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到来时，毛泽东又明确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28]他在总结三娄寺合作社的经验教训一文《严重的教训》的按语中说：“反对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提倡以集体主义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是使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地过渡到大规模合作化经济的思想和政治的保证。”[29]他在另一篇按语中说：“合作社必须强调作好政治工作。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判资本主义倾向。”[30]这也是对农民进行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毛泽东还对教育农民的基本方法进行了概括：“必须根据农民的生活经验，很具体的很细微地去做，不能采用粗暴的态度和简单的方法。它是要结合着经济工作一道去做的，不能孤立地去做。”[31]

　　在重视对农民进行政治教育的同时，毛泽东也非常重视对农民的文化教育。1952年8月30日，他在给新疆农民的回信中说：“你们已经从地主阶级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中获得解放，希望你们在爱国丰产的口号之下，更加团结，努力生产，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并在这个基础之上，一步一步地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32]毛泽东还经常过问农民的扫盲工作，要求政府做出规划，加强领导，组织各级冬学运动运动委员会，由政府负责人亲自主持，吸收人民团体、青年团和教育界负责人参加，负责制定冬学扫盲计划，推广经验，解决困难，纠正缺点等工作。1955年12月21日，他在《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的第十四条里，规划“在七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每人必须认识一千五百到二千个字”[33]。在他的推动下，建国初期创办了工农速成中学、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创办了夜学、冬学、识字班，开展农民业余教育。

　　1950年9月20日至29日，教育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第一次工农教育会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等文件。该文件指出，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是当前我国文化建设上的重大任务之一。农民业余文化教育一般应以识字学文化为主，配合时事政策教育和生产、卫生教育。农民业余学校分设初级班(组)与高级班(组)。学生学完规定的课程后考试及格者，发给毕业证书，此种证书与初级小学、高级小学的毕业证书有同等效力。[34]1952年8月，教育部、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民业余文化教育会议，提出争取用15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扫除农村两亿多青壮年文盲，对已经脱离文盲状态的农民和小学毕业生应该组织他们继续学习，以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次会议的报告，并在批示中提出，参照苏联经验，试办扫除文盲协会。为了适应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需要，1955年4月6日，国务院通过了《关于加强农民业余文化教育工作的指示》，确定今后农民业余文化教育，必须与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密切结合，积极有计划地扫除农村中的文盲，特别是扫除青壮年文盲。[35]

　　为了保证贫苦工农子弟能够上学，使教育向工农开门，毛泽东做出指示：实行人民助学金，对于劳动人民家庭和低薪制工作人员的子弟，给与助学金。解决生活费、书籍费，在中小学一律免收学杂费。[36]

　　当片面强调正规教育导致一些农民子弟被拒之于校外时，毛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