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李作鹏的秘书刘继祥打电话要场站报告值班日记记载李作鹏指示的情况，刘要场站按李作鹏的意思修改值班日记，当场站拒绝后，李作鹏就修改了刘继祥的电话记录，并将修改的记录报告周总理，以掩盖罪行。”

　　“李作鹏不仅故意篡改周总理的命令，而且故意不作任何贯彻执行的处置，拖延时间。”

　　“至于在林彪外逃的当天，李作鹏修改电话报告记录欺骗总理，那更是明显的故意行为。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掩盖罪行，这是不言而喻的。李作鹏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他在处理林彪专机外逃事件中所持的立场，所采取的上述三个故意的犯罪行为，和他长期以来追随林彪反革命集团，组织策划一系列的阴谋活动是完全一致的。充分的证据证明了李作鹏负有不容推脱的罪责。”

　　接着，张肇圻检察员发表结论性的意见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从兴起到灭亡，它的发展过程已经完结，今天我们掌握了充分证据，对他们作出科学的分析，认定他们的罪行，是有科学的根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条的规定，确认被告人李作鹏系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犯了参加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等罪行，触犯了《刑法》第98条、第92条、第138条。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请法庭依法予以惩处。”

　　公诉人的公诉意见发表完毕以后，李作鹏作了自我辩护。他承认犯了罪，认为起诉书对他所指控的罪行，基本上是对的，但是，不是全部都是对的。因此，他基本上是承认的。他说：“第一，诬陷罗瑞卿是犯罪。第二，诬陷贺、叶是犯罪。第三，‘九一三’事件处理山海关场站问题，过去我只承认有错，不承认有罪，现在我承认有错，也承认有罪。第四，海军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5年，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罪行，使大批干部受到迫害，造成大量冤假错案，并使数十人死亡，我不但有领导责任，也有直接责任。”

　　李作鹏还提出三个问题为自己进行辩护：“一、毛主席武汉讲话失密问题。我认为千真万确是刘丰主动向我谈的。刘丰同我谈话时，并无吞吞吐吐的意思，而是兴高采烈的，表露出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感到很光荣。刘丰同我谈话的时间是9月5日，而不是9月6日的早晨。　　

　　二、关于海军120人受迫害，雷永通等3人被迫害致死问题，很复杂：第一，有的是军委批准，停职反省，有的是军委‘文革’决定交给群众批斗的；第二，有的是苏振华主持常委时，经常委讨论决定打倒的；第三，有的是我主持常委时，经常委讨论决定打倒和半打倒的；第四，有的是根据军委办事组指示，经海军机关整理的打倒或半打倒的材料，至少有4个常委共同圈阅之后上报的；第五，有的是我写的批语，即海军工程部少数人对海军党委决定阳奉阴违的所谓暗流问题，没有点任何人的名，结果是下边乱批乱斗了一批干部。以上种种，算不算是我直接诬陷迫害，请求法庭慎重考虑。至于雷永通等3人由于我逼迫致死，我完全不能承认。

　　三、关于在与山海关场站通电话的过程中，篡改了周总理的指示问题，我现在有保留地承认这个罪行。对山海关场站负责人请示我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的事，我还有点不同看法，在最后陈述中，我再讲。”

　　坐在辩护人席上的李作鹏的辩护律师没有想到李作鹏的自我辩护会是如此简单。

　　原来在他准备的自我辩护提纲中，对起诉书上指控的问题，几乎每一条都有自我辩解：一是关于“告密”问题，有三点辩解：

　　第一，毛主席南巡谈话的内容不是他主动向刘丰打听的，而是刘丰主动告诉他的。因为毛主席何时离开北京，何时抵达长沙、武汉，他根本不知道。当时他正陪朝鲜军事代表团出去参观访问了，不知道毛主席有什么谈话，所以，不可能主动向刘丰去打听毛主席的情况。　　

　　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