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初，根据东北抗日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给中共满洲省委发出了《致满洲各级党部和全体党员的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提出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在“指示信”精神的指引下，东满地区的抗日斗争获得了较快发展。

    从1932年6月到1933年3月，在9个月的时间里，中共东满特委坚决贯彻“北方会议”决议精神，先后在延边建立起6个区苏维埃政府，建立起抗日武装，虽然取得了重大胜利，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激发了各族人民的反日热情，坚定了驱逐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信心，但是付出了血的代价，留下了惨痛教训。

    4月间，大病初愈的童长荣，冒着料峭春寒，巡视汪清县委工作后，返回到王隅沟根据地。四月的长白山万物复苏，到处生机勃勃。特委秘书长朱云光从苏联太平洋工会秘书处回到东满，向童长荣汇报了《一二六指示信》的消息，即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写给东北党一封指示信，详细阐述了指导东北抗日革命战争的政策和策略。朱云光把他所了解到的内容，如实向童长荣做了传达。但是，信中特别强调的民族反帝统一战线内容，朱云光认识不够，传达不够详尽。

    不久，童长荣收到一封密信，是中共满洲省委常委金伯阳用密写药水书写的。由于药水书写不清楚，显现出来的“全民族反帝统一战线”中几个关键字很模糊，只能看清“反帝……线”，童长荣理解为“反帝联合战线”。担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时，童长荣与金伯阳相识相交，相互非常信任。朱云光的汇报和金伯阳的密信让童长荣敏锐地感到了党的政策在发生变化，心中无比激动。

    4月26日，春风和煦、阳光明媚。童长荣放下手里的工作，告诉警卫员不让任何人打扰他，坐在炕上，靠着朝族长辈吃饭用的小圆桌，执笔疾书，写下了《满洲的情形和我们的错误》，发表在中共东满特委的机关刊物《两条战线》第十期。这篇文章7000余字，童长荣一气呵成。

    王德泰阅读这篇文章，从字里行间感受到童长荣对东满革命斗争的深刻思考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务实态度，认识到自己在复杂的斗争形势面前多是服从，缺乏对政治斗争的清醒认识和独立思考。

    童长荣在文章里，主要讲了政策和策略两方面的错误。一是日本侵占东北后，东北地区的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抗日救国，收复国土，拯救民族的危亡，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最迫切的愿望。但是，党没有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的调整政策和策略，依然把地主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对象，实行没收地主资产阶级财产的政策，没有看到，在地主资产阶级内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爱国力量。这一政策错误，反映在对待救国军和山林队的态度上，尤为显著和突出。只看重这些抗日武装领导者的出身，思想意识，政治派别，把他们说成是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土匪，看不到他们的部队是“伟大的反日武装”。

    二是“我们在苏维埃口号下的工作错误”。“九一八”事变后，党在东北地区的中心任务是开展民族革命战争，抗日救国。“北方会议”却不顾东北地区形势的变化，把苏区的一套做法强硬地搬到东北来，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没收地主资产阶级的财产，否定在有产阶级内存在着抗日爱国的力量，甚至把一部分坚持抗日的爱国军队将领和救国军、山林队的领导者，也当做地主资产阶级，加以反对。这个脱离东北地区实际形势的政策，使党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也严重地危害着民族革命战争的发展。

    童长荣指出：“东满赤色群众最高的数字也不过两万人，今天6个苏维埃区域的居民还不过万人，广大中韩群众在苏维埃之外。这一数字就可以证明，我们的苏维埃还是先锋队的苏维埃，不是广大群众的苏维埃。”

    文章的结论是，在东北地区建立苏维埃政府，进行土地革命，没收地主资产阶级财产，超越了东北现阶段的实际，不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意愿。目前，需要以民主政府取代苏维埃政府。

    实践证明：北方会议错误地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政治形势，完全忽视了东北已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而引起的阶级关系、阶级力量的变化，错误地批判“东北特殊论”，主观地认为革命危机在东北和关内同样存在。不适时宜地提出了“在满洲建立苏维埃与红军”、“没收一切地主豪绅土地”的“左”倾路线。

    童长荣在东满特委机关刊物上公开发表批评“北方会议”与自我检讨的文章，引起了东满各级党组织的深刻反思，推动了《一二六指示信》的落实。童长荣以一个共产党员对人民利益高度的责任感，勇于自我革命，正视存在问题，表达真知灼见，为东满各级党组织统一思想，建立反日统一战线，打下了思想基础。

    5月中旬，中共满洲省委和团省委联合派出一个由四人组成的代表团传达“一二六指示信”。其中两人留在吉东，杨波和潘庆由来到东满。经过将尽四个月的辗转，童长荣全面掌握了党中央的新政策。“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力量，共同与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