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文信仰是中华民族自轴心时代“人的发现”“人性觉醒”以来积淀而成的独特信仰传统。人文信仰强调人的主体性，强调人类特别是精英群体通过“自诚明”的内省功夫而修养美德，希贤而希圣，走向崇高神圣的向上攀援之路，彰显人类特有的“半神”属性，即人之最高本质是制造并使用工具并享有政治和文化生活的道德动物这一超越其它动物的特质，成就人在天地间“立心”之独特地位和价值，与天地参而完成人之为人的使命。现代化进程中重塑造信仰成为当下最为迫切的必须，是重建精神家园之必由之路，开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与近百年来革命和建设实践积淀起的新文化相结合，为人民大人提供绿色的精神食粮，改善并优化人文环境，是切实可行而近便稳妥的路径。
    关键词：中华 人文 信仰 现代重建

    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前，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早期（西周初年），即完成从夏商两代无条件崇拜天神而迅速转向“人的发现”“人性觉醒”的文化大转折，诸子蜂起，百家争鸣，遂有强烈的卓具特色的人文精神之初成。历代先贤前仆后继，深入开掘对内在精神价值与生命意义孜孜以求的人性特质，以人作为万物之灵所特有的神性为本原，以家族血缘亲情根脉传承为基轴，以士大夫（儒林）与士绅阶级为骨干（承载与担当之人群），以仁德政治（并以刑罚惩治为辅）调整、约束现实人际关系，并凝练、积淀为制度化的系统设计，综而合之，遂建构（并逐步完善）起独特的中华信仰传统。在中华人文信仰中，人类以“天地之心”之姿态，沛然自立于天地之间，是为理想，又是现实生活的切近期许。
    近代以来，中华人文屡挫屡奋，于西风狂列之极端恶劣之逆境中寻求再崛起之良机。唐群毅等现代新儒家大贤大德，以儒家仁德政治为内核，直面欧美文明的强烈挑战，秉承孔孟儒学之传统，强调以道义、仁义驾驭、导引物质、实用、功利，彰显、高扬“天人合德”“为天地立心”的中华人文智慧，将悠久、博大、厚重的中华人文传统资源疏浚、激发，与现代民主、科学等时代精神碰撞、交融，并尝试引领、驾驭之，期图开创中华文明置根于悠久的本土人文传统的独特的现代性，亦足为儒学之第四期发展之高明成就。
    在中华独特的心性形上哲学基础上，欲使以儒学（儒家哲学）为理性凭依的礼教，与现代工业文明、城市生活深度契合，在“不离日用”的庸常生活中抵达人性至善、完美之境，在人文精神的统领下，实现其它信仰（主要是宗教信仰）所追求的“大德大量”精神生活主导、引领的日常生活世界，在共享现代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等诸多成果的同时，保持人类走向崇高、神圣的生命路径与方向，造就普遍的“有德、成功、幸福”的现实生活。这即是中华五千年文明以现实生活为基而追求精神之超越的独特人文信仰之特质，亦即中国人固有之于世俗生活中寻求“希贤希圣”之趋于崇高神圣之精神生活追求之凝结，是为中华独有之文化基因，传承于精英并普及于大众，而有小康、大同理想之境之日常趋近，亦必是所举国同做的中国梦应有之义。
    论及信仰，必先涉及人之本质问题。人是什么？千古文化之谜耳，先贤大德，物议纷纭而固不可得其确一也。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五章阐述劳动资料的作用时，提到了富兰克林关于“人”的定义：“劳动资料的使用和创造，虽然就其萌芽状态来说已为某几种动物所固有，但是这毕竟是人类劳动过程独有的特征，所以富兰克林给人下的定义是‘a toolmaking animal’，制造工具的动物。” 恩格斯曾说过“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 。人手与猿爪之区别，固与打磨石头相关，并造成人从猿类中分化、进化而成为独特的物种，然则制造并使用工具仅仅是人与猿等动物区别之开始，则远非其完成。因之，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在生产力之构成要素之意义上，对人类之本质做一种粗略的定义（界定），称人是能制造并使用工具的高级动物，有其相对的合理性。然而，人毕竟是社会关系的动物，生产力所标志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固然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基础甚或源泉，但生产关系毕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源于人与自然关系而高于之，由此而寻求定义人之本质，方才初窥门径。诚如马克思所言：“人即使不象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群体的社会生活，才是人的更高级本质，或谓之：人称得上是“天生的市民” ——必有群体生活的社会动物。所以，马克思断言：“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人之社会关系固必首先是经济关系，即人与人之间在经济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之界定、区分与相互关系的现实体系，至于制造和运用生产工具进行劳动或如所谓改造和支配自然而利用之，则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前提与基础，不可忽视之，尤不可夸大之。在人之现实关系可，则尤不可拘泥于于人类相互关系的经济特征，而必须在更广阔的视野中观照，即在人的社会关系的总体性中观照，才能更确切地把握人性的社会性，从而理解人的本质。由是，我们可以回答：人是经济动物吗？人是政治动物吗？人是文化动物吗？这三个问题，给出的答案则是：人既是经济动物，复是政治动物，终究必然是文化动物。如果说经济生产之关系是人类的初级本质的话，那么政治关系则是人类的次高级本质，而人类的更高级本质则须从文化视角养眼，方可寻觅到其端倪。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试行给人下的定义是：能制造并使用工具的并享有政治和文化生活的道德动物。质而言之，无论是人类总体还是每一个体，都是经济政治文化的综合融溶体。在最高本质上，人是文化（道德）的存在物。
    广义的文化则是人的一切创造的总和，既包括物质的创造，更包括精神文化的创造。狭义文化与人类精神生活及其成果同一。在此意义上，文化就是人之族类精神的全部活动及其表现与创造。此为常识，毋庸多言。
    我们所谓“人之文化特质”，亦复是人之所特殊禀赋即所谓的“神性”。人不仅有与动物相同之情欲本能，尤在有动物所无之理性与超理性之天赋（如康德所谓人之先验本质）。
    于是人不仅是超越于动物及其它存在的，而且本质上自具“超人”之特性，人是宇宙间的自我超越（具有自我超越意识、意志和能力）之存在者。诚如是，则人能为天地立心而有主体之自觉并主体际性之自觉，因而能超越于万物之上。万物皆为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与万物同。而人之性，远不止于此。人因制造并使用工具的劳动从而从高级动物进一步超祓出来，成为独特的实践理性动物，于是“人有其治”，能自觉地自我（个体的与群体的直至民族国家层面的）治理进而治国理政并从而治理万物，是将天地之道所代表的必然律升华为人特有的自由律（人之道即仁义之道，或仁政之道），人类自然则因而则升华为高超存在者——大智慧者。如是，则人中心与天地并存而共立——“与天地参”。
    起源于夏代的礼教，是中华民族独特的人文信仰体系化制度化的表征，不可简单与发源于中东而流行于欧美的基督教相比附，尤不可以“封建礼教”（文革时代所贴，是刻意丑化本土文化的邪恶努力的一种标志，是去中国化的西化路径的表征）的政治标签而妖魔化之，必努力恢复其固有的人文精神本质，方可有中华民族于固有之本土文化之沛然自信，亦方可希冀中华精神当代复兴之可能。
    中华人文精神确实具有独特的宗教蕴涵，即高度重视“人文化成”之教化之功，将此视为人之为为人（人之社会为人之社会）之“文化之必需”。唐君毅甚至说：“人文化成，则一切人之文化皆在内，宗教亦在内” ，试图将宗教纳入人文信仰框架中考量与评估。此举实为中华悠久的高扬人类精神价值、精神生命所赋予的生存意义的传统的再确认，与近现代以来欧美人向下寻求人类物质生命之世俗支撑的文化取向迥异其趣。
    我们尤须正视的是，这许多年，在我们身边渐次流行起对人类信仰生活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粗俗、简陋的解读习惯，呈现一种文化上的还原主义低级趣味。如果按照这种将高级之存在还原为次级的（低级的）存在之方法，世上的一切都直须还原为基本粒子，却还不够。心理学界有人（机构）很认真地招收许多研究生，招罗一群博士（博士后）躲进实验室很认真地研究小白鼠，并声称由此可获得人类行为的心理学依据云云。此类举动十分时髦，并披着科学主义的华丽外衣，极具迷惑性。然而，小白鼠的低级本能行为，与人类以理性判断为核心与主体的行为逻辑有何必然联系？实须大大地予以质疑。以低等生物的生存特征标志高等生物乃至人类的行为动因，至多有些许（十分有限）比拟性可为参考，而与人之生活本质，则相去何止万里？！而声称发现人的社会行为的所谓必然性，则实属荒唐之至，荒废不经！试问：何不直接还原到鞭毛虫？再还原到蛋白质和核糖核酸，再还原到生命大分子、普通分子、原子直到基本粒子，那才过瘾。在这种还原主义的视野中，人类最终不过是物质罢了——必归结为物质方才到位，而物质据说是“决定一切”的。
    然而，人类的行为是被物质所决定了么？人类的精神只有些许反作用（能动作用）么？除此之外就无能为力了么？人类在总体上只是附庸而必甘为其奴仆而后快么？这自然是极严肃的话题。这种出自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的粗俗的唯物主义，全然地将辩证唯物主义庸俗化、粗陋化了，倒退到比朴素唯物主义还朴素的可怜、可悲境地了。这是当代人必须正视的一种现实。
    我们须重新审视人类社会群体生活所造作出的独特精神文化生活对于人类特而言所独具的精神价值与生命意义表达的特殊性。在这一视野中，物质的实用的功利诉求是等而次之甚至（在另一极端的视域中审视）是可有可无的价值：人的精神生活在至高点上是绝弃于物质的肉体的存在从而彰显其高超、高妙之境的。然则，以粗俗的物质主义的立场，是不可能真正理解人类特有的信仰诉求所必不可少或最为亟需的超越性（精神）诉求的。任何的市侩主义都不可能有虔诚的宗教信仰。当代盛行的摒弃人类的神性之维的市侩主义，只能在权、钱、色等低俗层次构筑欲望贲张的市侩式“信仰”，即各种权力拜物教、金钱拜物教。这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困惑。
    人类信仰诉求的核心内涵是什么，就是人所特有的超越性追诉，而这种诉求在本质上是精神的。这种人特有的精神诉求在其至高点上必是超物质的，也必是超理性的，人是超理性的存在。在这一重意义上说，人类甚至是超文化的。此处才是人作为独特族类的最高本质。
    当代世界，整体处于疯狂追求本能原欲释放、发泄的物质化、功利化、实用化、世俗化的下降通道中。剑走偏锋成为时尚与主流，各种极端主义吸引着人们的眼球。人类的体面、尊严被物化、异化，并渐次为权势、金钱、色欲等等的占有、消耗、挥霍的量与质的粗陋比拼所取而代之。在本质上，这一切是以丧失、放弃人之为人的特有的体面、尊严为前提和代价的。于是我们不得不直面纨绔化、市侩化直到禽兽化的文化窘境。这是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升格”(实为僭越）为人类文化主流并试图引领人类文明方向之后，人之族类全体所遭遇的最荒谬的悖论。
    在这样直趋堕落、无限沉沦的人文环境下，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出现了信仰的泛市场化邪恶趣向。宗教信仰成为某种可以用金钱来衡量和交换的文化商品，欧美国家许多教堂越来越象现金交易的粗陋市侩化的文化超市，而中国的佛寺道观则近乎全然被嫁接在旅游经济上，成为无良商人大赚昧心钱财的另类商场。唐君毅早在上世纪中叶就曾痛切指出：“以为真宗教精神即求神扶助时，并以祈祷神相助为宗教生活之主要内容时，人根本误解了宗教精神，而过着一堕落的宗教生活。……然一般人以宗教信仰，保障人之世俗事业之成功之意味更强，却更代表一宗教精神的平凡化与衰落”
    我们今天重提信仰问题，是对这个时代所而临的人伦堕落现实所造作的文化困境的必须回答。
    过去这百多年来的文化历程，可谓中华信仰的凤凰涅槃、浴火再生。经历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等各种粗陋文化的冲击与洗礼之后，中华独特的人文信仰必在现代性的实现中重生、再造，由是，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地沛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有雄厚的物质（经济生产及其成果）为基础，而有博大、深厚、悠久的人文精神为主导，方才有机会得成一家之大，甚或得以引领全球（全人类）迈上孜孜追求的大同之境，在现实的世俗生活中实现天国式的理想，这就是中国梦的最终蕴涵。
    人作为肉体存在，不可能脱离物质生活，不可能不有功利、实用等世俗内涵，人的本能、原欲在此种原初含义上，也具有其天然的必然性与合理性。然而，这仅仅构成人类现实生活的某种物性基础，而远非人的族类生活的全部。在基础这个意义上，物质、实用、功利都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是不可或缺的。然而，在人的族类生活的丰富、多样、高级、超越的层面与含义上，一切的物质、实用、功利仅仅提供了某种支撑而已。真正的人的族群（族类）生活还刚刚开始甚或其实并未开始。质言之，物质仅仅构成人类生活的支撑，却并非人的生活（或这个生活的核心与本质）的本身。这是浅显这至的道理，毋庸多议。
    信仰所提供的则是人类独有的精神文化生活所内在必然趋向的超越性，即超越于个体（甚至特定群体）暂时存在性的不朽诉求，亦即建构在世俗生活的体面与尊严之上的人类所特有的精神趋于永恒与神圣之诉求，这方才是人之为人存在价值与意义的核心——内核。在一种意义说，世俗的物质的实用的功利的支撑，亦即人的肉体生命的存在与延续，足可构成人享有体面、尊严的某种初级然而必须的保障；而在另外一种意义上说，人的高端的或至高的体面与尊严的保持与彰显，甚至要以这一切世俗的物质的实用的功利的支撑之否定与主动放弃为某种媒介、前提、代价。这一否定的一种形态是消极的，而另一种形态则是积极的。
    人类对高品质的精神生活之追求，从而对物质生活的否定，其消极形态有二，在传统生活中曾表现为某种装模作样（矫情、伪饰）的禁欲主义，而任何虚伪的禁欲都以其反面即纵欲为孪生体。我们在西方中世纪可以看到这种禁欲主义与纵欲主义并蒂联体的怪胎，而在当代非理性主义猖獗滥行时代，人类生活中则逐渐演化（堕落）为纵欲主义流行、肆滥的邪恶样态，放浪淫荡奢靡的各路土豪、市侩是为代表。这一切莫不透露着人性原始欲望所自发趋向的堕落、沉沦的粗陋文化趣味——人性中固有魔鬼之性的恣纵。这是非理发主义滥殇的恶果，是人类自我毁灭式的否定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