年后对四十先令的自由农的取缔）。
    （２）积债地产诉讼，使大批小高利贷者取代了破产的大地主。（根据这两份报告，大地主的数目减少了六分之一）。(p.462)

    你和穆尔如能寄给我几英镑补贴杜邦，我就太高兴了。他的妻子患肺结核，住在医院里。他本人被原单位撵走了。借口是他的政治观点，真正的原因是，他的全部发明已被他的厂主据为己有。对于厂主（他认为已把杜邦的一切都榨干了），杜邦早就是不受欢迎的人了。然而，厂主老爷却一直忍耐到杜邦搞出一项崭新的发明来解决钢琴生产方面早已产生的问题。我已经给了杜邦几英镑，因为几个星期来，他和他的三个小女儿不得不只啃点干面包。在他找到新的工作以前，只需要帮他几个星期。谁能写出这样一部工人史——工人由于自己的发明创造而被一脚踢开！(p.463)

    斯特林（爱丁堡）....写了一本反对赫胥黎和他的原生质的小册子。这个家伙作为苏格兰人，自然采纳了黑格尔的错误的宗教上和思想上的神秘主义（正是这一点也促使卡莱尔公开宣布他转向黑格尔学说）。但是，斯特林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知识，使他能够揭示赫胥黎开始研究哲学时的那些弱点。(p.463)

    马克思致恩格斯    １８70年5月7日于伦敦

    我收到了巴枯宁寄来的最初五号《钟声》和法文的附刊。俄国纲领本身是很有特色的。这个杂志决不是“某个独特政党的喉舌”，而是一切渴望“解放俄国”和“不满现状的”正直的人们的喉舌。绝不追求原则，实践先于一切！可是，我们，西欧和美国，倒应当仅仅限于宣传巴枯宁先生的理论（即没有任何理论），也就是说要按照一切民族似乎已被消灭这样的精神宣传。因此，对内政策也好，对外政策也好，他也不许我们进行任何干预。多么狡猾的家伙！(p.483)

    马克思致恩格斯    １８70年5月10日于伦敦

    库格曼在我的生日给我寄来莱布尼茨工作室里的两条壁毯，使我非常高兴。事情是这样的，莱布尼茨旧居去年冬天拆掉了，愚蠢的汉诺威人本来可以用这些遗物在伦敦做一笔好生意，他们却把所有的东西都扔了。这两条壁毯上的画面取材于神话，一条上面是尼普顿在波浪中等等；另一条上面是维纳斯、阿穆尔等等，都带有路易十四时代的恶劣风格。但是当时的手工，质量（耐用性）比现在的要好。我已把这两样东西挂在我的工作室里。你知道，我是佩服莱布尼茨的。(p.489)

    恩格斯致马克思    １８７０年５月１５日于曼彻斯特

    奥格辽夫曾同赫尔岑一起任《钟声》的编辑，他是个非常平庸的小市民和诗人。(p.497)

    威廉的信....的确是我曾读过的所有信中最愚蠢的了。好一个蠢货！有趣的是看他怎么回答我。我在信末尾劝他想一想，是否最好事先研究一下他准备教别人学习的东西。(p.497)

    恩格斯致马克思    １８７０年５月１9日于曼彻斯特

    这个波拿巴真是一头不可救药的蠢驴。这个畜生对历史运动毫无概念，全部历史是一堆偶然事件的大杂烩，没有任何联系，起决定作用的是老江湖骗子的小骗术，而且是什么样的骗术啊！对付任何事变，总是只用同一个处方。(p.503)

    马克思致恩格斯    １８70年7月5日于伦敦

    我从洛帕廷（注）那里了解到，车尔尼雪夫斯基１８６４年被判处在西伯利亚矿井服苦役八年，因此还有两年才满期。初级法院曾相当公正地宣布，根本没有任何不利于他的东西，所谓图谋不轨的秘密信件显系伪造（事实就是如此）。但是，参政院遵照谕旨，利用自己的最高权力撤销了法院的宣判，并把这个狡猾人物放逐西伯利亚，如判决书所云，此人“如此狡诈”，他能“使自己的著作保持一种法律上无懈可击的形式同时又公然在其中喷射毒液”。这就是俄国的司法！(p.507)
    （注）洛帕廷，格尔曼•亚历山大罗维奇（１８４５—１９１８）——俄国革命家，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生，民粹派，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０）；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俄译者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

    第二部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信 １８６８年１月—１８７０年７月中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    １８６８年１月３日于曼彻斯特

    不管怎样，这些先生们既要扼杀这本书（注）又要利用它的企图现在破产了。(p.518)
    （注）《资本论》第一卷。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１８６８年１月１１日于伦敦

    非常感谢您送的丘必特和您在从事宣传和愚弄德国新闻界时所付出的精力和关注。就象我们那个不幸早逝的朋友维尔特所歌唱的：

    从来没有这样快活过，
    刺痛敌人乐呵呵，
    单拿蠢货来开心，
    单拿傻瓜来奚落。（p.519）

    痈实际上是一种无产阶级的病。(p.519)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１８６８年１月30日于伦敦
                 
    ［自传材料］

   卡尔•马克思，哲学博士，１８１８年５月５日生于特利尔。

    １８４２—１８４３年，起初为《莱茵报》（科伦）撰稿，以后任该报主编。在他负责编辑期间，该报受到政府的双重检查：在原有的检查官检查之后，又加一道行政区长官的最高检查。最后，内阁勒令《莱茵报》停刊。马克思离开德国赴巴黎。
   １８４４年，在巴黎和阿•卢格合作出版《德法年鉴》，在德国被禁止发行。此后写《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文学出版社版）。
    １８４４年１２月，基佐在普鲁士政府的唆使下将马克思驱逐出法国，马克思赴布鲁塞尔。１８４７年在布鲁塞尔创立德意志工人协会，并在该会讲授政治经济学，为法国的《改革报》（巴黎）等撰稿。
    １８４７年，发表《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随后发表《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以及其他小册子。
    １８４８年，发表和弗•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被捕并被驱逐出比利时，但应法国临时政府邀请又去法国。１８４８年４月离开法国，在科伦创办《新莱茵报》（１８４８年６月—１８４９年５月）。政府按法律手续对他进行追究未果，之后马克思被驱逐出普鲁士。曾两次被陪审法庭宣判无罪（第一次被控告违反出版法，第二次被控告煽动叛乱）。马克思的辩护词载于《两个政治审判案》（科伦）。
    １８４９年，《新莱茵报》出版最后一号，即红字报。马克思赴巴黎。１８４９年８月被驱逐出巴黎，但可以在布列塔尼（摩尔比安）居住，不得自由行动，马克思予以拒绝，被驱逐出法国，移居伦敦，直至现在。
    １８５０年，出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汉堡）。
    １８５１—１８５２年，为伦敦宪章派报纸《人民报》和厄内斯特•琼斯出版的《寄语人民》杂志以及其他报刊撰稿。
    １８５２年，发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纽约。
    发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巴塞尔；由于这一版在德国边境被没收，１８５３年在波士顿出新版。

    １８５３—１８５４年，发表《抨击帕麦斯顿勋爵文集》。
    １８５９年，发表《政治经济学批判》，柏林。
    １８６０年，发表《福格特先生》。
    １８５１—１８６２年，马克思经常为美国的英文报纸《论坛报》（纽约）撰稿。为《普特南氏评论》（纽约）和《美国新百科全书》（纽约）撰稿。
    １８６１年，大赦后到柏林，普鲁士政府拒绝恢复他的国籍。
    １８６４年，受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委托，发表《告欧洲工人阶级书》。
    １８６７年，发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汉堡。(p.523-524)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１８６８年3月6日于伦敦

    我现在能够理解杜林先生的评论中的那种异常困窘的语调了。一般说来，这是一个极为傲慢无礼的家伙，他俨然以政治经济学中的革命者自居。他做了一件具有两重性的事情。....我的书（注）在这两方面都把他埋葬了。....此外，他在进行欺骗，这一半是出自本意，一半是由于无知。他十分清楚地知道，我的阐述方法和黑格尔的不同，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但是，只有在剥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后才是这样，而这恰好就是我的方法的特点。至于说到李嘉图，那末使杜林先生感到伤心的，正是在我的论述中没有凯里以及他以前的成百人曾用来反对李嘉图的那些弱点。因此，他恶意地企图把李嘉图的局限性强加到我身上。但是，我们不在乎这些。我应当感谢这个人，因为他毕竟是谈论我的书的第一个专家。(p.525-526)
    （注）《资本论》第一卷。

    在我生病期间（现在但愿病很快会痊愈），我是无法写作的，但是，我吞下了大批统计学方面和其他方面的“材料”，对于那些肠胃不习惯于这类食物并且不能把它们迅速消化的人来说，这些材料本身就足以致病。(p.526)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１８６８年3月17日于伦敦

    愉快的是，这不仅表现了您的深厚友谊（而在这个尘世上，友谊是私人生活中唯一具有重要意义的东西），而且还因为您帮助我摆脱了由于婚事临近而造成的十分困难的处境。最近四个月来，除付医药费和诊费外，我在购买蓝皮书、关于银行业的调查材料和美国报告等等方面花了很多钱，所以实际上没有给我女儿剩下什么。(p.527)

    我只有在伦敦才能完成自己的著作。....此外，如果我在这个紧急时刻离开这里，那末，我在暗中影响的整个工人运动就会落到很不可靠的人手里而走入歧途。(p.527)

    我不仅把大工业看作是对抗的根源，而且也看作是解决这些对抗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创造者，当然，这种解决不可能走平静舒坦的道路。(p.528)

    至于谈到工厂法——工人阶级得到的有发展和活动余地的最初条件，——我要求国家把它作为强制性的法律，这不仅是要约束工厂主，而且也是要约束工人自身（在第５４２页注５２中，我指出了女工对缩短开工时间的抗拒）。....关于这点，我在第２４３页上也谈到：“总的说来，这也并不取决于个别资本家的善意或恶意”等等。(p.528)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１８６８年4月6日于伦敦

    英国——因而也是英国工人阶级——由于数百年来对爱尔兰犯下的滔天大罪而得到的惩罚。但是它终究又会有利于英国工人阶级本身。就是说，在爱尔兰的英国国教教会——或者如这里的人们通常所说的，爱尔兰教会——是英国大地主所有制在爱尔兰的宗教堡垒，同时又是英国本土的国教教会的前沿堡垒（在这里我是把国教教会当作土地所有者来谈的）。随着国教教会在爱尔兰的垮台，在英国它也会衰败下去，而紧跟在这二者之后（没落）的将首先是爱尔兰的大地主所有制，然后是英国的大地主所有制。我早就确信，社会革命必须认真地从基础开始，就是说，从土地所有制开始（注）。(p.530)
    （注）双关语：“基础”的原文是Ｇｒｕｎｄ，也是“土地”的意思；“土地所有制”的原文
是Ｇｒｕｎｄ ｕｎｄＢｏｄｅｎｅｉｇｅｎｔｕｍ。

    李卜克内西没有充分掌握辩证法，因而不能同时向两个方面出击。（p.531)

    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和保尔•拉法格     １８６８年４月１１日于伦敦

    我亲爱的孩子，你也许会认为，我太喜欢了，以致在这样不适当的时刻为了书的事还来打扰你。但是你大错特错了。我只不过是一架机器，注定要吞食这些书籍，然后以改变了的形式把它们抛进历史的垃圾箱。(p.533)

    他（注）现在视力差，需要开开心，而最能使他开心的，莫过于年青的一对把与老人一起度过的短暂时间全部贡献给他。(p.534)
    （注）按：指保尔.拉法格的父亲。

    马克思致约瑟夫•狄慈根    ［１８６８年５月９日于伦敦］

    一旦我卸下经济负担，我就要写《辩证法》。辩证法的真正规律在黑格尔那里已经有了，自然是具有神秘的形式。必须把它们从这种形式中解放出来……(p.535)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１８６８年6月24日于伦敦

    李卜克内西由于南德意志人的蠢笨而变得越来越糊涂了。他够不上一个辩证论者，因而不能同时对两个方面进行批判。(p.536)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１８６８年7月11日于伦敦

    在出第二版的时候，我将在论述价值量的适当地方给巴师夏一些必要的回击。过去我没有这样做，是因为第三卷（注1）将有专门一章来详细评述“庸俗经济学”的先生们。此外，您自然会看到，孚赫（注2）及其同伙在他们自己的拙劣文章中，不是从耗费的劳动力的量中而是从没有这种耗费即从“节省的劳动”中得出“交换价值”。而就连这个备受那些先生们欢迎的“发现”也不是可敬的巴师夏自己做出的，他只是按照自己的惯例从先前的许多作者那里“抄袭”来的。其来源孚赫及其同伙自然是不知道的。(p.540)

    （注1）根据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整个《资本论》的出版计划规定还要出版两卷。第二卷应包括两册，用以分析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册）和阐述资本主义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而最后一卷即第三卷（第四册），马克思打算用来探讨经济理论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１２页）。马克思逝世以后，由恩格斯整理付印，并把马克思的属于第二册的手稿作为《资本论》第二卷出版，把属于第三册的手稿作为第三卷出版。
    （注2）孚赫，茹尔（尤利乌斯）（１８２０—１８７８）——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贸易自由的拥护者，五十年代初宣传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观点；１８５０—１８６１年侨居英国，为《晨星报》的撰稿人，写有住宅问题的著作；１８６１年回到德国，后为进步党人，１８６６年起为民族自由党人。

    我对现实关系所作的分析仍然会包含有对实在的价值关系的论证和说明。胡扯什么价值概念必须加以证明，只不过是由于既对所谈的东西一无所知，又对科学方法一窍不通。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人人都同样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劳动按比例分配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

    科学的任务正是在于阐明价值规律是如何实现的。所以，如果想一开头就“说明”一切表面上和规律矛盾的现象，那就必须在科学之前把科学提供出来。李嘉图的错误恰好是，他在论价值的第一章里就把尚待阐明的所有一切范畴都预定为已知的，以便证明它们和价值规律的一致性。

    思维过程本身是在一定的条件中生长起来的，它本身是一个自然过程，所以真正能理解的思维只能是一样的，而且只是随着发展的成熟程度（其中也包括思维器官发展的成熟程度）逐渐地表现出区别。其余的一切都是废话。（p.540-541）

    庸俗经济学家根本想不到，实际的日常的交换关系和价值量是不能直接等同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合理的东西和自然必需的东西都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而实现。当庸俗经济学家不去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却傲慢地断言事物从现象上看不是这样的时候，他们自以为这是做出了伟大的发现。实际上，他们夸耀的是他们紧紧抓住了现象，并且把它当作最终的东西。这样，科学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但是，在这里事情还有另外的背景。内部联系一旦被了解，相信现存制度的永恒必要性的一切理论信仰，还在现存制度实际崩溃以前就会破灭。因此，在这里统治阶级的绝对利益就是把这种缺乏思想的混乱永远保持下去。那些造谣中伤的空谈家不凭这一点，又凭什么取得报酬呢？他们除了根本不允许人们在政治经济学中进行思考以外，就拿不出任何其他科学的王牌了。

    但是，够了，非常够了。这无论如何表明，这些资产阶级的传教士们已经堕落到什么地步，工人，甚至工厂主和商人都懂得我的书，并且了解得很清楚，而这些“博学的作家”（！）却抱怨我对他们的理解力要求过高。(p.542)

    马克思致格奥尔格•埃卡留斯和弗里德里希•列斯纳  １８６８年９月１０日于伦敦

    当然，公众最关心的是战争问题。长篇的演说和华丽的辞藻在这里不会有什么害处。在这个问题上作出的决议应当直截了当地说明：工人阶级还没有充分地组织起来，还不能对事变进程起某种决定性作用。(p.546-547)
    （注）埃卡留斯，约翰•格奥尔格（１８１８—１８８９）——国际工人运动和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工人政论家，职业是裁缝；侨居伦敦，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４—１８７２），国际各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代表；海牙代表大会后成为英国工联的改良派领袖，后为工联主义运动的活动家。

    列斯纳，弗里德里希（１８２５—１９１０）——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裁缝；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中被判处三年徒刑，１８５６年起侨居伦敦，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４年１１月—１８７２年），国际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６５）、洛桑代表大会（１８６７）、布鲁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８）、巴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９）、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７１）和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的参加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在国际里为马克思的路线积极斗争，后为英国独立工党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

    马克思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     １８６８年９月１４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莫丹那别墅１号

    埃卡留斯一般说来是个很能干的人，但又是个十分贪图功名的人，他在《共和国》上和其他场合，有意地不提我的书。他喜欢把我的论点据为己有。....他不仅从我这里获得了知识，而且由于我他才当了总委员会的总书记，因此他这样做就更加愚蠢了。只有我一个人支持他（也在《共和国》上）反对来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攻击。但是他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我只关心事业，而对于个人的愚蠢行为是不介意的！他就是指望这一点。(p.549)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１８６８年１０月７日于伦敦梅特兰公园莫丹那别墅１号

    我只能向您提供一个有关我的写作活动和政治活动的简况，您在为您的译本写序时也许可以利用一下。

    卡•马克思博士１８１８年生于特利尔（莱茵普鲁士）。

    １８４２—１８４３年。《莱茵报》（科伦）主编。该报被普鲁士政府勒令停刊。马克思到巴黎并和阿尔诺德•卢格一起在那里（１８４４）出版《德法年鉴》（巴黎，１８４４年）。１８４４年底马克思被基佐驱逐出法国，他迁居布鲁塞尔。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起出版《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１８４５年）。（这一著作和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的一些论文一样，都是反对黑格尔哲学和一般思辨哲学的神秘主义思想的。）后来在布鲁塞尔居留期间还出版了：《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布鲁塞尔—巴黎，１８４７年）；《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布鲁塞尔，１８４７年）；最后，在１８４８年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合著——《共产党宣言》（伦敦）。

    二月革命爆发后不久，马克思被驱逐出比利时，但同时接到法国临时政府要他回法国的邀请而回到巴黎，１８４８年４月到科伦（德国），在那里出版《新莱茵报》（从１８４８年６月到１８４９年５月）。他在那里还出版：

    《两个政治审判案》（科伦，１８４９年）。（这个小册子包括对审判案的叙述和马克思在陪审法庭上的辩护词。第一次审判马克思被控侮辱王国检察官，第二次——在普鲁士政变（曼托伊费尔）之后——被控煽动暴动。陪审员两次都宣判马克思无罪。）
    １８４９年５月《新莱茵报》被普鲁士政府查封，马克思被驱逐出普鲁士国境。他再次到巴黎，但又被驱逐出法国，于１８４９年１０月底迁居伦敦，至今仍住在这里。在这一时期他出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汉堡和纽约，１８５０年）。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纽约，１８５２年）。
    《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３年。两种版本，一种在巴塞尔出版，另一种在美国波士顿出版）。
    《抨击帕麦斯顿勋爵文集》（伦敦、北明翰、格拉斯哥,１８５３—１８５４年）。
    《政治经济学批判》（柏林，１８５９年）。
    《福格特先生》（伦敦，１８６０年）。

    １８５１—１８６１年期间用英文为《纽约论坛报》、《普特南氏评论》和《美国新百科全书》撰稿。

    １８６４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标题为《告欧洲工人书》，以及后来（１８６６年）在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代表大会上最后通过的协会章程。马克思迄今一直是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委员和德国书记。

    １８６７年—— 《资本论》。（p.551-553)
    （注）丹尼尔逊，尼古拉•弗兰策维奇（ １８４４—１９１８） （笔名尼古拉—逊）——俄国经济学着作家，八十至九十年代民粹派思想家之一；曾与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多年信，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二、三卷译成俄文（第一卷是和格•亚•洛帕廷合译的）。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1868年10月12日于伦敦梅特兰公园莫丹那别墅1号

    这是命运的捉弄：二十五年以来我不仅用德语而且用法语和英语不断地同俄国人进行斗争，他们却始终是我的“恩人”。１８４３—１８４４年在巴黎时，那里的俄国贵族给我捧场。我的反对蒲鲁东的著作（１８４７），以及由敦克尔出版的著作（１８５９），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俄国销售得多。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的外国又是俄国。但是对这一切都不应当估计过高。俄国贵族在青年时代在德国的大学受教育，也在巴黎受教育。他们总是追求西方提供的最极端的事物。这是不折不扣的美食癖，和十八世纪一部分法国贵族的爱好一样。“这不是为裁缝和鞋匠写的”——那时伏尔泰谈到自己的启蒙思想时这样说。这并不妨碍这些俄国人一旦做官就成为混蛋。（p.554）

    马克思致约翰•巴普提斯特•施韦泽     １８６８年１０月１３日于伦敦

    首先，关于拉萨尔的联合会，它是在一个反动时期成立的。在德国工人运动沉寂了十五年之后，拉萨尔又唤醒了这个运动，这是他的不朽的功绩。但是，他犯了很大的错误。他受直接的时代条件的影响太深了。他把一个小小的出发点——他同舒尔采－德里奇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的对立——当作自己的鼓动的中心点：以国家帮助反对自助。这样，他不过是重新提出了法国天主教社会主义的首领毕舍为反对法国的真正的工人运动而于１８４３年和以后几年提出的口号。拉萨尔也不会糊涂到认为这个口号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他只能以这个口号（似乎！）可以直接实现为理由来替这个口号辩护。为了这个目的，他不得不断言这个口号在最近的将来就会实现。因此，这种“国家”就变成了普鲁士国家。这样一来，他就不得不向普鲁士君主制、向普鲁士反动派(封建党派）、甚至向教权派让步。他把宪章派的普选权口号同毕舍的国家对协作社的帮助结合起来。他忽略了德国和英国的条件是不同的。他忽略了没落帝国在法国普选权问题上的教训。其次，就象每一个说自己的口袋里装有能为群众医治百病的万应灵丹的人一样，他一开始就使自己的鼓动带有宗教的、宗派的性质。实际上，任何宗派都有宗教的性质。再次，正因为他是一个宗派的创始人，所以他否认同德国和外国以前的工人运动有任何天然的联系。他陷入了蒲鲁东的错误之中，他不是从阶级运动的实际因素中去寻找自己的鼓动的现实基础，而是想根据某种教条式的处方来规定这一运动的进程。

    宗派运动和阶级运动是对立的。宗派认为，它存在的权利和它的名誉不在于它自己和阶级运动有共同之处，而在于把它和阶级运动区别开来的特殊的护符。

    全德工人联合会的解散曾使您有机会向前迈进一大步，并有机会声明，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证明，现在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已经到来，把宗派运动溶合于阶级运动和消除一切宗派主义的时机已经成熟。至于说到宗派的合理成分，那末象过去的一切工人宗派一样，宗派会把它当作丰富运动的因素带到总的运动中去。但是您并没有这样做，您实际上是要求阶级运动服从特殊的宗派运动。
至于章程草案，我认为它在原则上是错误的，我相信我在工会方面的经验并不比任何同时代人少。在这里，我不想再作详细的说明，只想指出，集中制的组织对秘密团体和宗派运动是极其有用的，但是同工会的本质相矛盾。即使这种组织是可能存在的——我说它根本不可能存在——，那它也是不适宜的，至少在德国是这样。这里的工人从小就受官僚主义的训戒，相信权威，相信上级机关，所以在这里首先应当培养他们的独立自主精神。

    但是，不管组织犯了什么样的错误，这些错误大概都可能被合理的实践或多或少地克服掉。作为国际的书记，我准备充当您和直接参加了国际的纽伦堡多数派之间的调解人，——当然是在合理的基础上进行调解。我已经把同样的意思写信告诉莱比锡。我不会忽视您的困难处境，并且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更多地受环境的支配，而不是受自己的意志的支配。
我向您担保，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将是公正的，这是我的责任。(p.557-559)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１８６８年１０月２６日于伦敦

    我认为这种事（注）弊多利少，并且有损于科学家的品德。例如，迈耶尔百科词典的出版者早就写信来要我的传记。我不仅没有给，而且连信都没有回。人各有所好。(p.561）
    （注）按：指在“低级趣味”的小报《凉亭》上发广告。

    马克思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和奥古斯特•福格特    １８６８年１０月２８日于伦敦

    你们认识狄慈根吗？....这是我所知道的最有天才的工人之一。(p.564）
    （注）福格特，奥古斯特（约１８３０—１８８３）——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社会主义者，职业是鞋匠；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同李卜克内西一起反对拉萨尔主义，国际会员；１８６７年侨居美国，纽约共产主义俱乐部会员和国际在美国的支部的组织者之一，美国通讯书记（１８６８—１８６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１８６８年１２月５日于伦敦

    您有狄慈根的地址吗？很久以前，他寄给我一部分关于《思维能力》的手稿，这一部分手稿中虽然有些混乱的概念和过多的重复，但包含着许多卓越的思想，而且作为一个工人的独立思考的产物来说，甚至是令人惊叹的思想。我阅后没有立刻回答他，因为也想听听恩格斯的反应。所以我把手稿寄给他。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把它要回来。现在我找不到有狄慈根的新地址的那封信了。....您有没有得到他的地址？如果有，请尽快寄给我。我这么长时间没有答复狄慈根，良心（这东西是永远不能完全摆脱的）感到很不安。(p.566-567)

    您的夫人是否也参加了伟大的德国妇女解放运动？我认为，德国妇女应当从推动自己的丈夫去为自身解放而斗争开始。(p.570)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１８６８年１２月12日于伦敦

    狄慈根的相片也一并奉还。他的传记不完全象我所想象的那样。但我总是听到一些风言风语，说他“和埃卡留斯那样的工人不一样”。的确，他为自己制定那样的哲学观点需要一定的宁静和空闲时间，而这不是一个每天做工的工人所能具有的。(.570-571)

    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p.571)

    恩格斯致海尔曼•恩格斯    １８６８年１２月１８日于曼彻斯特

    我根本不想让可爱的商业再把我束缚十年。(p.573)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１８６9年２月11日于伦敦

    一个德国大学的政治经济学讲师写信给我说，我的书完全使他信服，但是……但是他的地位要求他“也和其他同事一样”不说出自己的信服。

    一方面是学术官僚们的胆怯，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报刊和反动报刊的沉默阴谋，给我造成很大的损失。(P.577)

    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     １８６９年２月１５日于伦敦

    英国社会的生存斗争——普遍的竞争，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使达尔文发现残酷的生存斗争是“动物”界和植物界的基本规律。但是达尔文主义与此相反，却认为这是证明人类社会永远不能摆脱自己的兽性的决定性论据。(P.580)

    我的老相识——俄国人巴枯宁——策划了一个不大的反对国际的狡猾阴谋。他在和平和自由同盟的最近这次伯尔尼代表大会上同它闹翻并退出这个组织以后，加入了我们协会的日内瓦罗曼语区支部。他很快就把我们好样的老贝克尔缠住了。贝克尔时刻渴望采取坚决行动，但他非常缺乏批判能力。他容易受诱惑，

    是个象加里波第那样的热心人。于是，巴枯宁秘密地准备组织“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它将同时既是我们的国际的一个分部，又是一个新的独立的国际性组织，宣布自己的“特殊使命是研究”无产阶级运动的“最高哲学等等的原则”；实际上这个计划如果再加上狡猾的手腕就会把我们的协会置于俄国人巴枯宁的领导和最高控制之下。他进行活动的方法是非常独特的。他背着我们把他的新纲领（由老贝克尔带头署名）寄往巴黎、布鲁塞尔等地；他还向那些地方派遣了自己的特使。前不久他们才把这些文件寄给伦敦的总委员会。我们用一项正式的决议击退了这个乳臭未干的俄国人的进攻。我们所有的分部一致赞成这个决议。....尽管我个人同贝克尔是友好的，我不能允许这一瓦解我们协会的最初尝试得到成功。(P.581-582)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１８６9年3月3日于伦敦

    在法国，一个非常有趣的运动正在进行着。
    巴黎人为了准备去从事即将到来的新的革命斗争，又在细心研究他们不久前的革命历史经验了。(P.584)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列斯纳  １８６９年４月４日于曼彻斯特摩宁顿街８６号

    好多年以前，当愚蠢的民主派坏蛋们埋怨反动势力，埋怨人民对他们冷漠的时候，我们，摩尔和我，在这一反动时期就预见到了近十八年的巨大的工业发展，并且指出这一发展的结果将是劳动和资本的矛盾尖锐化以及更加激烈的阶级斗争，那时我们也是对的。(P.587)

    马克思致约翰•拉德劳   １８６９年４月１０日于［伦敦］西中央区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莫丹那别墅１号

    在我寄给您的第一卷序言第页注１里，您可以找到对事实的明确叙述，那里说：“拉萨尔的所有一般的理论原理几乎是逐字地从我的作品中抄去的”，但是我“同它们的实际上的应用毫无关系”。他的处方是国家帮助合作社——我仅仅出于礼貌才说是他的处方。实际上这是毕舍先生的，他在路易－ 菲力浦时代狂热地宣扬过这个处方。(P.588)
    （注）拉德劳，约翰•马尔科姆•福贝斯（ １８２１—１９１１）——英国合作社运动活动家，律师，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政论家。

    您既然引用了我对蒲鲁东的回答——《哲学的贫困》，那末您从这个著作的最后一章里一定会知道，１８４７年，当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和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在唯一的一点即谴责工联这一点上意见一致的时候，我却证明了工联的历史必然性。(P.588)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１８６9年5月11日于伦敦

    您一定知道，比利时是年年按时用马刀和火枪对每次罢工作结论的唯一的国家。(p.592)

    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    １８６９年６月２日于曼彻斯特

    德国的统一实际上不存在。只有通过德国革命消灭掉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始终是俄国人的仆从的普鲁士王朝，才能实现德国的统一。只有推翻“普鲁士”，才能使德国真正集中起来。(p.597)

    只有在皇帝入侵“祖国（注）的情况下，普鲁士才会成为法国的危险敌人。(p.599)
    （注）按：指路易.波拿巴入侵普鲁士。不久以后的普法战争准确地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言。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女儿）     １８６９年６月１０日于曼彻斯特

    达金斯也（注）是孔德主义者或实证主义者的死敌。他同意我的看法，他们除了自高自大以外没有任何实证的东西。(p.602)
    （注）达金斯—— 英国地质学家，１８６９年起为国际会员，曾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友好关系。

    恩格斯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１８６９年７月１０日于曼彻斯特斯托克波特路摩宁顿街８６号

    不用说，我不需要告诉您，我摆脱了这个该死的商业而能重新随意工作，是多么高兴，尤其因为这恰好发生在现在，即欧洲的事态愈来愈尖锐化，有朝一日暴风雨会完全出乎意外地来到的时候。(p.609)

    拉萨尔宗派的瓦解以及另一方面萨克森和南德意志的工人摆脱人民党（注）而独立行动，这是建立新的真正的德国工人政党的两个基本条件。(p.609)
    （注）德国人民党成立于１８６５年，由主要是德国南部各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与民族自由党相反，德国人民党反对确立普鲁士对德国的领导权，坚持既包括普鲁士又包括奥地利在内的所谓“大德意志”计划。这个党执行反普鲁士政策，提出一般民主口号，同时也是德意志某些邦的分立主义倾向的代表者。它宣传建立联邦制的德国的思想，反对以集中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

    要想清除掉李卜克内西系统地灌输给工人的南德意志共和主义小市民的狭隘观点，那就困难得多。在他的报纸上写着：人民党机关报，也就是说，南德意志小市民的机关报，单就这件事来说，就够愚蠢了！如果倍倍尔多少有点理论修养的话，就不至于发生这样的事。在我看来，他是个挺能干的人，可就有这么一个缺点。(p.609)

    我们同人民党这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共同之处远远少于施韦泽的拉萨尔派，后者毕竟还是一个工人派别。(p.609)

    恩格斯致海尔曼•恩格斯    １８６９年７月１５日于曼彻斯特

    职业商人和职业律师一样，很习惯于仅仅从对他们最有利的方面去看待他们直接从事的事情，而在研究科学问题的时候，必须首先摆脱这种特性。(p.614)

    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    １８６９年９月２５日于汉诺威

    每当党带着“自己的全部溃疡”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时候，我总是感到不安。在登场人物当中谁也没有站在原则高度上，但同上等阶级的愚昧无知比较，工人阶级的过失是微不足道的。(p.621)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１８６９年１１月２９日于伦敦

    在这里进行煽动的流亡者喜欢从安全的远方攻击大陆上的专制君主。对我来说，这类事只有当着暴君的面做才觉得有意思。(p.625)

    我愈来愈相信——问题只在于要使这种信念在英国工人阶级中扎根——，在英国工人阶级对爱尔兰的政策还没有和统治阶级的政策一刀两断以前，在它还没有做到不仅和爱尔兰人一致行动，而且还倡议取消１８０１年所实行的合并，以自由联盟的关系去代替这种合并以前，它在英国本土永远不会做出任何有决定意义的事情。这是必须做到的，这并不是出于对爱尔兰人的同情，而是基于英国无产阶级利益的要求。如果不这样做，英国人民就还得受统治阶级支配，因为他们必然要和统治阶级结成反对爱尔兰的统一战线。在英国本土的任何人民运动都会因为和爱尔兰人（他们占英国本土工人阶级的相当大的一部分）的不和而陷入瘫痪状态。英国无产阶级解放的第一个条件—— 推翻英国的土地寡头——也就不能实现，因为当英国的土地寡头在爱尔兰还保持着自己的非常巩固的前哨时，它在英国本土的阵地就不可能摧毁。但是，在那里，只要事情掌握在爱尔兰人民自己的手中，只要他们自己成为国家的立法者和执政者，只要他们获得了自治权，那末消灭土地贵族（其中大部分也就是英国的地主）要比在这里容易得多，因为这在爱尔兰不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同时还是一个民族问题，因为那里的地主不象在英国这样是世袭的显贵和代表人物，而是令人深恶痛绝的民族的压迫者。英国和爱尔兰目前的关系不仅阻碍了英国内部的社会发展，而且也妨害了它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俄国和美国的政策。

    但是，因为英国工人阶级一般在社会解放的天平上毫无疑问是举足轻重的，所以杠杆必需安放在这里。实际上，克伦威尔时代的英吉利共和国就是由于爱尔兰而覆灭的。（注）不要重蹈覆辙！爱尔兰人和英国政府开了个大玩笑，他们把“重罪犯”奥顿诺凡－罗萨选为议员。政府报纸正以重新废除“人身保护法”、重新恢复恐怖制度来进行威胁！实际上，只要现在的关系继续保持下去，英国除了依靠最残酷的恐怖政策和最卑鄙的收买手段以外，是从来不会，而且也决不可能依靠别的手段来统治爱尔兰的。(p.625-626)
    （注）１６４１年１０月，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前夕，爱尔兰爆发了起义，几乎使该岛的大部分完全脱离英国。这次起义于１６４９—１６５２年被镇压下去。对爱尔兰进行了非常残酷的镇压，结果为英国新土地贵族夺取了大量土地，从而加强了英国的地主资产阶级分子，为１６６０年王朝复辟准备了基础。

    马克思致塞扎尔•德•巴普    １８７０年１月２４日于伦敦

    您大概知道，一部分英国资产阶级组织了一个土地同盟之类的组织来同工人的土地和劳动同盟相对抗。这些资产者的表面目的，是要把英国的土地所有制变成小块土地所有制，并且为了人民的更大幸福而制造农民。他们的真正目的是向土地贵族进攻。他们想把土地投到自由流通中去，从而使土地从大地主手里转到资本家手里。(p.629)

    巴枯宁所创立的同盟，只是名义上解散了，它对国际协会是一种危险，是一种瓦解组织的因素。(p.632)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１８７０年２月１７日于伦敦

    你寄给我的小册子是德国人居住的俄罗斯波罗的海沿海各省的特权阶层目前用来呼吁德国人给予同情的一种辩护词。这帮流氓一向都以他们热心为俄国的外交、军队和警察效劳而出名，自从这些省区从波兰划归俄国以后，他们便心甘情愿地出卖自己的民族来换取剥削农民的合法权利，现在却看到自己的特权地位受到威胁而喊叫起来。旧的等级制度、正统的路德教以及对农民的榨取，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德国文化，为了保卫这种文化，欧洲目前应当行动起来。因此，这本小册子里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地产是文明的基础，而据这个可怜的小册子的作者自己供认，这种地产大半全是领主的地产或交纳赋税的小农地产。(p.636)

    他们宣称（当然是为了地主的利益）公社所有制是造成俄国农民悲惨境况的原因，这同以前有人把西欧农奴制度的废除——而不是把农奴丧失自己的土地——说成产生赤贫现象的原因是一模一样的。....造成俄国农民贫困的原因也就是在路易十四等人统治下造成法国农民贫困的原因，即国税和交给大地主的代役税。公社所有制并没有造成贫困，恰恰相反，只有它才减轻了贫困。(p.637)

    从我们方面看来会引起对那种“德意志文化代表”的反感的一切东西，在普鲁士的心目中却相反，恰好成了值得捍卫的东西！(p.6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