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毛泽民同志从民国六年讲起：
“民国六年修房子，母亲开始生病；败兵几次来屋里出谷要钱，强盗还来抢了一次；八年死娘、死爹，九年安葬父母；还有给泽覃订婚。咯几年钱用得多，二十亩田的谷只能糊口。钱从哪里来？就把准备进桥头湾的田的钱用掉了。”
毛泽东同志听到这里便问：
“是不是欠了别人一些钱呢？”
泽民答复：
“别人欠我们的有几头牛；我们欠人家的就是义顺堂的几张票子。”
泽民还说：
“牛，别人喂了；欠人家的票子总要钱兑。”
“能抵销的有些什么东西呢？”
泽民说：
“能抵销的是家里有两头肉猪，仓里还有两担谷。”
王淑兰在旁边抱着孩子，有时也插上几句话。毛泽东同志听了弟弟、弟媳介绍的情况后说：
“你们讲的这些都是实在的。强盗来抢东西，败兵来要东西，这不只是我们一家发生的事，而是天下大多数人有的灾难。叫做国乱民不安生。”
毛泽东同志稍停了一下又说：
“这几年来，你们俩口子在家受苦了。现在爹娘都死了，屋里只剩下你们俩公婆，遭强盗败兵的事是免不了的，今后还会有。我的意见是把屋里捡一下场，田也不作了――这些田你俩口子也作不了，还是请人。我在学校里找了一个安生的地方，润莲细（细，韶山方言：小。——笔者注）时在家里搞劳动，冒（韶山方言：没——笔者注）读多少书，现在离开这个家，跟我出去学习一下，边做些事，将来再正式参加一些有利于我们国家、民族和大多数人的工作。
你们不要舍不得离开这个家，为了建立美好的家，让千千万万人有一个好家，我们只得离开这个家。家里发出的票子，你就写一个广告贴在外面，凡有义顺堂票子的，限定几天内来兑钱。你把栏里的猪赶到银田寺卖了，准备钱让人家来兑；牛就让别人去喂，你如果向别人要钱，除非他把牛卖了才能给你。现在快要搞春耕生产了，不能逼人家去卖牛啊！别人欠了我们的帐就算了，仓里剩下的谷子就不要了。
你们去长沙不要带多了东西，只要带被盖和要穿的衣服。如果东西带多了，要请人送到银田寺，还要坐船，路费、脚力钱加在一起等于买了这些东西。”
最后，毛泽东同志嘱咐毛泽民和王淑兰，从塘里打些鱼，从家里拿些腊肉，去送给左右邻居，亲戚朋友，表示感谢。
第二天，毛泽东同志出去请人来帮助作准备。晚上毛泽东同志又请来一些比他班辈和年纪大的客人吃晚饭，以表感谢之意。
初十那天，毛泽东同志吃过早饭就走了。毛泽东同志走后，大约过了个把礼拜时间，毛泽民，王淑兰带着孩子去了长沙。
其实，毛泽民对于大哥要他舍弃上屋场，起初是想不通的。他不愿离开韶山，毛泽东笑着说：“你就去卖盐茶蛋，王淑兰去纳袜底！”泽民说：“我们出去了，山怎么办？”毛泽东说：“山好办，把树砍了煮盐蛋。”这是毛泽东的幽默！
泽民又问：“我出去了，牛怎么办？”毛泽东说：“你出去又不作田，还要牛做什么？你把牛交给毛幼生喂。”泽民还想和毛幼生合作喂，毛泽东说：“你还要做什么，干脆送给他。”
至1921年初，毛泽东最后完成了他的杰作：家与国的融合。此前，毛泽东都是在为这项伟大工程而艰苦努力。他遇到的最大阻力来自于他的父亲。父亲代表了中国社会几千年来那种小家庭的维护者，虽然他本身是勤劳、坚忍的，他也受到了商品经济的感染而脱离地地道道的小生产者范畴，但他从来都未能把目光投向他个人及家庭以外的空间，他始终局限于为自己而不是为他人，为小家而不是为大家的狭隘圈子。这一点也不值得奇怪，从古至今，要作到家与国的融合（不是把国视为私产，而是以天下为公），岂是件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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