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致恩格斯    １８６７年１１月３０日于伦敦

    英国人还不知道，自从１８４６年以来，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的经济内容，因而还有政治目的都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正因为如此，芬尼亚运动的特点是：它有一种社会主义的（从否定的意义上说，即作为反对强占土地的运动）倾向，而且是下层阶级的运动。(p.404)

    试问，我们应当对英国工人提什么样的建议呢？我以为他们应当在自己的纲领中写上取消合并这一条（简单地说，就是１７８３年的要求，不过要使这一要求民主化，使它适合于目前的条件）。这是能被英国党采纳到纲领中去的爱尔兰获得解放的唯一合法的，因而也是唯一可能的形式。(p.405)

    爱尔兰人需要的是：

    １．自治和脱离英国而独立。
    ２．土地革命。英国人即使有最良好的愿望，也不能替爱尔兰人实行这种革命，但是能够给他们合法的手段，让他们自己去实行。
    ３．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以抵制英国。爱尔兰人一旦获得独立，需要就会使他们变成保护关税派，就象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所发生的情况一样。(p.405-406)

    马克思致恩格斯    １８６７年１2月7日于伦敦

    欺骗一下福格特的朋友、士瓦本的迈尔，倒是件有趣的事。这做起来很简单。一开始这样写：对本书的倾向无论抱什么态度，这本书还是使“德国精神”获得荣誉，正因为如此，一个普鲁士人在流亡中而不是在普鲁士把它写成了。普鲁士早已不再是使任何一种科学首倡成为可能或者成为现实的国土，特别是在政治、历史或社会领域中。普鲁士现在代表的是俄国精神，而不是德国精神。至于这本书本身，那末应该区别其中的两个部分：作者所做的正面的叙述（另一个形容词是“切实的”）和他所做的倾向性的结论。前者直接丰富了科学，因为实际的经济关系是以一种完全新的方式，即用唯物主义（“迈尔”由于福格特的缘故喜欢用这个流行的字眼）方法进行考察的。例如：
    （１）货币的发展；（２）协作、分工、机器制度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是怎样“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的。

    至于作者的倾向，也同样需要加以区别。当他证明现代社会，从经济上来考察孕育着一个新的更高的形态时，他只是在社会关系方面揭示出达尔文在自然史方面所确立的同一个逐渐变革的过程。自由主义的关于“进步”的学说（这是迈尔的本来面目）是包括了这一点的，而作者的功绩是：他指出，甚至在现代经济关系伴随着直接的恐怖的后果的地方，也存在着潜在的进步。由于他的这种批评的观点，作者同时也就——也许是违反着自己的意志——消灭了所有专门家的社会主义，也就是所有乌托邦主义。

    与此相反，作者主观的倾向——他也许由于自己所处的党的地位和自己过去的历史而不得不如此——也就是说，他自己怎样设想或怎样向别人表述现代运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的最后结果，是同他对实际的发展的叙述没有共同之处的。如果篇幅许可比较详细论述这个问题，那也许可以指出，他的“客观的”叙述把他自己的“主观的”奇怪想法驳斥掉了。

    拉萨尔先生辱骂资本家，并且向普鲁士土容克献媚，与此相反，马克思先生则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必然性”，并且痛击了专事消费的贵族容克地主。马克思是多么不赞成他的不忠实的学生拉萨尔关于俾斯麦能承担实现经济上的千年王国的任务的看法，这一点他不仅在他以前反对“普鲁士王国的社会主义”的抗议中已经表明而且又在第７６２和７６３页公开宣布出来，他说，现在在法国和普鲁士占统治地位的制度，如果不及时制止的话，结果必然导致俄国的鞭子对欧洲大陆的统治。

    按照我的意见，这就是欺骗士瓦本的迈尔（他总算发表了我的序言）的方法，而他那个讨厌的小报虽小，却是法国所有联邦主义者的最孚众望的预言家，并且在国外也有读者。(p.410-411)

    马克思致恩格斯    １８６７年１2月14日于伦敦

    在克勒肯威尔发生的最近一次芬尼亚社社员的英雄行动（注），是一件大蠢事。曾对爱尔兰表示非常同情的伦敦群众，会因此被激怒，而投身到政府党的怀抱中去。人们不能期望，伦敦的无产者为了赞扬芬尼亚社社员的使者而让自己毁灭。一般说来，这种秘密的、戏剧性的阴谋手段总是会带来不幸。(p.415)
    （注）指伦敦克勒肯威尔监狱的爆炸，这次爆炸事件是一群芬尼亚社社员为了营救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而在１８６７年１２月１３日制造的。营救芬尼亚社社员的领导人的计划并未成功。这次爆炸毁坏了几幢邻近的住宅楼房，有几个人死亡，有一百二十人受伤。芬尼亚社社员进行的爆炸被资产阶级报刊利用来散布诽谤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谰言和在英格兰居民中煽起反爱尔兰的沙文主义情绪。

    马克思致恩格斯    １８６７年１2月17日于伦敦

    威廉（注1）的信退还给你。你在回信时要谨慎一些。处境很困难。要完全正确地行动，就需要比我们的威廉具备多得多的批判能力和辩证法的灵活性。我们只能防止他犯重大的错误。另外，对普鲁士的仇视是一种激情，他的劲头和明确的目的性正是由于这种激情。他已经正确地看出，真正的资产阶级构成了“民族自由党人”（注2）的核心，这就使他有可能给他政治上的憎恶找到更高的经济上的灵感。愤怒出诗人（注3），也使我们的小威廉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机智起来了。(p,417-418)
    （注1）李卜克内西。
    （注2）民族自由党是德国资产阶级，而主要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政党，于１８６６年秋由于资产阶级的进步党的分裂而成立。民族自由党为了满足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而放弃了这个阶级争取政治统治的要求，其主要目标是建立以普鲁士为领导的德意志各邦的联合；它的政策反映了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对俾斯麦的投降。德国统一以后，民族自由党彻底形成为大资产阶级和工业巨头的政党。民族自由党的对内政策愈来愈具有效忠君主的性质，因此民族自由党实际上放弃了它从前提出的自由主义的要求。
    （注3）这里是套用尤维纳利斯的第一首讽刺诗中的一句话。

    恩格斯致马克思    １８６７年１２月１９日于曼彻斯特

    同小威廉通讯，当然要谨慎一些。正象我以前写信告诉你的那样，狭隘片面的明确的目的性，是他的幸运和他在国会中获得成功的秘密。....由于他有犯错误的卓越才能，所以他在这里犯大错误原来就是意料中的，而且现在也还会再犯。当然我们只能防止他犯最大的错误，但是他给维也纳的祝贺信以及他和联邦主义者，也就是和格律恩（！！）的友谊，已经是够大的错误了。因此，我只能给他提出两点主要意见：（１）对１８６６年的事件和结果所持的态度，不应该单纯是否定的也就是完全敌对的态度，而应该是批判性的（这对他来说是相当困难的）；（2）对俾斯麦的敌人，同对俾斯麦本人一样，都应该给以严重打击，因为他们同样是一钱不值。(p.419-420)

    克勒肯威尔的愚蠢举动，显然是一些特别狂热的人干的；所有密谋活动的不幸，就在于它们会导致类似的蠢事，因为“总得干它一番，总得有所行动”。特别是在美国，这种爆炸和放火的做法谈论得不少，于是就出现了一些蠢驴，干出了类似的蠢事。而这些吃人恶魔似的人又大都是些最大的胆小鬼，象以前提过的阿林，似乎已经成了告发同党的证人。此外，用放火焚烧伦敦一个裁缝铺的办法来解放爱尔兰，这算什么主张!(p.420)

    第二部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信 １８６４年１０月—１８６７年１２月

    马克思致卡尔•克林格斯１８６４年１０月４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１号

    伯•贝克尔还是莫•赫斯？这两个人我都认识；两人参加运动都很早。两个都是好人。两人中没有一个能够领导规模稍为大一点的运动。贝克尔实质上是个软弱无力的人，而赫斯则头脑不清。因此要在他们之间进行选择是困难的。而且我认为，从这两人中，你选谁都是一样，因为到了决定性时刻，也必定会找到所需要的人材。(p.423)
    （注）卡尔•克林格斯在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写信给马克思。克林格斯在信中写道：“现在谣传，拉萨尔在死前提议法兰克福的伯恩哈特•贝克尔做他的继承人。这一点确实与否我们不知道，不管怎样，我们对贝克尔很不了解，所以也不能按别人的意见把他选到如此重要的岗位上去，因为看来在这个时期会出现危机。我们打算选举莫泽斯•赫斯。因为时间紧迫，因为主席选举在１１月份就举行，所以请您马上告诉我们，您对这件事意见如何，您认为我们选谁合适。

    整个这一年我都在闹病（受到痈和疖子的折磨）。要不是这样，我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论》就已经出版了。现在我希望再过几个月就完成它，最后在理论方面给资产阶级一个使它永远翻不了身的打击。

    祝您健康，并请您相信，工人阶级永远可以把我当做一个忠诚的先锋战士。(p.425)

    恩格斯致约.魏德迈    １８６４年１１月２4日于曼彻斯特

    你大概已经听说，我们不幸的鲁普斯今年５月９日在这里逝世了。对于党来说，这一损失比起拉萨尔的死，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他是一个非常善于接近群众、在最困难时刻总是在需要的地方的坚强刚毅的人，象他这样的人我们永远不会再有了。(p.430)

    你们那边的战争的确是人们所能经历到的最大的事件之一。尽管北军做了许多蠢事（南军也做得够多的），但是进攻的浪潮的确在缓慢而稳定地向前推进，在１８６５年总会有一天，南部的有组织的抵抗突然瓦解，而战争将变成一种土匪式的活动....。这种人民战争（双方都是）是有了大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它的结局无疑地将决定整个美国今后几百年的命运。美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奴隶制度一经粉碎，这一国家就会繁荣起来，在最短期间它就会在世界历史上占据完全不同的地位，它在战争中建立起来的陆军和海军，也很快就会找到用武之地。(p.431)

    马克思致莱昂•菲力浦斯    １８６４年１１月２９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１号

    三年半以前，即林肯当选时，问题只是在于不对奴隶主作出任何新的让步，然而现在，废除奴隶制已是大家公认的、并且一部分是已经实现了的目的，如果注意到这一点，那末就应当承认，象这样迅速地完成这样的大转变还从未有过。它将会对全世界发生极其良好的影响。(p.439)

    这个星期，我们的同种族人本杰明•迪斯累里再一次大丢其丑，....他本身就是一个最好不过的证据，证明没有信仰的巨大天才造成的是坏蛋，即使是身着金银饰边制服的“可尊敬的”坏蛋。(p.439)

    马克思致卡尔•济贝耳     １８６４年１２月２２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１号

    象伯•贝克尔等人这样的渺小人物所关心的当然不是事业，而是“无限小的小事”，也就是自己个人。(p.442)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    ［１８６５年１月８日左右］于曼彻斯特牛津街多维尔街５８号

    当然，您一下子就会明白，根除一切想把我们委员会变成满足渺小的虚荣心的工具或者各种阴谋诡计的工具的企图有多么重要。(p.444)
    （注）荣克，海尔曼（１８３０—１９０１）——国际工人运动和瑞士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钟表匠，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侨居伦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瑞士通讯书记（１８６４年１１月—１８７２年），总委员会财务委员（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国际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６５）副主席、日内瓦代表大会（１８６６）、布鲁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８）和巴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６）（１８６９）以及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７１）主席，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２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前在国际里执行马克思的路线，１８７２年秋加入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里的改良派，１８７７年以后脱离工人运动。

    恩格斯致鲁道夫•恩格斯    １８６５年１月１０日［于曼彻斯特］

    我对美国战争的看法是：南军的力量逐渐耗尽，而且他们不可能补充自己的军队。北军则还有一半后备力量没有使用。

    如果南部武装自己的黑人，——这对北部就更有利了，但是南军对此是存戒心的，非万不得已不会这样做。要知道黑人没有这样蠢，竟会为了保卫抽打自己的鞭子而去送命。(p.444-445)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女儿）      １８６５年１月１１日于曼彻斯特多维尔街５８号

    这里的气候很讨厌。今天，正如弥勒（注）所说的，“阳光灿烂”，可是阳光却照射在肮脏街道的冰块上。在这里甚至阳光也只好永远照着讨厌的东西。(p446)
    （注）弥勒，约翰•亨利希•雅科布（１８０９—１８７５）——德国物理学家，写有许多关于电磁学、光学和热学方面的著作。

    马克思致约翰•巴普提斯特•施韦泽    ［１８６５年２月１３日于伦敦］
反对政府的论战即使采取柏林条件下“可能的”形式，也截然不同于向政府谄媚，甚至截然不同于对政府作表面的妥协！(p.449)

    社团以及由社团成长起来的工会，不仅作为组织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手段，是极其重要的——这种重要性，例如，表现在下面这件事实上：甚至有选举权和共和国的美国工人也还是少不了工会——，而且在普鲁士和整个德国，联合权除此而外还是警察统治和官僚制度的一个缺口，它可以摧毁奴仆规约和贵族对农村的控制；总之，这是使“臣民”变为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的一种手段。(p.450)

    普鲁士王国政府对合作社的帮助——凡是了解普鲁士情况的人，都预料得到，帮助的规模必然是很小的——作为经济措施，完全等于零，同时这种帮助将会扩大监护制，收买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并使运动受到阉割。....工人政党如果幻想在俾斯麦时代或任何其他普鲁士时代金苹果会因国王的恩典而落到自己嘴里，那就要出更大的丑。毫无疑问，拉萨尔关于普鲁士政府会实行“社会主义”干涉的不幸幻想将使人大失所望。事物的逻辑必然如此。但是，工人政党的荣誉要求它自己甚至在幻想被经验驳倒以前，就抛弃这种空中楼阁。工人阶级要不是革命的，就什么也不是。(p.451)

    马克思致维克多•勒•吕贝       １８６５年２月１５日于伦敦

    我认为让比耳斯（注）先生加入我们的委员会将使整个事业遭到破坏。我认为他是一个正派和忠实的人。然而他也只是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家，不可能是别的。他意志薄弱，庸碌无能并且爱慕虚荣。他在当前的议会选举中想列名为梅里勒榜的候选人。仅仅因为这个事实就应当取消他加入我们委员会的资格。我们不能做实现卑鄙的议会野心的台阶。(p.451)
    （注）比耳斯，艾德蒙（１８０３—１８８１）—— 英国法学家，资产阶级激进派；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主席，英国奴隶解放协会会员，美国内战期间支持北部；１８６５—１８６９年为改革同盟主席。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１８６５年２月２３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１号

    首先我想对您简略地说明一下我对拉萨尔的态度。在他从事鼓动的时期，我们的关系已经断绝了，这是：（１）由于他大肆自我吹嘘，甚至还把从我和其他人的著作里无耻地剽窃去的东西也拿来吹嘘；（２）因为我谴责了他的政治策略；（３）因为早在他开始进行鼓动以前，我在伦敦这里就向他详细解释和“证明”过：认为“普鲁士国家”会实行直接的社会主义干涉，那是荒谬的。他在给我的信（从１８４８年到１８６３年）中象同我会面时一样，老说他是拥护我所代表的党的。但是，一当他在伦敦（１８６２年底）确信他对我不能施展他的伎俩，他就立即决定以“工人独裁者”的身分来反对我和旧的党。尽管如此，我还是承认他进行鼓动的功绩，虽然在他的短短的一生即将结束的时候，甚至这种鼓动也使我感到愈来愈暧昧不明了。他的突然死亡、旧日的友情、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诉苦信、资产阶级报纸对一个生前曾经使他们胆战心惊的人采取的那种怯懦无耻的态度所引起的令人厌恶的感觉，所有这一切都促使我发表一个简短声明来反对卑鄙的布林德（哈茨费尔特把这个声明送交《北极星》发表了）。但是这个声明没有涉及拉萨尔活动的内容。由于同样的原因，并由于希望能够消除那些在我看来是危险的因素，我答应同恩格斯一起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该报刊登了《成立宣言》的译文，而且我还按照该报的愿望，就蒲鲁东之死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而在施韦泽寄给我们一份令人满意的编辑计划之后，我就同意把我们列名为撰稿人。威•李卜克内西担任编辑部的非正式编委，这对我们又是一层保证。但是不久就表明——这方面的证据已经落到我们手中——拉萨尔事实上背叛了党。他同俾斯麦订立了一个正式的契约（他自然并没有因此得到任何保证）。１８６４年９月底，他本来要到汉堡去，在那里（同疯狂的施拉姆和普鲁士警探马尔一起）“迫使”俾斯麦兼并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也就是以“工人”的名义来宣布兼并，等等，而俾斯麦为此则答应给予普选权和实行某些冒牌的社会主义措施。可惜拉萨尔没有能演出这幕喜剧！否则这出戏一定会使他显得极其愚蠢可笑！而所有这一类企图也一定会以此永远结束！

    拉萨尔走上这条错误的道路，因为他是米凯尔（注1）先生式的“现实政治家”，只是派头更大、目标更高罢了！（顺便说说，我早已看透了米凯尔，因此我认为，他的出场，是由于民族联盟（注2）对一个小小的汉诺威律师来说是可以在德国、在自己的小天地以外扬名的良好手段，这样提高了自己的“现实性”，反过来又会使他在汉诺威城内得到公认，并在“普鲁士的”保护下扮演“汉诺威的”米拉波（注3）。）正如米凯尔和他现在的朋友们抓住了普鲁士摄政王所宣布的“新纪元”，以便加入民族联盟并依附于“普鲁士的领导地位”一样，正如他们通常在普鲁士的保护下发展自己的“公民自豪感”一样，拉萨尔想在乌凯马尔克的菲力浦二世的面前扮演无产阶级的波扎侯爵（注4 ），而让俾斯麦扮演他和普鲁士王权之间的撮合者。他只是仿效民族联盟中的先生们而已。不过，那些人是为了中等阶级的利益而引起了普鲁士的“反动”，而他则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同俾斯麦握手言欢。那些先生们这样做要比拉萨尔更有根据，因为资产者习惯于把眼前的利益看做“现实”，而且这个阶级实际上甚至到处都和封建主义妥协，可是工人阶级按本性来说应当是真正“革命的”。

    对拉萨尔这样一个装腔作势、爱好虚荣的人物来说（但是，他不是用市长等官职这样的小恩小惠可以收买的），一个想法非常使他神往：为无产阶级建立了直接功勋的是斐迪南•拉萨尔！他对这种功勋的现实的经济条件的确太无知，甚至不能批判地对待自己！另一方面，由于曾经使德国资产者容忍了１８４９—１８５９年的反动并对愚民措施采取旁观态度的那个卑鄙的“现实政策”，德国工人竟“堕落”到这种地步，以致对这位答应帮助他们一跃而进入天国的自吹自擂的救主表示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