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月，延吉游击队扩大编制，正式成立了延吉县抗日游击大队，大队长朴东根，政委朴吉，下设三个中队。金顺德任第一中队长、南昌益任政治指导员，林胜奎任第二中队长，朴春任第三中队长、王德泰任政治指导员，总兵力130余人。游击大队有步枪60余支，手枪15支，还有许多土枪。各中队分别活动于烟集岗、八道沟、依兰沟、三道湾等游击区。

    1932年6月，党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各省代表联席会议”，简称“北方会议”，做出了《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等三项决议。1932年8月，中共满洲省委派交通员到东满传达“北方会议”精神。按照会议精神，中共东满特委随即召开会议，贯彻“北方会议”决议，相继在东满各县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为贯彻“北方会议”精神，东满特委指导各县在游击队中健全了政治工作制度，中队以上都配置了政治委员或政治指导员，并建立了党支部。在抗日游击队成员中，党团员占很大比例。其中延吉抗日游击大队中党、团员占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东满各县游击队中人数最多、政治素质最好的一支人民抗日武装。队员们作战英勇、积极求战，有较强的战斗力。

    做政治工作，当指导员，让王德泰一时感到手忙脚乱。开展“农运”、“工运”、“兵运”等行动，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感到心里踏实，可是面对战士们做政治动员，他觉得有些力不从心。他感到党支部工作理论学习效果差，没能引起队员的学习兴趣；感到平时和队员们聊天不太亲近，队员们和他说话不愿意敞开心扉，感到自己讲话没说到队员的心坎上，调动不起来队员们的政治热情。

    怎么办？还是列宁那句话：学习，学习，再学习。他逐字逐句的阅读中共东满特委油印的机关报《斗争》、《两条战线》，从中汲取政治营养，找来游击队与群众团体油印的《战斗日报》、《反日报》、《少年先锋》等了解群众思想和根据地动态。他主动找朴吉政委汇报思想，请朴政委就中队政治工作给予指点，他和中队长朴春一起商量政治工作，认真把中队长的想法融入政治活动当中。他还到驻地的老百姓家里走访，听取老百姓对队员们有哪些不满，询问老百姓盼着队员们做哪些好事儿。

    在童长荣书记那里，他得到了中央红军人人会背的三条纪律、八项注意，如获至宝，马上在中队要求背诵。王德泰带头背的滚瓜乱熟，政治教育课上一句一句领着队员背诵道：“红军纪律最严明，要护工农们，大家的责任。买东西要公平，保护小商人。工农与兄弟，劳苦更相亲，说话要和气，开口不骂人，工农贫民劳苦群众个个来欢迎。出发和宿营，样样要记清，上门板，捆禾草，房子扫干净，借物要送还，损坏要赔人，大便找厕所，洗澡避女人。三条纪律，八项注意，大家照此行。”

    有了纪律，执行必严。他严格要求自己，为队员做表率。中队训练中，他严厉批评酗酒、吵架、不讲卫生的行为，对犯错误的队员关禁闭处罚，可是晚上却和犯错误的队员住在禁闭室里，掰开揉碎讲遵守纪律的重要性，往往一聊就聊到公鸡司晨。他掏心掏肺交谈，启发队员真正认识到犯错误的根源，自觉改正错误，达到处理一人教育全队的目的。

    他拿出自己的手艺，给队员做病号饭，粒粒匀称的疙瘩汤、略带嫩黄的煮鸡蛋、又香又滑的擀面条，生病的战士吃得饱饱的、出一身透汗，病就去了七分；他还在队员生日时做花糕，无论是白面还是玉米面都做的又香又喧腾，还在花糕上点红点，祝福队员生日快乐、多打胜仗，让艰苦的战斗生活多了友爱的温馨。

    中共东满特委《关于苏维埃建设工作大纲决议》中规定：苏维埃要“开设学校，除免费发给教科书，教育儿童外，在财政可能的情况下，儿童用纸、笔，文具之类，也应由苏维埃发给。”各游击根据地办了一些小学与儿童俱乐部，对少年儿童实行免费教育。还办了成年人扫盲班、夜校和党员、干部训练班。

    为丰富支部生活，提高学习效果，王德泰动员队员们到小学或儿童俱乐部给孩子们讲战斗故事，宣传抗日形势，激发队员的政治学习热情；他还教孩子们学习毛笔字，带头融洽军民关系；他带着队员到无人照料的老人家里，帮着担水劈柴扫院子，要求队员们关心群众不等不靠、从力所能及的小事做起。他还让队员到扫盲班帮助学员认字，到夜校和学员讨论，通过互动让队员们学会做群众工作，加深军民鱼水情，推进军民团结。

    在他的努力下，第三中队党支部很有威信，发挥出战斗堡垒作用。通过生动活泼的政治工作，队员们对党的理论有了深刻认识，愿意参加支部的活动，自觉发挥党员作用，主动到群众中做宣传、讲道理，既当战斗员又当宣传员，和群众亲如一家。

    队员们钦佩王德泰平易近人、关心队员，得知一些他的传奇故事更是把他当做榜样。队员们有什么心事，喜欢找王德泰唠唠，他多数时候是仔细的倾听，很少打断队员的话，让队员一吐为快。对于思想上有疙瘩的队员，他从不训斥，而是在一起唠点知心话，主动讲自己遇到的困惑和解开思想疙瘩的过程，推己及人、循循善诱，让队员心情舒畅、放下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