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改原平山县委为中心县委，由张永祥任书记，丁武夫任组织部长，王廷焕任宣传部长。不久，又增补了姜占春、栗政清为县委委员，充实和加强了党的领导力量。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平山结合建党而进行的武装斗争，远没有后来的抗日战争中实行全民动员那样的威武雄壮。但它却是北方局根据当时全国革命大本营向北转移和华北抗日斗争形势而精心布设的一着妙棋！如果说，在这之前，党在滹沱河下游冀中地区发动的武装暴动，在阜平、灵寿交界策反24军的暴动，以及在冀南邢台一带组织的游击战争，都是由于经验不足或区位不当而带有某种盲动色彩的话，那么，这一次在冀西利用有利地势和群众条件，并综合考量了附近井陉、阳泉的矿工及东北军沿平汉线驻防的情况，旨在发动武装斗争以策应红军北上，建立以太行山为依托的华北前线抗日基地的做法，确是颇具战略眼光的。尽管囿于当时的形势，他们的斗争对象虽只能是山区的武装地主和国民党日伪政府，但又有谁能够否定这民众觉醒的意义和其在全国抗日洪流中的影响。
平山的党组织从开始建立起，就十分重视武装斗争。以武装的形式保护党的存在和主张，促进党的巩固和发展，这正是由于大革命失败之后建党的觉悟。回顾一下这段并不复杂的历史就可看出，从1932年，开始搜集零星武器，到1934年冬季在党内进行购置武器的捐款动员，早于北方局特派员现身之前，在武装斗争问题上，平山的党组织就已经完成了由重点目标保卫到组织整体进攻的思想转折。关于这一点，于光汉、李法庄和栗再温在1934年冬季最初的接头和蹉商中，都付出了许多心血。只是后来随着事态发展，于光汉随其组织关系留在了直南特委并一度被捕入狱，李法庄因不满个别人的兵痞习气被张惠森斥为右倾而未能到位（张对李的这种看法，其实早已有之），栗再温虽也在好人坏人问题上有诸多疑虑，但经北方局一再敦促，只有仓卒上山与狼共舞了。选人的问题是个关乎成败的大问题。那位平时说话做事都很“愣”的张惠森，在1935年短短的半年当中，先是代替李法庄赴直南汇报，后又两番接待北方局特派员，终于如愿以偿地走上历史前台，当上了直西特委书记、游击队长。栗再温以宣传部长出任游击队政治委员。
下口砸盐店遗址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简称“红军游击队”，初建于1935年5月，到7月份，除本部机构、人员落实编制以外，还在西部山区一些重点村庄建立了游击小队，并普遍建立了“穷人会”作为外围。这年夏秋时节，他们先是武装发起抢青斗争、秋收斗争，在险溢河、古月河、甘秋河同时发动，一夜之间抢收了地主的庄稼分给穷人；又在游击队的保护下，在霍宾台发起锯树斗争，将该村地主100多棵大树卖到了井陉煤矿；他们还发动群众集体到地主家里借粮、借钱，范围涉及蒿天河、险隘河、文都河、古月河、甘秋河、温塘河沿线的几十个村庄，在解决穷人生活困难的同时，筹措了游击队的活动经费，让人们看到了组织起来开展武装斗争的力量。其中规模较大的一次活动，是将游击队分了八个小队，武装保护30多个村庄的400多名穷人会员，分掉木盘村一家地主的80多石粮食及部分浮财，并焚毁了地契文约。在迅速开展的斗争高潮中，红军游击队由最初的10多人发展到40多人，枪支由五六支增加到30多支，分散在各村的游击小队也已有60多人，穷人会员达千人以上。每逢较大的武装活动，都由特委和县委做出部署，当地村乡的游击小队和穷人会员共同参与，同时还得到了县城附近党组织的密切配合。他们的任务主要是切断通向山里洪子店等地的电话线，在出城的交通要隘处，锯倒一些大树设置路障，以阻止敌人出动骑兵进山围剿。
冀晋交界的游击队活动，首先引起盘踞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的警
|
关闭窗口
